涅曼案件 作者:[苏] 弗·鲍戈莫洛夫- 第74部分

　　在叶拉托木采夫的军人证中偶然发现的伤病员诊断说明书是他安尼库申春天也曾经住过的那个医院发的。当时医院位于维亚兹玛市，后来随着不断向前推进的方面军搬到了利达市，同时把一些准备返回部队的、正在康复的伤病员也运往利达市，所以，证明书中写的一切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安尼库申是六月中旬出院的，而叶拉托木采夫则是一个半月以后出院的，他们住的病房不同，但在伤病员诊断证明书中映入眼帘的却是完全一样的，很有特色并故意使人无法模仿的医院院长、中校军医库吉诺夫的签字。

　　由于巧合，他们二人的伤势也有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右胸腔外伤，都有外伤性气胸症，区别只在于：叶拉托木采夫是弹片造成的外伤，而安尼库申则是被冲锋枪子弹打伤的，而且四颗子弹中的一颗留在左肺尖中；动手术时，医生未能取出它来，也许是因为它离锁骨下动脉太近而没敢取，现在正是这颗倒霉的子弹使他丧失了返回前线的可能。

　　至于说安尼库申并未见到过叶拉托木采夫一事也并不奇怪，因为在四个病房里住了大约一千人，而且第三外科病访占用的是另一栋楼房。

　　安尼库申是认识叶拉托木采夫说的那个第三外科病房主任洛佐夫斯基少校的。洛佐夫斯基是列宁格勒有名的外科医生和音乐迷，据说，他甚至在动手术时也要哼哼呀呀。

　　几乎每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他都在自己病房的食堂里放一小时的古典音乐，他用的是自己保存的唱片，其中有夏里亚宾和索宾诺夫以及其他著名歌手主演的歌剧中的咏叹调。

　　安尼库申一得到可以起床的允许，便每场必到；他还记得，那个胖胖的、秃顶的、留着山羊胡子和满头黑发的洛佐夫斯基当时是怎样坐在角落里欣赏音乐，合着节拍地摇头晃脑。

　　当然，提及洛佐夫斯基这个姓名也好，院长的这个令人难忘的非常特别的签字也好，这些对安泥库申来说极其可信的细节对阿廖辛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概也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在检查证件过程中，安尼库申似乎发现了这位反特局军官的真正面貌：这个人水平不高，头脑迟钝得令人作呕，检查证件时念着证件上的文字，象个识字不多的人，他甚至连掩饰一下自己的糊涂性格也不会。他一会儿把人家的证件拿到手中，却突然未加检查就还给了人家（由两次还把证件还错了对象），过了一会儿，似乎又想起了什么，跟人家又要回了这个证件，接着就重新还给了对方。他总在重复着的一些话，如“您知道”、“您明白”、“这个”、“那个”、“就是说”，暴露了他这个人语言贫乏和思想僵化，在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看完一个证件的这段时间内，安尼库申可以非常仔细地检查完三个证件。

　　在开始检查证件之前，阿廖辛这个人并未给人以愚昧无知的感觉，这是很容易解释的。从树墩那个地方出发，他一路上讲的话也好，在林中草地作的指示和训话也好，都是重复别人说过多次的套话，是他已经重复说过几十次的话。而且，安尼库申一直在想自己的心思，他一直在想着列娜和今晚即将举行的新年宴会，因此，他只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听他讲话，只是为了弄清自己今天应负的责任而听他训话，不言而喻，他并未仔细分析他的讲话。

　　但是，现在却要求你动脑筋，要做出判断了，因而他那整个贫智的真面目便暴露无遗，阿廖辛那套荒唐的顽固性格也原形毕露。安尼库申知道，这种人是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从来不承认他对别人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

　　次要的证件，诸如被服证、薪金簿、配给证、免费乘车证和各种证明，在警备司令部里和巡逻队检查时也要看一看的，但只是在发现主要证件有某些可疑之处时才看。

　　眼下，这几个人的军人证件和出差证明都没有问题，照安尼库申看来，没有任何必要检查他们的其它证件，因而他也不准备检查这些证件，当阿廖辛一个人开始检查次要证件时，安尼库申便乐得清闲一会儿。

　　要求对方出示党证……这种做法对警备司令部军官来说一般是不允许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提出这一要求，而且还要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才行，所以，安尼库申连摸也没摸一下党证。当阿廖辛连眼也不眨一下就打开党证并开始检查时，安尼库申从旁扫了一眼并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叶拉托木采夫是四二年十月入党的，这正是国家处于也许是最困难的紧急关头。

　　对于这样的军官，一个有卓越贡献的前线军人，对于这个可以说是用生命保卫了祖国的人和莫斯科保卫战的参加者（对安尼库申来说，这是他最热爱的城市），阿廖辛竟然依旧表示怀疑，而且，看来还打算继续进行搜查……这种行为使安尼库申越来越不耐烦，他不能同意这位反特局军官的所作所为，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愿望，或者说一种要求，他要表示一下自己的不满，很想说出自己对发生的这一切极不赞成的话来。

　　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对他和他的已经牺牲了的弟弟说过，每一个人首先是对自己负责，因此，他是自己的最高审判官。父亲教导过他们，在需要独自做出决定的复杂情况下，苏维埃人应按照自己的良心和信念行事。

　　在战争时期，安尼库申在一切情况下都遵守这一教导，而且最后证明他总是对的。

　　能够说明父亲的教导是非常正确和英明，而且给他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事例是两年前发生的。记得，当时国难深重，红军在不断地战斗中已经伤亡过半，但它仍在拚命抵抗，为了守住每一个阵地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它边打边往伏尔加河一带撤退下去。

　　德军把他们的步兵师分割成了几个小块儿，安尼库申和一百五十名左右同营的战士们被敌人围困在草原上的两条公路交叉处。

　　他在这些官兵中，从职务和军衔上算是第二位领导者，于是，他与兄弟团的一位久经沙场的大尉急忙指挥官兵们组织防卫阵地，这位大尉在战争的第一年就获得了两枚红旗勋章，而当时是很少有人获得这种勋章的。

　　尽管大尉的头部和肩部受了伤，但在战斗环境中，他依然精力充沛，头脑清醒，指挥作战非常出色，他的英勇和冷静真可谓以一当十。经过几小时的并肩战斗之后，安尼库申简直爱上了他，并感激命运之神在这困难时刻使他遇到了这样一个人。

　　他们相互发誓决不后退，决不活着离开阵地；战士们开始挖战壕，他们知道，对于多数人来说，这将是最后一次战斗；当他们挖好了一人高的坑道时，晚上通过无线电话接到了完全出人意料的命令：步兵时各连队官兵必须放弃一切无法携带的武器弹药，避免与敌人交火（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以急行军的速度，立即向东，往伏尔加河一带撤退。

　　看来这一切都很清楚，不需要费什么脑筋，但是，安尼库申经过短时间的思考之后对大尉说，没有师长和参谋长亲自签署和盖有图章的书面命令，他和他所属的那个团的全体官兵决不撤离阵地。

　　大尉试图说服他，骂他是个形式主义者，指责他说，在他看来一张纸比保存一百多人的性命还重要，而且，他将因不服从命令而被枪决。他们坐在战壕里，浑身是土，为了不使战士们听见，他们尽量小声地争辩着，一直辩论到两个人都口干舌燥了，但谁也没能说服谁。半夜过后，大尉集合了自己的人，向他们做了指示，利用夜幕的掩护完成了安尼库申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神不知鬼不觉，一枪未放地把一百五十多人从德寇身边带走了。

　　安尼库申是在一位高级军官的家庭中长大，参军以前他就知道“上级的命令对下级来说就是法律”，他还知道，一切命令都必须“无条件地、准确无误地按时完成”。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已见呢，他为什么要实际上是擅自行动呢？……这首先是因为他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其次是因为他懂得，两条极其重要的公路交叉点对正在尽管的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要尽力不让敌人深入国土。何况师部的命令不仅仅同他个人的信念相对立，这一命令与国家正处于艰苦时期众所周知的国防部部长第二二七号这个极其重要的命令也大相径庭。在这不久以前，安尼库申同其他军官一样曾两次读到过这个命令：一次是在连队里，另一次是在司令部的掩蔽部中，而且读完以后还签了字。斯大林签署的这一历史性的文件的个别句子他都背下来了：“必须为保卫每一个阵地而流尽最后一滴血……要坚守每一存苏维埃土地并战斗到最后一人……”

　　第二二七号命令的内容可以简明扼要地归纳为一句话：“寸步不让！”或者“死守每一寸国土！”……这一命令实际上是禁止后撤，它完全符合安尼库申的信念，因而这道命令也是他同荣获两枚红旗勋章的大尉进行争辩的主要依据。但是，大尉也回答回答得很有道理，他说，在部队中应该执行的是最后下达的具体命令，即使这以命令与以前的各次命令相抵触。大尉说，他们的任务不是大发议论，这些事情有上级替他们思考，他们这些人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至于安尼库申提出，只有收到师部两位首长签署的、有图章的正式书面命令时他才同意撤退一事，在当时完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他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他既不是官僚主义者，也不是形式主义者，不过，这种下达关于撤退的绝密命令的方式（通过无线电话公开发出命令），使他很不理解并表示怀疑，对这一点，大尉很清醒地、完全有根据地解释道，在已被优势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必须立即销毁一切密码本，师部已经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事先已向他打过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