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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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弁言（1）
想不到能够活到80年代。死生有命，一也。几十年来，人为的动荡断断续续，今日不知明日将如何，二也。但是究竟已经活过来，本之《颜氏家训·涉务》（今日务实）的精神，应该多想“现在当下”，比如鲤鱼增产，街头的售价降了，就不失时机，买一条，红烧，佐以白酒一两，之后，腹充充然，心飘飘然，倚枕睡一大觉，能梦见周公，好，退一步，能梦见意中人，也好或更好，再之后，醒，击壤而歌“帝力于我何有哉”，岂不甚妙。妙，或说妙理；可惜是我知之而未能完全奉行。为什么？是我天机浅（《庄子》语）和修养差，有常乐我净的弘愿而终于“未免有情”。情的重要方面表现为恋慕。恋慕什么？说不胜说，有些还不便说；只说其中的一类是自己的过往，包括接触的种种中的一切可怀念的。语云，秀才人情纸半张，于是由80年代前期起，就以记忆中的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为题材，写了若干篇怀念文章，并陆续集为《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出版。三本闲话之外，因为老了，血气既衰，其他不会，只能以涂涂抹抹消磨长日，也就写了些别的。所有这些灾梨枣的，我有自知之明，虽然意不在帮忙帮闲，却总是不值大雅一笑。可是意外，有的人行“君子成人之美”的圣道，有的人顺世风，眼一扫堆堆就评价，竟至有人说颇有成就。正如其他人一样，我也有些关系近的人，依常情，也就喜欢听这灶王老爷上天的好话多说。其中有的还不停止于喜欢，如时风之遇喜庆事总想大办，就劝我趁笔还能动，及时写回想录，并说，推想会有人肯印，有不少人会喜欢看。肯印，喜欢看，是我将有所得。也是圣道，像我这年岁，要“戒之在得”，应该如何对待这善意的规劝呢？我一思再思，未三思，就决定一反圣道，接受，写。
一思再思，都思了什么，竞走向胆大包天？是思了以下这些。先说个我视为轻飘飘的，愿意写，是不是想捞点浮世之名。因为写回想录的都是名人；已经成为名人的，像是有义务写回想录，以便想看的人不至失望。我是常人，对于“人过留名”，是既不想过于热，又不能过于冷。这是由于理和情之不能协调而又都有不小的力量。理来于一种哲学，具体说是《列子·杨朱》篇所说：“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情来于不能不在常识中生活，而常识，总是觉得有名比无名好，名香比名臭好。这样，一边是理，一边是情，我处在夹缝中，对于名，处理办法就只能是我年轻时候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私立学校对学生所惯用的，曰去者不追，来者不拒。指实说是写回想录，拿笔之前，名尚未来，不追；写成之后，名也许来，不拒。总之，用俗话说是有一搭无一搭。以上算所思之一。然后是其二，由半心半意转为积极，是也颇想写这样一本。动力与写负暄几种闲话中的多篇文章相同，对于过往，多有怀念，任其湮灭舍不得，于是情动于中就愿意形于言。而过去的言，大多是以身外显身内，又零零碎碎，有如街头摊上吃小吃，比之过屠门而大嚼总是差得不少。写回想录就变为现身说法，而且要原原本本，因而情动于中的情，连带事，就可以全盘托出来，大过其形于言的瘾了吧？过瘾，仍是由情出发，说服自己会有大力，说服人就未必然，所以写，最好是还能够找点别人听了也会首肯的理由。于是搜索枯肠，居然就找到两种。其一是造反性质的，是过去希有甚至没有的，我们也未尝不可以使其有，或干脆说应该使其有。我们是住在人有各种分别的社会里，如有的人能够发号施令，多数人不能；有的人出门乘自用车，甚至飞机，多数人不能；等等。但这类事情上不好造反，理由用不着说。至于另外一些事，我们就大可以引基督教义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佛门教义诸有情都有佛性，为护符，说少数人如此这般的，多数小民也未尝不可以如此这般。话归本题，回想录就正是这类事，试想，街头巷尾的赵大爷和钱二奶奶，碌碌一生，也有情，经历不少事，如果通文，也能写，为什么就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意写出来？而且，如果写出来，其价值和可读性就一定不如出于名人笔下的吗？再退一步，假定确是不如，至少我想，既然人在受生方面是平等的，任何人就都有为自己的生涯留些痕迹的权利，所谓争取不与草木同腐是也。这样做，是街头巷尾的赵大爷、钱二奶奶之流凭己力挤入“本纪”“世家”或“列传”，所以是造反。我呢，不能如陈胜、吴广之揭竿，却也想摇笔，造一次反，并希望名不见经传的士女起而效尤，以扯断非名人不得写回想录的枷锁云云。理由之二是另一种来于“观我生”的奢望。我，上面说过，天机浅，遇人遇事未免有“情”，又生性喜杂览，喜胡思乱想，因而内则自省，外则有见有闻，就未免有“意”，二合一就成为分量不轻的“情意”。这情意是私有的，但其来源，就小范围说，人都是肉长的，就大范围说，同处一时，同处一地，曾经同呼吸，共命运，一人的欢笑和血泪，总有不少可以供其他人参考的吧？这奢望也给我壮了胆，所以决定写。
已经决定写，接着就不能不想到有没有困难的问题。当然有，而且不少。思涩笔拙，是任何动笔时候都跟着的，可以不算，此外还可以想到三种。其一，写过往，这过往只能存于记忆中，而不幸，我的记忆力是非常坏的。这也有来由。一是得天不厚，比如与我的同学张政烺先生相比，某说法，他能告诉你在某丛书中某书的若干页，这某书，我也许同样看过，通常是连里面讲些什么都记不清了。上天吝啬，人力终于难得胜天，只好认命。更不幸是还有二，也许由于饥寒吧，我三十岁左右患一种名为贫血的病，据一位病友说，这种病是必致损伤记忆力的，若然，连续几年，我仅有的一点点储藏旧事的能力还能剩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记忆的库存少兼不清晰，我非巧妇，要为无米之炊，煮成熟饭就太难了。其二，当然，想写，是自信记忆的库存里还有一些剩余，但这剩余，都是些家常琐碎，值得摊出来，让过往的行人看看吗？写，印，卖，至少是理论上，有低要求，是使读者感到有兴致；有高要求，是兼有教育意义。这就使我面对记忆中的琐碎，不能不考虑：一；总的认识，能不能使读者有以上说的所得；二；实行时分辨，哪些是合格的，哪些是不合格的。认识，分辨，都要想得比较深，比较远，以及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显然也就大不易。其三，事无不可对人言，是某道学家的自豪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今代的门面语，事实经常不是这样，所以拿笔写所记忆，就躲不开这种难。盖总的说，人生于世，就不能不管世故。分着说呢，有三种情况，都不宜于信笔直书。一种是与高位的人或说政治有牵连的，比如某种情况可以称为功德，说是都来自某某的伟大，就会换来皆大欢喜甚至利禄，反之，某种情况可以称为祸害，直言，说应该由某某负责，就不只不行，还会惹来从重从快的处罚。另一种是，人多多少少都不免有些个人迷信，如男士，誉为才如曹植，貌比潘安，女士，誉为环肥燕瘦，高兴；反之，如说某男士无才无学，某女士貌仅中人以下，就轻则不高兴，重则勃然大怒。这就可见，知人论世常常离不开褒贬，可是褒容易通行，贬却违碍很多。如果拿起笔，冒上心头的是贬，如何处理呢？显然就不得不在诚和世故之间徘徊，也就是又会碰到难。还有一种，来自传统加世风，牵涉的面广，就更难办，不写，等于把最重的情意抹掉，写，读者依世风，尤其相关的人，会感到不安然。这种进退两难，昔人是用躲闪的办法解决，如陶渊明写，“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闲情赋》），秦观写，“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满庭芳》）。可是写回想录就不能效颦，因为体不同。诗词歌赋容许创造，创造者，事未必有，也就不要求指名道姓。换为回想录，就成为事必有，也就不能不因事而想到行事之人，世之常情是心照不宣，如果换为心照之后而宣，岂不成为离奇？现在当下，诌文，离奇还是不妥的，那就只好，或学文殊师利之应对维摩诘，“无言”，或学晋人之写杂帖，只是轻轻点染，就是这轻轻中，也是情意多而事少。这是原则，至于碰到实况，笔如何闪转腾挪，还不免要遇到困难，只好走着瞧。
《流年碎影》 弁言（2）
困难摆了一大堆，如果不肯或不能知难而退，就要想办法，从多种障碍中挤过去。这办法还可以分为退和进两个方面。退的表现之一是写经历，不求全面。这有多种情况，比如事过于细小，不值得输入见闻；事以常情衡之未必小，却是自己看来宜于抹杀的；还有些，事不小，自己甚至认为应该写，可是相关的人认为宜于抹杀的：就都知而不言了。退的表现之二是写观感，适可而止，就是说，为了迁就世故，想的是十个，也许只说五个，想的是一斤，也许说的不足五两。退的表现之三是不少内容，安于影影绰绰，因为在记忆的库存里就是如此不清晰，到笔下变为清晰是不可能的。这样一退再退，关于写法，效史书的编年体就不合适了，只好由制艺中找个妙法兼名称，曰“小题”体，即人也罢，地也罢，事也罢，以至哭也罢，笑也罢，只要认为有关的什么可写，就以之为题，拼凑成篇，其他题外的，虽同样实有却从略。以上是退，由于必须适应诸多客观条件。但是老骥伏枥，还可以志在千里，况老之人乎，总以也不忘进为是。如何进？记得将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