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些。所图是，姑且看做乐趣吧，有一点点，究竟比零好一些。买了，当然也喝了，是不是感到“此中有真意”？估计是即使有也不多。所以过了节，食堂酒未卖完，出通知，说愿意买的还可以买，张志公买了，我就未买。真是法治，其下人人平等，并依法量刑，张志公买两次，判为批斗，我买一次，判为写检查。精于情理学的读者会问：不是规定谁都可以买吗？这容易答，因为这个洪炉里无情无理，许你喝，喝了算犯罪，你也只能服罪。幸而这样的检查措辞容易，不过是，如此如彼，证明我未抓紧改造云云，平平安安地过去了。
最后说一种，大概是大张旗鼓地反五一六、批斗五一六分子的时期吧，接到命令，要交代、揭发。这里的困难又不少。我，如前面所说，一直把文化大革命看做闹剧加恶作剧，轻视，厌恶，但怕。应付之道是退缩，万不得已就演戏，充当龙套。五一六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况参加乎？所以让交代，就连八股也不能作。战术要改为明哲保身，自己未参与，实事求是，说，写，都是与他们无干。这样，交代走过去，还有揭发，也许有所见或所闻吧？这回的困难是双料的。不知，不能强不知以为知，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假定有所知，我一生不在背后窥人隐私，打小报告或告密，以求用别人的血换得平安或往上爬，就是在干校为奴也决不破例。这样立身处世，不敢高攀德，只是说性情，我一向认为，挨打容易打人难：挨打，用不着自己努力；至于打人，我是不管怎样用力也举不起手来。在强调斗争的社会，这是落后思想，所谓改造，思想项目中是否包括这一项？如果包括，很抱歉，我只能说，改不了。也就本此顽固，也因为实在没有什么见闻，命令揭发，未能报命，居然也过去了。
就这样，上干校，“老学庵”，课程的门类不少，结业，成绩如何呢？仔细想想，值得说说，也就值得听听的只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更加确信，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没有任何人有改造别人的权力（触犯刑法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要另案处理）。而如果竟能够这样，则人生的旅途就不会像在干校那样艰险了。
《流年碎影》 批斗再而三（1）
不记得什么人发的高论，生而为人，过世间一场，生活经验可贵，越丰富越好。对于这样的高论，我只能接受一部分，或一小部分。因为生活经验无限，其中有不可能的，如泥做的就难得尝尝分娩的滋味；有过于难忍的，如受苦刑之类。但是，我所举的这两类情况如果开除出去，而生活之道属于常人，即不修道（为道日损），不学佛（好事不如无），我想，那位的高论也不无道理。认为有理，信受奉行，对于千奇百怪的可能的所遇，可意的，如成为某外国的某市的荣誉市长，不可意的，如掷笔下海，不仅未能发，反而连吃饭也困难，我们就都应该欢而迎之吧？也就本诸这样的信受，回顾干校的生活，对于受批斗的再而三，也许应该说“有时”吧，我觉得，经历一下也不坏。以下说经历，记得共三次，至少是现时，情绪中是兼有欢乐的。
兼有欢乐，原因的一部分是，已经变大革命初期的暴风雨为和风细雨，比如变露天为室内，变喷气式为只是略低头，颈项上不再挂牌子，都是。时间也大缩短，因为安排在早饭和上工之间，“胜利”结束之后还要劳动。三次都是由排长姜君主持，推想举行这样的会也是他决定的。至于决定之前，谁报告这“阶级斗争新动向”，就只有天知、地知、那位具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才并乐得使其才的人知道了。
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对于某种行事的定性判断，批斗我，事当然是我做的。那就由事说起。第一次，事是挑水，绞水之桶掉在井里，捞而未得。井是园艺队留下的有大用的设施，在食堂和锅炉房的东南方，一个比平地略高的平台之上。井为砖壁，上小下大，水面直径约有三米。井相当深，估计有十几米吧。井口上安装辘轳，为的可以比用手提省力。不知道为什么，井绳与水桶连得不紧，因而有时候桶就脱了钩，掉在水里，沉到井底。备有捞的工具，记得是一根木棍，一端连缀许多铁钩。但井底面积大，用铁钩搜寻要碰运气。运气好，转一两圈就钩在桶的铁梁上，因而一拉就上来。运气不好，也许桶的位置不合适，就无论怎么用力，长时间，它硬是不上钩。挑水，非定职，时间稍长的，几乎都掉过桶，并经历过打捞的失败。轮到我，小心谨慎，但终归主观不能改变客观，记得掉过两次。第一次走运，没有费大力，桶就上了钩。第二次不走运，用钩怎样旋转，还有好心人来帮助旋转，终于是空空如也。不能不急，因为还要供两地用水。不得已，只好领个新桶，不再捞。可能就是次日的早饭之后，排长姜君通知，上工前到某宿舍去开会。入场，看许多校友已经围坐在周围，让我立在中间。我也是受过新时代的洗礼的，当然知道这是要做什么，于是立正，低头，静待。排长先发言，大意是，我挑水，桶掉在井里，不用心捞，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所以开会批斗，以扑灭这种新动向。以下校友（不算我，应该称为战友）发言，踊跃，理直气壮，甚至大声疾呼，都用颠扑不破的逻辑，证明水桶落井，不用心捞，确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很必要。我呢，事后梳理当时的心情，觉得值得写而存之的有两种。一是感谢。原因可以分为两项。一是虽名为批斗，却批而未斗，因而与我的军训班友何其芳之所受相比，还不少温暖。二是只要求我听而不要求我说感受，我就可以毫无困难而过关。如果让说，必左右为难：左，学梁漱溟，背诵《论语》成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我不敢；右，难道我也承认桶落水，急而无可奈何，是阶级斗争吗？再说心情的第二种，是可惜。具体说是可惜未录音，因为会上的高论都是超过《钦定四书文》百倍的妙文，理应保存，限于我自己，如果不早归天而有闲，也会想再听听吧？且说这可惜的心情，近年来还加了码，由录音上升为录像。如果录了像，又如果巴金设想的“文革博物馆”能成为事实，则这样的录像，入了馆，以其“古来稀”的优越性，总可以归入上品之档吧。
第二次批斗，事是1970年清明节起，连续几夜，看了彗星。这彗星名叫白纳特，是80年代中期北京天文馆的湛穗丰女士告诉我的，也许还告知它光临的周期，不记得了。与哈雷彗星相比，它是小字号，可是以视觉为评断的标准，它就成为大字号。我生于1909年年初，由得见哈雷彗星说，正如吴祖光先生笔下所喜写，是“生正逢时”。1910年它光临，我赶上了，只是可惜，非神童，没有留下丝毫印象。七十六年之后，即1986年，它又准时光临，我仍食息于人间，可惜它未横陈，想看，要借助天文望远镜，我懒散，竟交臂失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所见彗星，仍以这位白纳特最体大，最明亮。是在干校接受改造时期，记得是清明时节，已上床入睡，听见茅草房外有人喊“看彗星”。同屋的人都起来，我一向对于天体有近于惊异的兴趣，当然随着起来。走到院里，见一个有人体那样粗、长一两丈的白亮白亮的像横在东南方的半空中，真叹为希有，因为希有，又想知道它的变化，就连续几个晚上，上床前都到院里望一望。印象是，觉不出有什么变化。事后才知道，这晚上到院里望望，也有先进人物跟踪，汇报。然后是上纲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对付之道，当然又是批斗。也许是借了彗星之光，对于批斗，我偏爱这一次，所以前若干年，还写了一篇以“彗星”为题的小文（收入《负暄续话》），描画批斗的场面。为偷懒，做一次抄袭自己的文抄公。下面一段就是这样移过来的。
万没有想到，这与天空希客的几面会引来小小的麻烦。这也难怪，其时正是四面八方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时候，像我这样的不得不快走而还跟不上的人，当然是时时刻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想在身上发现“新”不容易，而这位希客来了，轻而易举就送来“新”。上面说“吾从众”，这“众”里推想必有所谓积极人物，那就照例要客观主义地向暂依军队编制的排长报告：某某曾不只一次看彗星，动机为何，需要研究。排长姜君一贯嫉恶如仇，于是研究，立即判定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后当然是坚决扑而灭之。办法是惯用的批判，或批斗。是一天早晨，上工之前，在茅茨不剪的屋里开会，由排长主持。我奉命立在中间，任务是听发言。其他同排的战友围坐在四方，任务是发言，还外加个要求，击中要害。所有的发言都击中要害，这要害是“想变天”。我的任务轻，因而就难免尾随着发言而胡思乱想。现在回想，那时的胡思乱想，有不少是可以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的，如反复听到“变天”，一次的胡思乱想严重，是，如果真有不少人想变天，那就也应该想一想，为什么竟会这样；一次的胡思乱想轻松，是，如果我真相信彗星出现是变天的预兆，依照罗素的想法（今注：他在一篇小文《论彗星》中说，昔人相信彗星出现与世间的大变动有关，是天人关系近，今人不信，天人关系远，是退化了），那就是你们诸君都退化了，只有我还没有退化。这种诗意的想法倏忽过去，恰巧就听到一位战友的最为深入的发言，是想变天还有深的思想根源，那是思想陈腐，还相信天人感应。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那时候是怎么想的，也许有哈雷、牛顿、罗素直到爱因斯坦在心里煽动吧？一时忍不住，竟不卑不亢地驳了—句，“我还不至于这样无知！”天下事真有出人意料的，照常例，反应应该是高呼“低头！”“抗拒从严！”等等，可是这回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