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珩。也是冯庄人，住在村东头，村里人称为韩老，推想是大排行居末。面黑，大个子，我的印象，就是高跷会扮棒子和尚，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位。我们原来不认识，是我背着粪筐转到村西，路上遇见他，也背着粪筐，他先开口，才结识的。他通文墨，也许真就“臭”（难闻之义）味相投吧，明显表示愿意同我亲近。以后就来往很多，十之九是我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有个宽敞而安静的家。他有儿子，在一起住的却只是老伴，虽然年已古稀上下，还看得出来，二九年华时正是《诗经》第一篇说的“窈窕淑女”。他很少留我吃饭，原因很明显，是没有什么可口的东西端上桌面。我回乡几次，常见面，见面多谈，相互理解，甚至可以说有同好，是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相知关系，我回北京的时候还通过信。但终归如古诗所说，“去者月以疏”，进入80年代，也是渐渐断了音问。他年长于我，现在还能与迟暮的窈窕淑女，对坐喝稀粥吗？
《流年碎影》 乡党（2）
王树棠。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河北屯镇前街的人，长于我两岁。念完小学以后，近半个世纪没有交往，我还乡，到镇上赶集遇见，像是时间真就能倒流，立即恢复药王庙厢房教室的同桌（据他说曾同桌三年）关系。他为人罕见的厚，念旧，知道我被动还乡的情况，认定我孤苦无依，（心里）毅然把照顾我的担子担起来。他有老伴，三个女儿都已出嫁，经营房前的一个小菜园，生活不富裕。可是凡是他有的，粮食、菜蔬、调料，等等，都给我。镇上只有一个公家的肉铺，卖肉的是他女婿的弟弟，我有时吃些肉，都是他去买，买回来并给切成合用的碎块。我到镇上，视他家为暂驻之地，到饭时就对面吃（依农村旧习，妇女不上桌面）。又因为他的关系，我交了不少镇上的朋友，得到的帮助（心的，物的）也不少。总之，我回乡以后，不久，心里就觉得又有个家，有困难，关系不大，王老哥必能分担。1976年起我不再下去，我们还不断有书信来往。其后我恢复工作，有了微薄的收入，逢年过节，就寄给他一些钱，数目不能大，也只是表示，我同样未忘旧而已。是80年代前期吧，收到他家里的信，说故去了。又十年过去，我情况好一些，很想多寄给他一些钱，以期他能够食有鱼，可惜他已经墓木拱矣。
李世杰。镇上北头（靠北的一条南北向街）的人，稍小于我。知识分子，曾教镇立小学，告退家居。也许熟悉我们弟兄之名吧，听说我还乡，常到镇上，就到我常落脚的地方等我。见到，像是久别重逢，长谈深谈之后，还约我到他家里去坐，泡清茶，叙心曲。住一个长条院子，前部种庄稼：有田野之趣。家里只老伴一个人，也是高个子，脚过于小，几乎站不稳，虽然也客气，却少说话。他是诗书门第出身，年未老而报废，心里难免有些愤懑，也就愿意向我这他视为有较多学识也报废的人倾吐。总之，就说是同病相怜吧，我还乡几年，我们相聚畅谈的次数不少，当然也就相互引为知己。记得是1975年9月初我最后一次离开乡居，行前他把家中旧存的一个手卷的卷尾送给我，还拿一张玉版宣裁为对联的纸给我，说何时有兴致，给他写一副对联，他装裱后挂。我感激他的盛情，诌一首歪诗留别，词句是：
退隐陶公韵，慵游季子（苏秦失意而归）家。荆扉稀辂马，桂圃植桑麻。把麈闻清话，擎杯呷苦茶。相期新岁后，酌酒看春花。
诗是写实，希望次年再会面也是大实话，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为永诀，因为此后我没有回去，地震之后不久，他老伴病故，他精神不能支持，到天津投奔他儿子，不久也从老伴于地下。那副对联纸乃民初旧物，我未敢在上面涂鸦，“佳”物利用，烦启功先生椽笔一挥，写我的集《古诗十九首》之联，曰“立身苦不早，为乐当及时”，权算作与他相聚数年的纪念吧。
王勤。我们村西二里赶庄东南角一个小村肖庄的人，小于我六七岁。可能由于一生未吃饱饭，不能发育，小个子，神情显得落魄而可怜。住村子中间街北小土房两间，房前种枣树两棵，既无院墙更无院门。室内当然不会有主中馈的。总之，在我的同行辈里，考穷苦，他必永远居榜首。我成年以前，我家在肖庄东头向南有田二十亩，据王勤说，我来田里劳动，他常在我身边玩，同我熟识的。我还乡，西行拾粪，常经过肖庄一带，他一眼就看出是我，心情几乎是想拥抱，他不会，说亲亲热热的话，他也不会。但看得出来，他感到又见到他小时候的哥哥，这哥哥倒霉了，他应该伸出救援之手，把他的一切都给我，可是他什么也没有。——但还是给过东西，一个他自种的大茄子，二斤熟而自己落地的枣，他看苇坑，用未熟苇穗（熟则飞花）捆的小巧笤帚。他身体不佳，多病，我给过他药以及挂面之类的食品。他没文化，又过于穷，连见到我都感到坐立不安。但不能忘小时候义气，到我身边，总愿意多呆一会儿，纵使不会说什么。我也同他近，每次回京都到他那里告别。1975年9月作别，次年地震，其后的1977年5月，我回去一次，主要是看看斗室中什物破坏的情况，想去看看王勤，大概是听王树棠老哥说，病故，还不到一个月。回京以后，有时想到他，感到凄惨，秀才人情纸半张，写了两首题为“悼王勤弟”的七绝，小序说：“乡里总角之交，至贫，终身不娶。为人朴厚，辛亥（今注：初还乡之年）后断续乡居时多有往还。丁巳春旋里，闻其病逝才数日耳。”诗曰：
小径春深覆枣花，茅檐不葺赤贫家。斜阳挂树虚窗暖，几度盍簪忆岁华。
乙卯新秋话别离，村墟犹记泪双垂。龙（1976年）蛇（1977年）未尽君西去，絮酒生刍悔我迟。
其实，祭方面的遗憾主要还不是迟早，而是我受了西学的“污染”，不信人死后还能有知；无知，“纸灰飞作白蝴蝶”还有什么意义呢？科学知识，我们不能不接受，可是同时就失去一个多有情趣的《聊斋志异》式的世界，终归是太可惜了。
《流年碎影》 口腹之享
常说的口腹之欲，由生涯的理想一端看是小事，换为实际一端又成为大事。我近年来借了报刊上反复说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光，吃饱了。人之常情，吃饱了就理想抬头，比如读《论语》，碰到“食无求饱”的说法，就一反因大跃进而挨饿时的感觉，认为也不无道理。有时还进一步，形诸文字，对出高价偷吃天鹅肉之类表示厌恶。但是人，平庸如我，就是吃饱了，常常是实际也抬头，少数时候还抬得更高。这是说，也想吃点寒斋桌面上一时没有的。这指什么？非天鹅肉、娃娃鱼之类，而是由免于父母之怀时候起，在家乡常常或有时吃到的。这范围太大，与写还乡的碎影之文理不合，所以要减缩，只写还乡这一段吃到而今日还想吃的。写这些有什么意义？其实也可以反问一句，不写有什么意义？与其走兵家的路，抬杠，不如走道家的路，既然有兴致谈困苦中的一点享受，就任其自然，谈吧。
其实值得上口（义双关，吃和说）的不过很少几样。也要排个次序，走个人迷信的路，先谈出于自己之手的，仅有两种，曰炸酱面，曰红烧肉。都平淡无奇，但臭腐尚可化为神奇，况平淡乎？以下着重谈平淡中之神奇。先说炸酱面。神奇在炸酱而不在面；但面也要说说，因为做法还有来头。这来头是裴大哥所传，曰小刀面。做法是和面稍软，放时间稍大一些，俟锅中水将沸，将面轧成长椭圆之片（三四分厚），用刀断为手指形条，然后逐条拉为细长条，放在沸水锅里，煮三五分钟即成。这种做法，即抻面之化整为零，比机器切面有弹性，好吃。再说神奇的炸酱，用分析法，应该说，所以成为神奇，是因为酱好。酱为王树棠老哥所做，做法为我童年，镇上福源号杂货店黄师傅（能制点心及各种调料酱、酱油、醋等的名技师）所传。原料为黄豆、面粉，发酵等程序都用古法，不偷巧，不求速成。王老哥是一年做一中等缸，我掀开盖看过，酱深黄色，上漂酱油，一种难以言传的香味钻入鼻孔。我是用这种酱，加五角钱的鲜猪肉丁炸的，拌小刀面，其味之美，——如何形容？真是如佛家所说，“言语道断”矣。而乡居之时，我可以常吃；不再下乡之后，就再也吃不着了。
再说红烧肉，是乡居时候间或吃的。也是要靠王老哥，买（三斤左右），必是上好的合用部位；切为略小于方寸的块；然后最重要的，是给一些酱缸里的酱油。我还乡前，由旧邻居借个很小的煤球炉带下去，做红烧肉，就要点着这一个。也是用古法，先用沸水煮一下，然后用糖炒，下锅，水不多，火先大后小，多半熟加调料，主要是酱油，其次是葱、姜、大料、料酒、香油、白糖（最后放）。我的经验，在火上两个半小时（或略多），看锅里汤已不多，成酱色粘液，即可出锅。味道呢，是醇厚而不油腻，与北京润明楼的红烧肉条、同和居的黄焖肘子、恩成居的扣肉等相比，我的小煤球炉炖肉（家乡之名），可说是“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吃过炸酱面和红烧肉，黔驴技穷，改为说不出于自己之手的。可以分为经常和偶尔两类，先说经常。镇上有一个公营的食堂；只一个，是因为美酒佳肴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要革文化之命，它当然就不再有活路。且说这一个，本诸“月是故乡明”的大道理，也是比干校的黄泥铺高出百倍。我最欣赏的是烙肉饼和木樨汤。肉饼是京东名产香河肉饼的做法，可能是由于加些菜，不油腻，反而比香河县城烙得好吃。木樨汤的主要原料是鸡蛋，还加些黄花、木耳之类吧，一碗才一角二分钱，可是味道，就我近年吃的多种名堂说，主观唯心论，我还是最喜欢我们家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