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免一死，何以会引来一怕？原因有两种：其一，数千年的历史经验，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这一个人停止呼吸，不再能说，局势就可能有大变动，变而且大，微弱如小民，想到自己的安危苦乐，就不能不忐忑不安；其二，之后难免要中原逐鹿，如果鹿死在那位得宠的女霸之手，可以推想，过去的隔三两年一个运动必变为一年一个运动，小民就更没有活路了。
怕，无回天之力，也就只能坐待，或起来走走，听听小道消息。是10月上旬的末尾，街头巷尾盛传，以女霸为首的四人帮，一伙许多人，都抓起来了。人人确信这是天大的喜事，用各种方式庆祝。我当然不例外，或者说尤其高兴，因为有预感，是多少年来，今天不知明天会怎么样的愁苦生活结束了。此之谓天佑下民。可是谢天会引来一个问题，是所谢包括不包括至上的晏驾？说包括，不合时宜；说不包括，不要说逮捕女霸不可能，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人敢视为浩劫，使之结束吧？
还是少胡思乱想，扣紧题目，说天佑下民。民有广狭二义，这一年的夏日，因累而未还乡居，逃一命，所佑之民只能用狭义，限于我自己；9、10月间的政场大变动，所佑之民可以用狭义，情况“且听下回分解”，却更宜于用广义，是一切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小民都包括在内。救民于水火，是孔孟（也是一切小民）心目中的最雄伟的事业，此后就可以“做”，此前呢，是连“想”也不敢想的。能做是至大，在微弱者的思维系统里，就只能说是天佑了。
《流年碎影》 终日驰车走
陶诗《饮酒二十首》的最后一首有句云：“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我以为描述世俗人的奔波劳碌，而不想究竟何所求，可说是绝妙。我借来为一篇之题，只取上半，是因为，还是就世俗人说，“不见所问津”是必然，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终日驰车走”不是必然，就像是有文章可做。非必然，意思是也可以不驰车走。这还可以分等级。上焉者提升为“道”，老子直说，曰“为道日损”，赵州和尚转个弯说：曰“好事不如无”，皆是也。一般人不能如此高攀，但也未尝不可以，出门，篱下晒太阳，入门，床上睡大觉，即走静默的路。静默，更要有本钱，这多半来于性格，少半来于习惯，性格受诸天，所以就更难。收泛论于己身，因为难，我的一生就苦于望道而未之见，知之而未能行。一生，不宜于凝缩到这一篇里说；要定个范围，是由1971年到1978年，即报废时期，除乡居一年多，另案处理以外，这样长的一段，我是怎样度过的。具体到事，乱杂，但有个共性，是未能作闲居之赋，反而终日驰车走。驰车走，可以胶柱鼓瑟解，是经常骑那辆服务多年的自行车，各处跑；也可以灵活解，是纵使不越雷池一步，也是在室中忙这个忙那个是也。
适才说，事乱杂，依作文教程，写，就不宜于流水账式，而要学新文体之“总结”，分类。分类述说之前，想减少头绪，把北京以外的活动开除出去。还乡居不算，已经说过。此外，游江南诸地，上一篇也已表过。再此外，曾往张家口小住，计有四次，曾往天津（包括再前行，往唐山）小住，因为距北京近，计有十次左右。剩下的就成为清一色，在北京，以北京大学朗润园11公寓的一间住屋为据点，外出或不外出的诸多活动。
先说外出，几乎都是入城。说几乎，因为所看之人，有些不住在城内，如吕叔湘先生和孙楷第先生住东郊，张铁铮先生和李耀宗同学住西郊，蓝文忠表弟住西南郊，远到丰台以南。入城，有内外，内大多是沙滩一带，外是菜市口。出版社的许多同事住沙滩一带，到沙滩看人，就可以一箭数雕，而且赶上饭时，必可以对坐共酒饭。到菜市口是入洪洞会馆去看裴（世五）大哥，我们关系深，数日不见，就像是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事要办，所以不只报废的几年，而是由我上北京大学到他先走往八宝山，半个世纪以上，他的住处，总是经常有我的影子。又骑车在北京街道上跑，有时经过，或略绕道经过，琉璃厂，老习惯，就进书店看看，语云，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有时也就会淘到一两本。事都是可有可无的。但这是就理说，改为就情（或即是受诸天的性格）说，就成为像是必有而不可无。人，在一个地方食息几十年，总会有多种社会关系，也就会与很多人有交往，进一步，建立了相互怀念的关系。怀念，隔些日子就想去看看，而出行一次，看的人不能很多，其结果就如我之入城，相当勤，却还是感到，有些人的门户应该去却未能去。总之，这报废的几年，在北京，时间的一少半，也许就消耗在驰车走上了吧？而礼尚往来，同行辈的，也就常常枉驾，登我之门。登门，常见是赏光，我当然欢迎，这里是算时间的账，也就要消耗不少时间。
以下说不外出，在斗室之内都干什么。由以上提及的交往顺流而下，先说写信。北京是一地，北京以外是多地，多地的亲友相加，数目一定要远远超过一地的。量大，其中有些，会有各种事要办，有更多的人有相互怀念的关系，从而有不少话要说，都不能当面，就要靠写信。信更是礼尚往来，因此，比如叶圣陶先生，我登门去看他，依通行之礼，他送至大门以外，却不登我之门回拜，而书札就不同，我去信，他必回信，其结果就成为，较之驰车走，写信虽可以不出屋，数量却更多。还会带来额外而麻烦的负担，那是惯于吟诗的几位，如周汝昌先生、孙玄常先生、王芝九兄、郭翼舟兄等，信来，拆开看，常常附有诗词之作，依臭老九之礼，就要次韵之后寄回去。总之是这方面费的时间也不少。费时间，有所得，主要是解除至少是减轻相互的挂念。——忽然想到，还有无所得的，也应该说一说。那是有些关怀我的好心人，不断跟我说，干校结业，强迫我退职的处理是错误的，我应该请求改正；不请求，自然不会有人过问这件事。我感激这样的好意，也同意不请求不会有人过问的看法，不过对于请求的效力，却仍是我一贯的怀疑主义。因为怀疑的是效力，而不是看法，我就只好写请求信，记得还一而再，再而三。反应是或沉默，或说不能改，推想原因是，主其事者还在大革命的原路上走，我的信时间过早，就不能不可怜无补费精神。何时就可以不可怜呢？且听下一篇分解。
再说一项斗室之内的活动，是杂览。杂览也是读书，不称为读书而称为杂览，是因为不像三40年代，有个大致的目的，探索一下人生是怎么回事，而是换为守株待兔式（彼时是缘木求鱼式），碰到什么看什么。或者加个小限制，是其中所讲，我认为有吸收的价值而自己还不甚了然或甚不了然的。书的来路，少数是自己所买，多数是串门遇见，借来看，看完奉还。书的分量或轻或重，轻的，也许一两天，或两三天，就看完；重的，如《爱因斯坦文集》，断断续续，就要几个月。就这样，荏苒几年，积少成多，过目的书，总数也不少。至于所得，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只好说一句自我安慰的话，开卷有益吧。
再说一项，是练毛笔字，雅语曰临池。关于这方面的活动，兼说后话，真是苦辣酸甜，一言难尽。难说，但近年也说过，而且文献足征，写了两篇，《左撇子》和《学书不成》。文的主旨是诉苦，因为情况是写得很不佳而常常不得不写。已经说过的意思不宜于重复，这里只说报废时期的练习。想练习，有远因，是上大学钻故纸的时候就喜欢法书，看了些讲书法的书。讲法大都是模棱而难知其确意，比如折钗股和屋漏痕，何所指，大概除创此说的那个人以外，谁也不知道。那就躲开这类比喻，单单求其本，所谓好，究竟指字里的什么？显然，很难答。难答是因为难明。我不自量力，想明，并设想明的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自己入虎穴，尝尝甘苦。知此理，主要是畏难，兼忙，多年来就一反王文成公的知行合一说，未拿笔（大革命中写大字报不能算）。干校结业，报废送来闲，不能学陶渊明，作闲情之赋，有时闲情难忍，才想到废物利用之道，找出笔墨碑帖以及废报纸，试试自己也写。要歌颂科技，旧时代，三家村的读书人，也习字，但几乎不可能看到历代的法书名迹，尤其真迹，现在有了影印之法，想看名迹真迹，不过走入什么店，花块儿八毛甚至毛儿八分的而已。我利用这新时代的优越性，多年以来，搜罗这类的影印本不少，说句大话，是金文、石鼓以下，够上档次的都有。于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就找出来，选某一种，陈在面前，临，追踪形态，琢磨笔法。大致有个次序，是先正楷，后隶篆，再后行草。多临少临则听兴之所至，如颜有大名，我则感到难于悟入，就写一过放下；孙过庭《书谱》写写，觉得有意思，计临了十有六过。还有的人，如米，很高，却像是无法可循，就不临，而只是看看。这样，也算曾用一些力吧，是不是也有所得呢？又是一言难尽。勉强说，对于好坏略有所知，而知易行难，到自己拿笔，总是书不成字，只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了。
最后说一项，是诌打油诗词。大概是上小学时期，就接触一些旧诗。上大学以后，念的诗词更多，也喜欢。可是没做过，语云，开头难，也因为深知有诗意，合格律，不容易，始终不敢拿笔。又是文化大革命之赐，有了闲时间，又碰巧有几位喜欢做诗填词的朋友常寄来新作，这就有如鸭子本不想上架而有人打，也就只好挣扎着上。起初的困难是两不熟，手不熟，格律不熟。格律，可以急来抱佛脚，多翻诗韵，不久就大致过了关。手不熟就要多用些时间，一方面是读，一方面是写，但渐渐，也就像是不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