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说说原委。文化大革命带来无限的荒唐事,其中一个是撤消教育部,出版社是部的直属单位,“皮之不存”,毛自然随着灭亡。但其中的人还在,只好以干校为转运站,劳动个时期,老的退,不老的分配往各地。过了几年,政局大变,要拨乱反正。单说出版社,是编印中小学教材的,当然要恢复。可是人散而之四方了,怎么拉回来?据说是主政者有魄力,下令,凡是出版社的旧人,出版社要,立刻放。于是不少旧人就陆续回来。照原来,编辑、出版等,各部门,都组织起来。可是原来的办公地点还乱而没有正,怎么办?还是靠主政者的魄力,拆平房,起高楼。楼建成之前,租饭店办公,饭店改为办公室,名不正言不顺,“必也正名乎”,也好办,称为编教材的什么会议。于是有人有地,正像约齐角色,有了戏台,就击鼓敲锣,挑帘出场,演起来。因为情况如此这般,所以我恢复上班,不是东南行,如旧日,到景山之东、老北大的第二院,而是西行,到香山饭店。
进香山饭店是后话,其前还有应该说说的,是让我回社工作,有关的人是怎么考虑的。有关的人都熟,但这类事,自己不便问,只好推断。首先是退职问题,这种退是变相的开除,让回来是起复,显然,他们认为我本无罪,受这样的打击不适当。其次是我的为人,一向以直道对人,用不着防范;工作呢,勤快,认真。也可以说有所长,文言,语法,笔下,都还过得去。可能也考虑到目前的工作,两大宗,编《古代散文选》下册和编写中学语文课本中语言方面的知识短文,以及其他一些零碎事。编《古代散文选》下册是重点,以余力做些语文编辑室的工作。说是重点,因为其中有个情况。这部书是60年代初,由吴伯箫主持,中学语文编辑室的一部分人参加,最后由隋树森定稿,主要是供中学语文教师研习,以便改进文言教学用的。计划收文范围由先秦到鸦片战争,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于1962年出版,中册于1963年出版,下册尚未编成,文化大革命来了,以致多年来未能成为完璧。70年代末出版社恢复工作,重印了上册和中册,赶编下册就成为当务之急。动手之前要组班,原来的编辑室主任王微干校结业后回他的原单位兰州大学,可是已休,还在北京的出版社宿舍住,于是请他主持。隋树森和王泗原由干校回北京,也请来参加。与上册和中册比,还嫌人力少,可能主要是考虑到这一点,才让我回来,参加这个小集团。不久分工。选定篇目,大家一齐动手。篇目定,动笔就不能一齐。多年惯例,王微是审而不做,王泗原是不愿总其成,由上册和中册顺流而下,当然应该由隋树森定稿,可是不知为什么,他说他不再担任定稿的工作,于是三面推,就把定稿的工作推到我头上。当然,定稿之前还要注释若干篇。说这些是诉苦吗?非也,因为如果没有编《古代散文选》下册的任务,我用处不大,也许就不能回社了吧?
再说说回社的具体过程。总的情况是紧凑而不很拖拉。查这一段的日记,复查办公室正式通知我干校的处理已改正,是1978年11月17日,其后六天的23日,黄光硕到我家里来,说希望我回社,参加工作。显然,这是社的主事人已经决定,他才敢传这样的话;推想传话之外还有个任务,了解一下我会不会不同意(有因多怨气而拒绝的可能)。前面多次说过,对于部和社,我一直认为通情达理,也就没有怨气,所以当即表示,我同意回去工作。其后的12月21日,我收到隋树森先生一封信,也是谈约我到社里工作的事,显然这工作是指编《古代散文选》下册。准《三国演义》之例,茅庐三顾,还欠最后一顾,是1979年1月10日,刘国正和黄光硕二位来北大我的寒舍促驾,当即商定,下周的星期一,即15日,我移住香山饭店,又过上班生活。
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机遇》,说机遇有摆布人的难以抗拒的力量。这次回社工作又是一次机遇,若干年之后回顾,感到影响也颇不小,只想说一点点彰明较著的,算做举例。依常见,分得失两类。用食蔗法,先说失。恢复工作以后,我直属编《古代散文选》下册那个老而休的小集团,行动自然就要随着这个小集团。记得总是回社不久,有个变动组织关系(即变休为工作人员)的机会,即填个表,申请仍旧算工作人员,姓名即可由退休那一本移到正式职工那一本。我们小集团曾非正式交换一下意见,王微组织关系在兰州大学,与此无关,隋、王二位认为,费一回事,将来还要办退休手续,不如取逸舍劳,我无主见,也就未填表。想不到几年之后,乱变为正,就陆续有升级、增薪之事,我们三人不在职工之数,当然就不与焉。隋、王二位关系小,我关系大。因为1956年评级(建国后三十余年只此一次),他们二位定为五级编辑(六级及以上算高级知识分子),我是七级,(最高级的)低级知识分子,月工资1255元,退休后拿百分之七十五,即94元多,不够一张大票。这里说这些,非怨言也,而是想保持一项什么记录,是由1951年到现在的90年代,级别未变,工资未变,想当是古今中外所罕见,可入记录,总是光荣吧?还要说一项光荣,是1987年初,社里客气,送我们几个老朽一顶“特约编审”的帽子,特约者,非来于上级官之点头盖印也,所谓内部粮票,今天借这里的稿纸一两行,声明一下,以期有“成人之美”之德的君子,不斥为伪劣可也。
转为说得,是收了些粮食,其中有生产队的,有自留地的,我一直认为,如果不回社,必将颗粒不收。何以这样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给公家编的,如《文言文选读》《文言常识》之类无论矣,不回社就必不能成书;就是产于自留地的,如《负暄琐话》《禅外说禅》之类,你家里蹲,等于没有组织给你作保,也必没有出版社肯接受出版。所以,正面说吧,近十几年,如果(仍是脚踏在常见上)说我还略有成就,这成就的机遇性的原因是,有关的几位开了社的门,让我走进去。
《流年碎影》 两饭店
以饭店为题,是想说说,我回社工作,由1979年1月15日迁入香山饭店起,到同年11月30日迁出西苑饭店,改为到社的新楼上班止,将近一年,生活的大致情况。
在编《古代散文选》下册的四人小集团里,我的地位比较复杂,或者说模棱。他们三位定时开碰头会,地点是原公主府西路三层大房中间那一层里,散会后各回各的家,这表明编这本书,他们是专职。我呢,是由香山饭店来,散会后回饭店,这表明编这本书,我是兼差。兼差,两地有没有主从之别呢?推想,早期,香山方面会认为香山是主,四人小集团相反,会认为编散文选是主。实际正是这样,编散文选的工作单一,却很重;香山的工作多种,选文,改文,写文,等等,零零碎碎相加,也就成为重。后期(主要是1979年之后)有了变化,因为先是隋树森不愿意担任总其成的定稿工作,接着,就在这一年的10月中旬,他患脑血栓住了医院,就变不愿意担任为不能担任,我成为编散文选的主力,语文编辑室的多种工作就只能推卸了。
香山饭店远在香山,西苑饭店在西郊,动物园以西,尤其香山饭店,离社,离我家,都不近,其时我已经扔了自行车(路远是一因,另一因为怕摔倒伤骨),所以几乎是天天乘公交车在路上跑。入城,小集团会,连续几个月,都是商定目录。时间拉长,原因有工作性质的,比如选文,就要先翻书,一个人推荐,还要交换看,入选的多了,也许要剔除几篇,总之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决定的。还有时风性质的,是多年经验,大胆不如谨慎,负责不如推托,斩钉截铁不如模棱两可,所以碰头,次数不少,定目录的工作却进展很慢。到香山,来什么工作不一定,有公家分配的,有私人求的,都是急来抱佛脚性质的,多则三五天,少则当天,就要交卷。这样,香山住将近五个月,西苑住将近六个月,生活的总的特点是反道家的,动多而静少。但回到常见,也有好处,一是不会因多闲而感到烦闷;二是头绪多反而可以生产自由,比如因什么事,或天气很坏,不愿出门,就用不着请假,因为我的尊体,是既可以在饭店,又可以在城内的。说起在城内,还想加写一笔,是流连至午,要吃饭,总是或应王公微之约,或应蔡公超尘之约,到他们家既酒且饭,现在,这二位都已经作古七八年,所谓墓木已拱,每一念及,禁不住兴起人琴俱亡之叹。
《后汉书·襄楷传》中有介绍新传入中国的佛教的生活之道的话,是:“浮屠不三宿桑下,恐久,生恩爱,精之至也。”我是常人,宿香山饭店,宿西苑饭店,都是三的几十倍,总当生恩爱,以致不能“精”了吧?想想,也确是这样。先说香山饭店,在北京有名的风景区香山的东麓,可谓得地利。我冬天迁入,夏天迁出,在那里度过整整一个春天,可谓得天时。再有,我住的时期,饭店的建筑还是照贝聿铭的设计改建以前的,平房,朴素而淡雅,住在里面,还可以联想到山水画上描写的山居景象。说起山居,又不能不想到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生活理想,是很多人,纵使身不能离市井,心却还是在向往山林。可是入山林,如《葛稚川移居图》之类所描画,又谈何容易。所以我得这么个机会,能在山里住不很短的一个时期,一直觉得是值得常记于心的一件幸事。秀才人情纸半张,为了留住这种心境,就在其时的晚春,还诌了四首五律,标题为《香山漫兴》,第四首是:
玉勒连钱马,金轮步辇车,何如烟岫里,毕世作山家。
渴饮鸡鸣露,饥餐枸杞花。恩波应浩荡,击壤胜丹砂。
就说是梦想吧,总是曾有山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