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见的人（如李慈铭）和不习见的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容易，因为要到大海里去捞针。还想兼顾自己（对文章好坏）的看法和传统所谓名篇，比如选“笑话”是求选材面广，选诗话、词话、笔记之类是觉得比重气势、内容平庸的古文好，选王荆公的《读孟尝君传》，只因为它是传统的名篇，而在“解说”中点明，文章有严重的缺点。如此，我选定篇目，交他们三位复核，他们，也许是乐得坐享其成吧，很少表示修改意见。其后是分篇目去做。有编散文选的经验，“解说”，与其分别起草，交我统一整理，反而不如我一个人写省事，于是由我一个人包。不久，觉得“段落大意”和“研读参考”也以走这条路为好，于是也由我一个人包，结果他们三位就只管注解，注完交回来，由我修补定稿。工作程序上了轨道，按部就班往前走，计由1980年晚期上路，到1984年中期第三册完成，用了将近四年，这项工作才算结束。三本书，由效果方面看，应如何评价呢？内举不避亲，当仁不让，视同药方，自信开得不坏，是用作学习文言的课外读物，或扩大，用作学习文言的自学读本，至少在当时，是最合用的。但计算效果，又不能不管服用后的情况，而这后，之前，还有肯服用不肯服用的问题。有多少人，甚至有没有人，照方吃药，结果就治好了病呢？也许只有天知道。但不问天而问人，我是怀疑主义者加悲观主义者，自己推想，恐怕情况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吧？
《流年碎影》 有关文言的工作（2）
记得这《文言文选读》第三册完稿是1984年5月，我命定不能享清福，又没有兴趣加入编语文课本的行列，就想还是单干，对付文言，已编的散文选，选读，所供应都是感性的，无妨再编一种，供应理性的，即讲文言的字、词、句等方面的知识，以求化偏为全。有了设想，立即施行，先定名为《文言常识》，然后考虑包括哪些内容，某一项内容请什么人执笔。正在考虑，想举步而尚未举步的时候，即5月之后的一个月，吕叔湘先生来找我，问我手头有什么工作。我说《文言文选读》刚编完，还想编《文言常识》。他说选读完了就好，他有编书的打算，考虑的结果，以为我合适，希望我帮他先编这一本。以吕先生同我和社里的关系，只要力所能及，我只能照办。工作是编《文言读本续编》。很明显，称为“续”，是前面还有《文言读本》。而《文言读本》还有前身，是40年代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合编的《开明文言读本》。这读本，“原来计划编成六册一套，供高中三年教学之用，但是只编了三册，没有完成计划。”（《文言读本》前言）这三册，应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要求，于1978年改编为一册，名《文言读本》，于1980年出版。因为前言里提到原计划是六册，于是有人，以及出版社，就愿意把有名无实的后三册也合并为一册出版，以完成三十年前六册一套的计划。推想叶圣陶先生和吕叔湘先生（朱自清先生早已作古）是有兴趣完成开明书店的未竟之业的，“可是圣陶先生年高体弱，我（吕叔湘先生）又杂务缠身，踌躇许久，终于征得张中行同志的同意，担任这个续编的编辑工作。”（《文言读本续编》前言）我同意了，之后是着手编。规格照《文言读本》，有不少项目，如选文之外都包括什么花样，排印用繁体字，等等，就不必考虑。选篇目是大计，主要由吕先生决定。选编的目光与常见不同，比如选《大唐西域记》和《汉书·食货志》之类，以及有些篇不加标点，一般选本就决不会这样；连我这喜欢“攻乎异端”的也担心过于难，怕读者没兴趣。我向吕先生表示了我的担心，吕先生像是未思索，就说了一句使我深受教益、终身不忘的话：“学文言就不该怕难、只图兴趣。”所谓受教益，是这一句的“文言”可以换为“什么”，照做，就必不会一事无成。但吕先生还是尊重我的意见，把原定不加标点的篇目减去一些。以后就动手起草。考虑全书用繁体字，竖排，如果还要抄清，一则找人不容易（青壮年不行），二则还要校，费事，不如起草时谨慎一些，一次就成稿。这样一篇一篇往下写，选文一般要加标点，分段，其后有三项，是“作者及篇题”、“音义”和“讨论”，当然也要一点一滴地拼凑；不加标点的，我的私心是也分段，音义略详些，以减少困难。有的篇目，如诗、词、骈文，后面还讲了些有关文体的知识，如“骈体略说”、“词体略说”之类。总的说，工作不容易，连写字都要时时注意，以防不小心就会出现简体。最大的困难仍是“音义”（即注解）部分，因为吕先生古典方面底子厚，见识高，专说选篇目就不同于常，也就是选了些向来没有人注过的。我旧学底子不厚加荒疏，自然，有时就会遇见典实之类，应注明出处而不知其出处（都是《辞源》《辞海》之类辞书不收的）。这就要到大海中去捞针，捞而不得就不能不起急。仅举一次的起急为例，第三十四课选了苏轼的《国学秋试策问》，其中说到“隋文之传餐”，依注解体例应注明出处，可是查《隋书·文帝本纪》，查《隋唐嘉话》之类笔记，都没有，不得已，翻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看帝王的勤政部分，还是没有。怎么办？这条空着，交吕先生？那就太惭愧了。算我走运，正在对书兴叹，无意中往下翻两页，居然就竟日寻不得，有时还自来，原来见于《唐书·太宗本纪》，唐太宗问房玄龄等“隋文帝何等主”，房玄龄等答话中有“传飧而食”。计起草这本书共费时九个月，单是这一条就用了两天半。完稿，交，吕先生修整一遍，发稿，可能已是1985年的年底。排印也是如老牛车，直到1988年才出版。也应该说说效果，有理想和实际两个方面。就理想一个方面说，专说篇目，看看就可以开阔眼界，知道学文言，可读应读的不只《捕蛇者说》《项脊轩志》那样寥寥几篇。更重要的是学的方法，是可以认知甚至学会，不怕碰硬的。行文方面也值得借鉴，以注解为例，我看是可以说句狂妄的话，已经到了“文不加（添字）点（减字）”的地步。但转而看实际的一面，情况就会由如意变为不如意，因为单是看印数，5000册，不再印，就可以知道，也许竟没有人有兴趣，至少是有胆量，拿起这根硬骨头，啃而又啃的。
《文言读本续编》是岔出去的一笔，交稿之后，当然要回到正文，编心中略已有成竹的《文言常识》。编这本书，目的有二：一是介绍一些有关文言的各方面的知识，以帮助学文言的人加深对文言的认识；二是扫除学文言的路上会碰到的障碍。要求比较奢，内容就不能少，又准备讲的知识，性质都近于专，编写，就宜于用集腋成裘的方式，即某一方面的知识，请这一方面的专家执笔介绍。而专家，几乎都忙，有的还难求，所以内容以目录的形式确定之后，约稿就成为繁重的工作。为了表示尊重，常常要登门，有的人还不只一次。最后，章章节节，找的人都点头了，还有两个困难，一小一大，不能躲。一个小的，人之惯于抓紧与放松，亦如其面，有的答应了，可是迟迟不交稿，就既要催，又要等。另一个大的，稿交来，也许与要求不尽合，甚至大不合，就不得不动手改，甚至改约人写。举实例说，约陈遵妫老先生及其助手湛穗丰女士写的“天文历法”，陈起草、湛修改之后交来，四万多字，内容过于繁，有些地方还过于深，超过常识，我只得动笔，改为两万字出头，化难为易。又如讲文体的“时尚”，要求介绍历代文体兴衰的情况，原由隋树森先生执笔，稿交来，内容过于单薄，不合用，只好改约冯钟芸女士写。稿齐了，内容，行文风格，还有化多歧为大体一致的问题，总之都要费心思和精力。但心思和精力不白费，书稿终于完成，发出去，于1988年由本社出版。这本书，以戏剧为喻，戏码硬，字、词、句、篇等之外，还包括文言的历史、典籍、文体、辞章以及天文、地理、职官、称谓等方面的内容；名角多，如吕叔湘、周祖谟、周振甫、陈遵妫、王泗原等都出场了。反应像是也不坏，出版不很久，香港和台湾就印了繁体字本。
最后还要说一种也可以算作有关文言的书，是《文言和白话》。如书名所示，是想画两者的形貌以及讲讲其分别和关系。何以要写这样一本？是友人吕冀平（其时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之约，主编一套《汉语知识丛书》。人所共知，丛书主编的地位有如坐轿，选题确定之后，诸友人就要自告奋勇（或应召）去抬。我收到选题，来信说希望我写文言部分的“词汇”。我生性不愿走熟路，抄现成的，看文言部分的选题，第一名是“文言和白话”，觉得其中可谈的不少，问题不少且不小，无妨试试，就认购了这个。记得认购相当早，因为手头工作多而杂，直到1985年后期才动手写，1986年中期完稿。丛书原定一册十万字上下，我把想谈的都谈了，结果字数超出约一倍。事有凑巧，丛书出一些，销路冷淡，出版社化积极为消极，我这一本干脆不入丛书，单行，于1988年出版。写这本书，借了几年来与文言多有交往的光，借了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先生和刘坚先生都碰过白话问题的光，但用的力也不少。还费过大力，是写“文白的界限”那一章，应注意的材料很多，而结论呢，说有界限，会看到不少骑墙派，说无界限，连这个书名也就无立足之地了。这一章写了五节，问题未必能圆满解决，却得了些与难问题沙场上周旋的快乐。自认为还有一得，是讲白话部分的末尾，我不避自大之嫌，提出现在执笔，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的问题，并表明自己的态度是“依傍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