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东西还有水塘，也许就是所谓湾吧？捎带着还看了那块我认为必不真的古董曹雪芹墓碑，因为沾上点“红”，安静地躺在一间房里的玻璃罩下。
写至此，算算，我这欣赏“好事不如无”的人，只是近年，也竟走了七八处，信哉，说了就照办之难也。
《流年碎影》 滥竽上座（1）
这个题目，或说这个题目所指之事，一再沉吟之后才鼓起勇气写。想不写，是因为述说自己的世俗视为光荣的经历，有夸官之嫌，会使大方之家齿冷。可是不写，又有违这本书的据实留影的精神。两难，求“允执厥中”，其实也就是时风所谓坦白，决定这样下笔：事，查有实据，不隐避；可是同时要说明，点头，是打鸭子上架的结果，而上架之后并未站稳，所以总是感到惭愧。
座有上下，想当不会在周口店的生活以后吧？有所谓政治之后自然更要这样，高到帝王，坐要南面，其下的臣妾就只能两旁侍立。出门上车也不例外，如信陵君接侯嬴，表示谦逊，要“虚左”。座分上下，与平等的信念不合，所以世纪一个一个过去，终于产生了消灭阶级的理想。但这又谈何容易，比如依例应该坐上座的人，有个应该消灭阶级的讲话，报纸或电台当做新闻发表或播放，讲话前就要加“重要”两个字；小学教师向学生讲德育如何重要，这“重要”两个字就只能放在德育之后，而不得放在讲话之前。同理，求好理想实现，要做，此意出于坐上座的人之口，要称为“指示”，小学教师限期交作业就不这样称谓。所以应该赞叹，伟哉，座分上下之为用也，之长寿也！赞叹，还可以加个微末的理由，是桑榆之年，因为写了些不三不四的文章，印了几本不登大雅之堂的书，有些人闲情难忍，起哄，我竟也分得一杯羹，就是说，有些可以得世俗之名的事，常有人找上门来要求做，而做了，也就挣来一些或大或小的上座之名。名，求，是俗事，不想求而得，仍是俗事，何以“未能免俗”？总的说，我是世俗（取不能忘情之义）人，住在俗世。分着说就多了，只举一个例，比如一种报纸的副刊是个老朋友的外孙女编的，入门叫一声老爷，让写刊头，你能拒绝吗？鸭子无能力上架，无奈打的力量常常太大，抗不了，只好上。上的架各式各样，依祖传大罪恰为十的惯例，只收十种。
其一是评介人、评介书。书是人写的，著文说某书好，值得看，是非全面地评介人，为减少头绪，也可以并入写人一类。由80年代早期拼凑《负暄琐话》起，评介人的文章我写了不少，说评介，因为所写之人经过选择，大致说所言，就都是灶王老爷上天，好话多说。不过，至少我自己认为，虽然是好话，却都是实话。有些读者也是这样看吧，所以，耳闻，少数也眼见，领其带的才子，高其跟的佳人，等等爱名不减于爱意中人的，就以为上我的笔端可以增些光彩，于是而委婉表示，甚至送来他或她的小传（或加大作），希望不久或退一步有朝一日，某版面就真见到他或她的大名。这情况表示，至少在希望上我的笔端的人的眼里，我的座位上移了，由“食无鱼”“出无车”升为“比门下之车客”。真是这样吗？我仍是未能免俗，想取得正面的证明，有那么一天，面对我写过的赵丽雅女士，就问她，是否因为我写就增加了光彩。她说不知道有没有人真把她看做柳如是（我在文中曾称赞她可以比柳如是之身不高而才高），却有人来看她的脚。我追问看后说了什么，她说：“只是说；确是大，张先生说得不错。”至此，我可以寄语希望上我笔端的，即使真能上，也只能捞个大脚片之类的特色而已，推为上座，总是所费太多了。
其二是命令用宣纸、毛笔写点什么，小捧是留作纪念，大捧是装裱后悬之壁间，以光斗室云云。念，光，可见在降雅命的人的心目中，我的地位已经与街头巷尾的赵老大、钱二丫头不同。真有什么差别吗？单说写毛笔字，雅名曰书法，我就惭愧之极。惭愧，是因为，虽然也面对碑帖临过几天，却至今仍是书不成字。这原因和苦恼，记得写过两篇小文，《左撇子》和《学书不成》（都收入《负暄三话》），已详细表过，不重复。可是不管你怎样哀哀上告，降雅命的人竟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是或来信，或登门，甚至求我不敢抗命（情况万端）的人代言，总之万法归一，都要遵命完成任务。也曾想发表个歇业声明，择黄道吉日焚笔砚，可是再思，立即感到不妥，因为据传闻，启功先生有封笔之说，我也如此云云，不是等于自封为书法家了吗？只好沉默，以婉言谢绝为原则，相机行事。且夫原则，性质同于冠冕的口号甚至主义之类，很少是说了算数的，于是，例如，有那么一天，接到一个年轻姑娘由四川自流井寄来一封信，其中说她没有钱，不给钱，求我写点字成不成，我只能立刻回信，说我向来不卖字，你不给钱，我更要写。结果还是写，写，写，而据说，也曾眼见，这地道的涂鸦，有的真就爬上堂室之壁了，这是本不想爬，更不敢爬，而就爬上去了。
其三，由涂鸦接着往下说，是还有题写刊头和书名一类事。新的时风，报刊栏目，如琉璃厂之古董铺或书店，牌匾要是名人，如翁同龢、沈尹默之流，所书，才显得气派，还外加一项，勤换，名人之人和字如老鼠过街，才显得编的人来头大，有办法。在这种新形势之下，我有时也就被拉去，从众过街，入啜香茶数口之后，以报刊消长日的诸读者之目。涂鸦，得制版，入未知数的读者之目，依俗世的评价逻辑，总是坐在上座了。题写书名不像题写刊头之多，其中却有使我无地自容的，想这里记一笔，立此存照。是一本有关启功先生的书，名《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来由是启功先生于1991年在香港出了一本《汉语现象论丛》，到1995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持召开了“启功先生《汉语现象论丛》学术讨论会”，会后把有关的论文集到一起，交文物出版社出版，就成为这本书。书排印，制封面，要题写书名，当然应该找启功先生，可是他不写，说因为是吹捧他的。不知哪位天才灵机一动，想到我，就降下雅命。我陷入两面受敌的惨境：写，这是有关启功先生的书，不敢拿笔；不写，这是“吹捧”启功先生的，不敢拒绝。再思三思，终归是不从命事大，只好忍痛写了。这次是大痛，乃苦之尤，记一笔，大慈大悲的君子可隅反也。
其四是为别人的大作写序文。记得开卷第一回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熙中先生驾临我的蜗居，求为他和张明高先生注释的日本合山究选编的《明清文人清言集》写序，其时是1990年。因为依不成文法，写序之人要是名家，名和实都在著书人之上，为即将问世的书加一顶高帽，书的身价，连带著者的身价，才可以提高，我受宠若惊，固辞，不得，勉强写了。想不到此门一开，尤其近几年，就不断有人找上门。书的性质五花八门，上至论“朝闻道”之道，下至谈“饮食男女”的红烧鲤鱼，都有。质量也是上上下下，十个手指不能一边齐。再打打时间算盘，有的大作篇幅也大，粗粗翻一过就不只一天两天。总之是不容易。可是登门的有各种来头大的因缘，有的，也曾想抗，有困难，还有些，干脆就不敢抗，结果总之是一样，只好写。写之后，稳坐在书之前，怎么样呢？只有才女靳欣传来一点点反应，我给她自费印、送而不卖的《傻话集》写了序。有人看了这本书，见到她，说了这样一句：“你还认识这老头子！”说认识，本意是幸呢，还是不幸呢？那就有待于看到郭象注、成玄英疏之后才能知晓了。
《流年碎影》 滥竽上座（2）
其五是有各样的主持人，约到各种场所，去讲前面不能加“重要”二字的话。以前说过，50年代初，我的饭碗由中学课堂移到出版社的编辑室，乃一生的大幸事，因为可以不面对群众。面对群众有什么不好？是动口，要当机立断，不得体就驷马难追；而且群众为多数人所组成，人多，所好不同而势众，就最难伺候，也就最容易提心吊胆而不讨好。躲开，轻松（只就不面对群众说）了几十年，想不到时移事易，又来了不写于课表的讲，而且次数不少。次数多带来花样多，如面对的人，数目可以少到十几或几十，可以多到只有天知道（如在电台）；程度，低，不知道，高，知道，有教授。讲的内容，限于我的腹内所有，也可以庄重，讲怎样读经史，或轻松，讲怎样写报屁股文。讲的时间，极少数，十分八分钟，大多数，两三个小时。再说说讲之前，主持人照例要说一通广告体的话，讲完，照例有鼓掌（未必热烈）。前有吹，后有鼓（古昔倒过来说，曰鼓吹），我为什么还不踊跃前往呢？掏心窝子说，至少在这方面我有自知之明，是肚子里既少值得听的，又说不清楚。推想有抬杠之瘾的人会说：“既自知矣，为什么还去献丑？”这一问给我带来辩解甚至诉苦的机会，抽象说是予岂好讲哉？予不得已也。具体说呢，只举两次为例。一次是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去讲，约讲的理由是：您是由这里走出去的，只是在校同学想看看您，也不能不回来吧？另一次是到东城区教育局组织的什么会（一部分青年语文教师参加）去讲，约的招更绝，是让一个与我有多次共酒饭之谊的人通知，某日某时在社里等，一同到东城一个地方去，问去做什么，答路上告诉你。总之，种种堂皇理由，或再加巧机关，近些年就真的多次被人推向上座（或说正座），依照不同的命题，乱说一通。乱说就难免跑野马，不合规范。也举一个例，是到海淀区为一些语文教师讲有关作文的问题，我一阵犯了老毛病，想言志而忘记载道，就说教师精批细改作文是白费精力，无用。说之时，看看听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