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问题，我一阵犯了老毛病，想言志而忘记载道，就说教师精批细改作文是白费精力，无用。说之时，看看听者的反应，教师面上现出笑容，校长、主任等则肃穆如对严君，可见即使所讲不完全是空话，也必无用。不过说到用，它也未尝不可以摇身一变，径直说是化为对我有用。比如一次到唐山讲，就借此机会看到长兄那一支侄辈的劫（地震）后余生。还有重大的，是在我的残生中占重要位置的一些人，其中有的是在讲的场所结识的。
其六是为评高级职称的人写鉴定。这更是有坐上座之名和位（或称谓）的人才能办的，可是竟也写了几次。高级职称清一色，副教授，我行礼如仪，先看送来的大作，然后举特色，说优点，抄清，交差。结果，我得照规定应收纳的数十元，关系小；关系大的是能不能起作用，即来求写的人由非高级转为高级。事后传来消息，是有成效者少而无成效者多。可是数十元不能退，也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转过年来，也许仍是失意的那一位，又送来大作，求再写。这是仍旧推为上座，如何处理呢？时风兼世故限定，只能用曾文正公对付太平军的办法，曰“屡败屡战”。
其七是飞来各种高帽。高帽就性质说有两类：升乔木的，如总经理、董事长之类；有降幽谷的，戴上，去接受批斗或游街是也。我大革命中受过批斗，不只一次，幸或不幸而未戴后一类高帽。至于前一类，出乎意料，近些年却未掏钱买而送来不少，以由虚到实为序说一些。新的时风，在与白纸黑字有关的范围之内，得一顶高帽像是非常容易，比如你写一篇小文，说“救命”与“救火”，表意的路数不同，你就可以挣一顶语法学家的帽子；同理，你说某大作的某处，用逗号不如用分号，你就可以成为语文学家。就是由于高帽廉价大甩卖，我这无本钱买的也就收得不少顶。语法学家、语文学家之类以外，因为曾谈禅，成为佛学家，曾谈人生，成为哲学家，曾诌打油诗，成为诗人，等等。其后或简直是同时，觉得这分号性质的还不够高，干脆扩张为总店，曰学者，曰作家。有的人受小说笔法的污染，喜欢加修饰语描画，这顶高帽就变为著名学者，著名作家。这一下子，到头了吧？曰不然，还有白纸黑字范围以外的。一种曰顾问，同样型号的若干顶。也是新风，顾问都是既不顾又不问，所以可以看做无所谓，城门大开，来者不拒。还有一种曰社长，就与顾问不同了，是要参加会，或说活动。这是多有交往的一个小友靳飞出头，联络一些京剧界的人，为挽救京剧，成立一个票社，由他做主，先斩后奏，我就成为三个社长之一的京剧票社的社长。又为了挽救，要由社长带头，表现为都有精气神，有活动我就不能不参加。费了些时间，却也有所得，是通京剧的浮名。我不骗人，有机会就表白所知甚少，可是头上有一顶社长的帽子，听者以为是谦逊，反而觉得必所知甚多。其结果，演员，包括旦角而女的，也愿意来亲近。这使我想到远年看戏，视坤角如在天上，就不能不援笔作高帽之赋了。赋完了还干什么呢？我想最重要的是借老伴之镜（因为自己没有）照照，看眼睛是否还在眉毛之下。
其八是印象记、访问记之类常见于报刊。这早期是涓涓之水，多半是相识之人所写，或吹所作，或兼吹执笔之人。依照戈培尔假话多说几次就成为真的之定理，未必都假的话断续见于版面，就更有诱惑的力量。心里少定盘星的一些编辑大人坐不住了，无人投稿就自己组织，或干脆上门访问，然后记述所见所闻，送上版面，以表示自己能目不遗珠。就这样，近些年，我看到不少这类吹嘘的文章，对我少所知的人呢，不得不耳食，就想象我真是有高造诣，坐上座而无愧的人了。其实呢，听了许多灶王老爷上天式的好话之后，我并没有扔掉自知之明，这明是——勉强说，可以引两句古语，略加改造，这就成为，怠于“学”，也是“然后知不足”，不敢“欲寡其过”，过就更是“而未能”减少；改为用今日的大白话说，是所知甚少而失误很多，如是而已。
其九是访问记之类还不只爬上报刊版面，竟挤入电视荧屏。任人皆知，在这电气化的年头儿，出名有各种渠道，而效率最高的是上电视，所以，据说，有人不惜一掷万金，只图自己的尊容在荧屏上晃一下。可是我，虽然未能如禅门古德，已经破名利之关，却很怕电视台的编辑大人来录像，原因仍来自自知之明，是容貌衰朽，很不好看，语言钝拙，很不好听。还有不好看、不好听之后的，是万一入高雅人之目之耳，以为我是寻找机会招摇，报以冷笑，所失就太多了。可是主持电视某栏目的人却另有一算盘，而且经常是有了目标，就势在必得，决不退让。对人，尤其有公关之才之能的，我是弱者，所以理想虽然是蜷缩于陋巷寒斋，实际却有时也到电视荧屏上晃动。这用时风且世俗的眼看，是由上座再升，成为上上座了。自然，任何事都有得失两面，我上电视也不能例外，即也有所得，是一次在医院，排队等照什么部位，主管照的人提前叫我进去，而且面带笑容，我正疑惑不解，她说：“我认识你，在电视上见过。”我大为得意，回家向老伴汇报，如金榜题名后之对花园赠金的小姐，不想老伴冷冷地还了一句：“我看不病比什么都强！”就这样，这上电视唯一的收获也吹了。
其十是被动地效大学者大作家之颦，也印了总为一堆的“作品集”。不名为全集，是因为阎王老爷还没来请，就还会写些不三不四的。出版社愿意印，心里想的都是什么，我不能确知。至于我自己，同意印，则是百分之百的私，至少是没有想到公，这私是写这些，究竟费了不少力，能够合印为集，不与草木同腐，总是好事。可是也带来不安，是有的人曾买分的，花了钱，又买总的，是花了重份，就是不枉驾我的寒斋同我算账，我清夜自思，终是不能不有愧于屋漏吧？
就这样，上座，椅子十把，我是想坐也得坐，不想坐也得坐。坐而不言，不合“吾无隐乎尔”的圣道；言，说什么呢？只能说，常常是如坐针毡罢了。
《流年碎影》 又迁（1）
据说，美国人喜欢搬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至于我们，祖先以农为本，生命安置在耕地上，是习惯于老死在“五亩之宅”的，所以视离乡背井为大苦事。但时移则事异，近些年来，限于我所见的城市，像是这困守田园的风气也在变，是否心之所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可以观其大略，是很多人在搬家，适应此新形势，也就出现了新事物，曰搬家公司。我是最怕搬家的，原因是一，因旧而熟，“三宿桑下”，“生恩爱”，舍不得；二，习惯成自然，包括面对稿纸，抬头可见的窗外的鹊巢，等等，都不愿意变；还有三，搬家是麻烦事，尤其九字号的，多少总有些书，搬之前要上绑，搬之后要松绑，必费大力，所以怕。三种原因之中，前两种是唯心的，可以存而不论；后一种是唯物的，就不想存也得存，不想论也得论。而论，不要说真搬，就是想到搬，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择术不慎而慨叹。比如提高到“道”，守清规的和尚云游四方，随身只是三衣一钵；下降到“俗”也是这样，我们家乡形容穷光棍汉，是“拿起烟袋就搬家”，其负担之轻又在和尚之上矣。
还是说自己的搬家。自七七事变衣物丢光之后起，由北京大学附近的中老胡同迁白塔寺韩文佑兄家，再迁自租的两间房，都是殆等于没有什么什物，可是妻室之外，增加了一个女儿。1938年春由白塔寺迁往鼓楼西的鸦儿胡同，什物仍是很少，只是裴庆昌大哥借一辆平板车就拉过来，人却又增加一口，在家乡无依无靠的岳母。在这后海北岸的家住了差不多三十二年，省吃俭用，不断写文章，用少得可怜的余资换有限的必用之物和无限的可有可无之物（主要是书），日积月累，到1969年冬迁往北京大学8公寓，负担就超过迁入时候不知若干倍，以至不能不扔掉一些东西（主要仍是书）。其时我在干校，即使不是自顾不暇，也是想顾顾不了，心急之外，只能写安慰性质的信，说有困难就扔，不要舍不得。幸而孩子大了，有能力处理一些麻烦事，结果是费时一个月，扔了些像是可以不要的，还是搬完了。在8公寓住了六年多，于1976年春迁11公寓，我在家，路近，像是没费过多的力就搬完了。11公寓，先是两大间，到1983年扩充为两大一小，我们夫妇虽然仍住一大间，却可以用书去争些地盘，总之什物（主要仍是书）还是不断增加，就地盘说越来越挤。挤，挤，挤，急中生智，才想到向我的单位求助之法，正赶上单位在城外几处建了住房，我有最优越的条件，无房户，就未经过大周折，分得三室一厅的住房。听说在北郊马甸一带，是楼房，比原住的四层高四倍。不理想，因为所想望是城内靠城根，墙内有枣树的平房小院。为心平气和，立即找出干校打更的更友吴道存兄的度日之道，是“已成为事实，你还想它干什么！”我真就不想它，也就未去看。房是1993年5月分得的，应我的请求，不受电梯可能出问题的多疑压力，在三层，比原住的二层不过“更上一层楼”。又过半年，即同年的11月，拿到房门的钥匙，据了解世态的人说，这才算成为定局。定之后，由孩子去忙乱，清扫，不必商量，室无纤尘之后如何装修，要商量。我住，我做主，是反潮流，不装修，因为地变为光滑甚至软绵绵，四壁及顶上变为亮堂堂，不习惯，怕白日写不出文章，入夜不能梦见周公。孩子听话，照办，我不只省了钱，还创造了本楼的吉尼斯纪录，是一百多家，未装修的只有我一家。到1994年年初吧，万事齐备，许多家往里搬，我则按兵不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