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天津去，因为他走了，就不再有勇气在南开一带徘徊。如何悼念他呢？写，想到他的品德和学识，我们的情谊，感到太难，所以直到一年之后才完篇。写完，念念，觉得很不够，力止于此，也就勉强收入《负暄三话》，希望对我还能起些鞭策作用，即处顺境的时候不敢忘其所以是也。
最后写加说的一位，杨沫，她小于我将近五年，于1995年12月2日作古，反而比我先走了，也可以说是意外吧。过了二十天，即同年同月的22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未参加。相识的，不相识的，不少人，有闲心在这类事情上寻根索隐，希望我说说不参加的理由。我本打算沉默到底的，继而想，写回想录之类，应该以真面目见人，又，就说是小人物（指我自己）吧，关于史迹，能多真总是好的，所以决定到最后破一次例，说说。而人事，也如河道之有源有流，欲明其究竟，就不能不从源头说起。时间长，为避免繁琐，尽量简化。
站在最前的是合和分。合是常，分是变，好事者更想听的大概是变。可是变会带来伤痕，触及难免不舒适。又关于致伤的来由，前面“婚事”一题里已大致表过，所以这里从略。
其后是抗战时期，我们天各一方，断了音问。解放以后，她回到北京，我们见过几面。50年代，她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主观，她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客观，看（书及电影）的人都以为其中丑化的余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为一，我一生总是认为自己缺点很多，受些咒骂正是应该；二，她当面向我解释，小说是小说，不该当做历史看。听到她的解释，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想，如果我写小说，我不会这样做。
文化大革命中外调风正盛的时候，是北京市文联吧，来人调查她。依通例，是希望我说坏话，四堂会审，威吓，辱骂，让我照他们要求的说。其实这一套恶作剧我看惯了，心里报之以冷笑，嘴里仍是合情合理。最后黔驴技穷，让我写材料，我仍是说，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这材料，后来她看见了，曾给我来信，说想不到我还说她的好话，对于我的公正表示钦佩。可见她是以为我会怀恨在心的。我笑了笑，心里说，原来我们并不相知。
《流年碎影》 先我而去（3）
但对人，尤其曾经朝夕与共的，有恩怨，应该多记恩，少记怨。直到90年代初，有关我们之间的事，我都是这样对待的。所以80年代前期，我写忆旧的小文，其中《沙滩的住》（收入《负暄琐话》）末尾曾引《世说新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以表示怀念。
70年代末，我们的唯一的女儿与我有了来往，连带的我们的交往也就增多。都是她主动，因为她是名人，扯着名人，尤其女名人的裤脚，以求自己的声名能够升级，我是羞于做的。她像是也没忘旧，比如送我照片，新拍的几张之中，夹一张我们未分时期的，并且说明，因为只有一张，是翻拍的。
是80年代后期，有个我原来并不认识的人写了一篇谈她早年感情生活的文章，触及上面提到的伤痕，她怀疑是我主使，一再著文申辩，主旨是我负心，可憎，她才离开我。这些文本，都是关心我的人送来，我看了。我沉默，因为一，对于斗争我一向缺少兴趣；二，我不愿意为闲情难忍的人供应谈资；三，她仍然以为我心中有恨，所以寻找机会报复，这是把她自己看做我的对立面，移到我的眼里，她是失之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但就是这样，我还是淡然视之。她像是也没把这类扬己的文章深印于心。比如90年代初，我的一本拙作《禅外说禅》出版，她还让女儿来要。记得我给她一本，扉页上还题了“共参之”一类的话。
其后过了有两年吧，又有好心人送来她的新著，曰《青蓝园》。是回想录性质，其中写了她的先后三个爱人。我大致看了看，感到很意外，是怎么也想不到，写前两个（第三个不知为不知）仍然用小说笔法。为了浮名竟至于这样，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问题。有人劝我也写几句，我仍然不改沉默的旧家风，说既无精力又无兴趣。可是心里有些凄苦，是感到有所失，失了什么？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我也有所变，是有一次，写《惟闻钟磬音》，真成为“随笔”，竟溜出这样几句：“如有人以我的面皮为原料，制成香粉，往脸上搽，并招摇过市，我也决不尾随其后，说那白和香都是加过工的，本色并不如是。”
至此，具慧目的读者必已看出，她走了，我不会去恭送。但这里还想加细说说。是遗体告别仪式的头一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来电话，问我参加不参加。我说不参加，因为没接到通知。其实内情不如此简单，且听后话。是仪式之后，我接到女儿的信，主旨是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我复信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但是对女儿更应该以诚相见，所以信里也说了“思想感情都距离太远”的话。所谓思想距离远，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至于感情，——不说也罢。回到本题，说告别。我的想法，参加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而又想仍是以诚相见，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我还是放弃了。
《流年碎影》 情网（1）
我嘴不严，有时同人谈起写回想录的事，说结尾部分还想写个名为“情网”的题目。人之性，或人之习，都惯于把自己的这一张网藏起来，却希望别人的晾在房顶上，以便他（也有她？）能够前后左右兼上下相看个够。于是而有人说，他就等看这一篇。我这里先说一点点会使这样的诸公诸婆、诸才子诸佳人扫兴的话，是我写这样一篇，意不在传播桃色新闻，或坦白自己的隐私，而是想如高级人物所常自负，代表无数的人，说说由生到死的旅途中，己身在这方面的定命，以及（我设想的）应该如何看待。在定命之下，人，包括叱咤风云、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物，都是弱者，所以跪倒在观世音菩萨像前，跪倒在石榴裙下，就没有什么可笑的，也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但仍是人之性或习，他或她就是喜欢看，天赋人权兼自由，没有人能够阻拦，遗憾的是都不晾在房顶上，想看而很难看到。所以我敢奉劝空有恨的诸君，还是退一步，把注意力由主要是“事”移到主要是“理”上。理不偏不倚，既关乎男又关乎女，可是限于我，觉得女性的心是最难测度的，不敢强不知以为知，所以下面的乱说乱道，基本上是穿着长袍马褂的人想的，穿石榴裙的人以为不对，算作我没说可也。
想由人都是弱者说起。弱，来于有所想而未必能做到。想，有幻梦性质的，如把金星拉到屋里代替灯火便是；下降，想做皇帝，坐羊车游三宫六院，也可入此类。再下降到实际，希特勒想征服天下，杀尽他看着不顺眼的人，虽有可能，却终于以自己的灭亡而结束。还是说常人，饮食男女，顿顿想吃对虾，难；见如花似玉而动心，求对方心也动，更难。最后还有个大难，是不论贵贱，不论贫富，不论贤愚，都在劫难逃，“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能长生不老。这不能，那不能，而又难于万法皆空，所以是弱者，时时需要得到扶助。扶助主要，或说只能来于“人”，所以就不能不珍视别人的“善意”。善意在心，表现于外则成为各式各样连数学家也算不清的行动，轻到分赠一块水果糖，重到带来衣物，心甘情愿在一起过日子，等等，皆是也。
行动过多，说不尽，账多不愁，不再算。单说善意之为一“类”感情，像是还可以因程度甚至性质的差异而再分类。怎样分才合适？显然应该去问心理学家。远水不解近渴，我想也来一次实用主义，只分为两类：温情和柔情。所谓实用主义，这里是指自我作古，所分虽未必合适，却能说明我的心所想。先说所谓“合适”，是指一，实情确是可以分为这样两类；二，温情和柔情两个名称，读者看到，理解与我的所想没有过多的差异。两者，我都拿不准，也就只好放下，只说我的所想。所想来于所感，是同为善意的感情，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觉得程度甚至性质有明显的分别：有的浅，有的深；有的泛泛，有的专一；有的游离，有的系心。想给两类定性，并标个不同的名称。力不足，到佛门去求援，居然在赵州和尚那里受到启发，先抄原记载：
尼问：“如何是密密意？”师（赵州和尚从谂）以手掐之。尼曰：“和尚犹有这个在。”师日：“却是你有这个在。”
（《五灯会元》卷四《赵州从谂禅师》）
男以手掐女，生密密意，意在心，因密密而难说，甚至不可说，我称之为柔情；相对的另一类，也属于善意，但可说，是明明意，我称之为温情。温情粗，不能织成网；柔情细，化为丝，能织成网，是“情网”。情网力大，生密密意的人落入容易，想跳出来就难了。
何以会有此种悲（？）剧？西方某哲学家相信凡是实然的都是应然的，对这样的形而上我没有那样的信心，所以只承认是必然的。必然，用我们老话说是来于“天命之谓性”。天何以会这样命，我们不知道，但既已命，就成为定命。自然也可以设想抗，或真抗，如佛家之求顿悟以舍情欲，不过求而能得，或有之矣，总是太难了。那就还是“思凡”“下山”，回到“率性之谓道”，即“顺”。而对于顺之所求，只计实然，我们还是可以说说的。这方面的问题，即生柔情，落入情网的来由，或所求，直到所得。我也曾如坐在菩提树下，翻来覆去想过，未能获“苦集灭道”四圣谛的佛果，却得了由唯物到唯心的三级跳。皆推想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