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人数多少，决定的因素有多种。一种是课程性质。有来于外的，如必修，尤其普修，人就不会少，选修就不成，要取决于愿者上钩。还有来于内的，如过偏，多数人不感兴趣，听课的人就少，反之就多。另一种是讲课之人是不是名角，有没有叫座能力，如胡适先生，人有大名，登上讲台，风度和言谈都风流潇洒，听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还有一种，或者说也决定于课程性质和讲课之人，是旁听者的多少。北大，除女生宿舍之外，门（包括教室的门）都是敞着的，非本校学生（本校的当然更不在话下），愿意听，可以推门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听，没有人管，也没有人因惊异而看一眼。这样，显然，某门课旁听者多，上课的人就多，反之就少。上课的人多少，是否如演员演出，情绪受影响或高或低呢？推想是会这样。但又有什么办法？只能说是曲高和寡罢了。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就真是曲高和寡，据说有一次只有一个人选，如果二人之中有一个人不来上课，另一个人就会白跑一趟，先通知也麻烦，后来索性就到先生家里去上了。
北大的自由主义也或说更多地表现在课堂上。教师只要有学识（能成一家之言更好），上课可以任意抒己见，甚至胡说八道也没有人管。典型的例子是林损先生讲杜诗《赠卫八处士》，据同系不同年级的田春霖同学告诉我，解“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为慢待，所以诗结尾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吹。当然，学生也有自由，积极行使是反驳，消极行使是不信。还是说上课。必修，或选某种，比如每周二课时，照规定，至时要走进课堂，坐在排定的位子上。可是，也可能因为觉得听不听两可，或进一步，觉得不如到图书馆去钻故纸，就可以不上。也是照规定，课中间，注册科的人去点名，看座位号，空着画一个铅笔线，算缺席；缺席超过三分之一，不得参加期考，也就没有学分。这样说，照规定是没有不上课的自由，其实不然，办法是找管点名的盛先生把铅笔线擦去几个。推想学校必是默许，所以盛先生总是有求必应。还有不点名的课，是党义，记得一学期只去一次，参加期考；评分也宽大，只要有考卷交上去就及格。还有参加考试就及格的，是钱玄同先生的课，他照自己的旧习不看考卷，学校也就只好默认，为他刻一个木戳，考完，他把考卷交到注册科，由注册科的人在卷面加盖一个，曰“及格”。但学生考这门课，出于对钱先生的尊重，比如出四道题，就答三道，一不多思索，二不多写，走走过场，送上讲桌了事。考试还有必及格的，是军训。可是平时也要上，因为，白雄远教官能够以一贯客气树立表面的严格，我们都跟他好，不好意思不去。
《流年碎影》 课程（2）
再说说旁听的自由。在我上北大时期及其前，红楼是学术界大名人的聚集之所，沙滩（名很大，面积却很小，只是北池子北口以东、汉花园西口以西，半径几十米一个小圆块，也许原来真有沙成滩？）是成年穷学生聚集之所，穷而仍想学，就正好利用北京大学的学术自由主义，选自己爱听的去听。又，有不少人考北大、清华等大学未录取，入了私立大学，仍愿意亲近一下知名学者，看丰采，取学识，也就来听课。学校的高风是，不说欢迎，也不说不欢迎，默许，视而不见。于是有时就出现奇异的景观，只说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一件是1933年暑后，刘复先生开古声律学课，我选了。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末考试，应考的只我一个人，才知道那十几个都是旁听的。另一件是1949年春季，梁思成先生在红楼后面一个教室里讲中国建筑史，听说是最后一课，我伴同曹君家琪去了。记得放映幻灯片，有桥、小花园等。讲完，梁先生问怎么考，没有人答话，再问，还是没有人答话，最后才明白，原来讲台之下都是旁听的。
以上说的都是正式课，此外非正式，即不计学分的，也能学点什么，学识或技能，有没有？我惭愧，没有寻求和尝试精神，只知道红楼后面西部风雨操场，有个武术教师每周下午课后来两次或三次，教武术。我去看过，教师为满族，名恒寿山，人称恒大力，其时已经六十岁以上。人很好，武术方面造诣很高。可是来学的不多，只三两个人。其中一个山东学生，身体瘦小，学太极拳，据说成绩不坏。他听说我是京东香河县人，谈起我们县的武术名家张秀林（名策），同我很亲近。他健谈，常说些昔年武术界的轶事，颇有小说意味。有一次他说，他走这条路，本来是想当侍卫，没想到国体改变，皇帝没了，只好靠教课挣点饭吃。近水楼台，又因为当年看《七侠五义》一类小说还有些余荫，我说我也想学一点。他有知人之明，说太极不容易，“教你一套威虎拳吧。”威虎，出手出脚要是武松式，快而硬，离图书馆里的故纸太远，我不能适应，学得不多就不去了，以后也就没有再见到这位大力先生。
听讲，还有临时性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连续几次，讲一个专题，如章太炎讲《广论语骈枝》就是。听说地点是研究所国学门，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但听去听的人说，确是多有不同于常的见解，如解“季康子馈药”篇“丘未达，不敢尝”之“达”为扎针，且不管对不对，总是闻所未闻。另一类是名流的讲演，一次讲一个题目，两三个小时结束。这样的讲演，现在还记得，在第三院的体育馆，听过章太炎的；在第二院的大讲堂，听过张东荪的。名人讲话，还有座谈会的形式，记得一次是在第二院的某室，谈诗，讲话的有周作人、郑振铎和谢冰心，学生参加的不多。
上堂讲之外，还有些学术活动，多称为什么学会，由教师主持，学生随意参加。早年有征集歌谣的歌谣研究会，我没赶上。我上学时期，顾颉刚先生讲《禹贡》课（研究古代地理），成立了禹贡学会，并出版期刊名《禹贡》（？）。我因为选了这门课，也就参加了禹贡学会，成为会员。记得还写过一篇小文，名《香河小志》，内容贫乏，顾先生为提携后学，也收入会刊。另有一次机会，幸或不幸错过，是听俞平伯先生课，有一次，下课之前他说，他正在研究《红楼梦》，如果谁有兴趣，可以找他，合作。其时我正在迷恋《古史辨》式的考古，觉得钗黛等没有尧舜禹等个头儿大，就没去找俞先生，如果去找，真就扔开尧舜禹，改为考曹雪芹佩刀质酒，这酒是北京二锅头还是绍兴加饭，因而就未想到西方的边沁和罗素，情况也许要比现在好得多吧？人间没有卖后悔药的，不想它也罢。
《流年碎影》 学术空气（1）
学，或说引导自己往哪里走，力量有偏于有形的，是课程；还有偏于无形的，是学术空气。所谓学术空气，表现为行动，是某一范围的人，都在用力追求（某种或某几种）学识；表现为想法，是某一范围的人，都相信学识是有无上价值的。我在北京大学混了四年，自己不成材，对于这学术空气的性质和力量，却也有不很浅的体会，或用吹牛的口气说，受到不很浅的熏陶。这好不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留到后面说。这里要先说说情况。
学术空气，无风不能起浪，也要有来源。来源之一是学校的地位。在大学里，北京大学的资格最老，由京师大学堂算起，成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老字号，总要有点不同于众的，这不同于众，总的说是有一顶光荣的帽子，“最高学府”。这顶帽子带来两种实惠：一是底子厚，比如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图书，都储量大，孕育学术空气当然就比较容易；二是选拔出色的人（主要是教师，也可包括学生）比较容易，比如有那么一位，名高实重，几个学校抢，北京大学也参加逐鹿，其他学校就多半会失败。这就会形成来源之二，是学术界的拔尖儿人物多了，学术（包括著作、讲论等等）的堆堆就会增大，这有如屋子里摆满兰花或臭豆腐，就必致产生某一种空气。来源之三是英雄可以造时势。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难于说清楚，因为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只好暂不讲理，只说事。我是想说，如果不是蔡元培校长等人的倡导这个，鼓吹那个，情况也许不是，或不全是，如我们所共见的。单说蔡元培校长，他的办学方针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如果换为以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为指导，只许读某几种宝书，北大式的学术空气还能存在甚至发荣滋长吗？
事实是彼时并没有“如果”，于是就形成北大式的浓厚的学术空气。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一是多数人把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看做自己的事业。我选了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史哲不分家，以下举例就限于这个圈子内的。文，史，哲，都有中土和西方的，也许家门口的更容易看见也就更容易感兴趣吧，其时的文史哲名流几乎都是研究本土的，比如胡适的博士帽子是由美国挣来的，在北大开的课却是中国哲学史。讲史要知古，而知古并不容易，又因为有清一代的学风主要是汉学，即考古之实，所以充斥于红楼的治学空气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考古；还可以举一种书为代表，是《古史辨》。古书念多了，对勘，准情酌理，对于某些旧说，昔人信而不疑的，疑了。比如创立家天下的大禹王，顾颉刚先生就疑为是个虫子。钱玄同先生则更进一步，废姓，改为疑古玄同。这样疑古，对不对，是另外的问题，这里所取是很多人废寝忘食，像是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治学里。长年钻故纸堆，其他都不顾，是一种生活态度，这态度，由一个角度看，有助于学术空气的形成，由另一个角度看，是学术空气熏陶的结果。
其二，也确是有了可以夸耀的成就。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