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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可见，说，就不像广告家吹自己产品那样容易。从哪里入手呢？想到七年前的旧事。那是1988年，母校北京大学过九十岁生日，当然更应该有各种纪念性的活动。活动之一是组织一些人写以“我与北大”为主旨的纪念文章。承编者不弃，让我也滥竽充数。比如母亲过生日，不管自己成器不成器，登堂拜寿总是不能辞谢的。于是我想写什么。我与北大，我想分而治之，或写北大，或写我。而凑巧，在此之前，由于怀念，关于北大的旧人和旧事，我已经写了不少，都收入《负暄琐话》。剩下可以写的只有“我”？当然，祝寿不当说泄气的，于是搜索枯肠，求自己的所得，甚至可以摆上桌面的。居然就找到，或只限于治学，是学会了怀疑和追根问底。标题加大，是《怀疑与信仰》，因为想到培根的名言“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自知造诣有限，只能有始无终。但这“始”也不是无所得，那是不轻信，是直到现在我还珍而重之的。单说这怀疑和追根问柢。二人同心，作为一种精神，至少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各方面的影响却是不小的。只说两点。一是不信任何权威，如旧的子曰诗云直到上谕之类，新的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指示之类，因为依照怀疑精神，都可以问，或说必须问：“你信，它就真正确无误吗？拿权威以外的理由来。”而经常是拿不出使人人心服的理由，更经常是不许问。问，结果常常是不信，有什么好处吗？由浮世的利害方面看，也许没什么好处。至于说到治学，求真，那就只能走这一条路。二是有所知，因为都问过所以然，所以就比较靠得住。总之，在红楼混四年，我虽然未能“终于信仰”，因为学会怀疑和追根问底，就算作所得只是不信吧，我还是认为大有所得也就不悔恨的。
说到所得是不信，这里还要补充几句，因为1988年以后，我不自量力，写了一本《顺生论》，讲了不少有关“人应该怎样活”的看法，说应该如何如何，显然是有所信。难道我真就能够“终于信仰”了吗？难言也，因为由一个方面看是有所信，由另一个方面看，这所信并不根深蒂固。具体情况是这样，借用《礼记·中庸》的成说，我接受“天命之谓性”的“性”，而不问“天命”是怎么回事，它规定的“性”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形而上的价值。在此阶段，“天命之谓性”在我的心目中，与佛教的净土、基督教的天堂不同，所以还不配称为信仰。但接受这句之后就会顺势下行，同样接受“率性之谓道”。这“道”是“朝闻”之“夕死可矣”的“道”，自然要影响知和行，知会分辨是非、好坏，行会决定如何立身处世，所以说是有所信也不能算僭妄。与《怀疑与信仰》那篇文章相比，我写《顺生论》，思想的大格局没有变，只是表白得比较全面，比较细致。这不变，这比较全面；这比较细致，饮水思源，都来于北大红楼的精神面貌，“讲理”。这是自我陶醉吗？古语有云，当仁不让，干脆就再费些笔墨，说说有关讲理的一些情况。
先要说清楚，其时，红楼之内，人对人，无论治学还是交往，都习惯于讲理，大概没有人把它当做一个课题，研究所谓“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然更没有想到这些。后来，比如现在，想到这些，是因为而立之后，问学兴趣转变，扔开《龙筋凤髓判》之类，改为钻研《纯粹理性批判》之类。钻研，有所悟，这里，借这所悟，就可以为讲理之“理”加个小注，也可以夸大言之，称为阐微。计可以分作三个方面。其一是求知方面，不无条件地接受传统，听信权威。从正面说，凡有所肯定，都要找到充足理由。所谓充足理由，是要合于思想规律，举例说，接受一个全称肯定判断，一定要在不能找到任何特称否定判断为真之后。或干脆简而明地说，是信任自己的（纯粹）理性。其二是在立身处世方面，用中土的话说是待人如己，借用康德的话说是服从自己的实践理性，把别人也看做人。其三是凡有所信，都承认它的普遍性，这是说，不当如俗话所说，“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甚至己所不欲（如挨整），偏偏施于人（整人）。
在这样的讲理的精神状态笼罩之下，表现于日常生活，颇有值得说说的。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下手。先说正，是人人觉得自己有独立的人格，有所信，是经过自己思考，认为可信的；有所不信，也是经过自己思考，认为不可信的。这样的自我感受，还会发展为多种心理状态。比如大而言之，会感到有足够的场地供自己驰骋，自己（至少在精神方面）是自由的。小而言之，是多多少少会孕育一些狂气或傲气，因为尊崇的是自己头脑里的理性，一切世俗的都是自郐以下，就难免看不起。不过对于自己周围的人就要换为尊重，因为“能近取譬”，自己有一套，推想别人也必有一套。尊重别人，最突出的表现，是有些名教授，如胡适先生，与学生交谈，也是姓张称张先生，姓李称李先生。
再说反面，是不以力（包括声名、地位等）压人，因为讲理与动硬的不相容，讲理惯了，就会以动用手中之权，压而使人服为耻。有个外来的例，我在《红楼点滴四》（收入《负暄琐话》）一文中曾提到，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为省力，抄现成的。
不知道从哪里刮来一阵风，说（军训）必须整顿，加强。于是来个新教官，据说是上校级，南京派来的。上课，态度大变，是要严格要求，绝对服从。开门第一炮，果然像对待士卒的样子，指使，摆布，申斥。这是变太极为敲扑，结果自然是群情愤激。开始是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就布阵反击，武器有钢铁和橡胶两种。钢铁是正颜厉色地论辩，那位先生不学无术，虚张声势，这样一戳就泄了气。橡胶是无声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但又立着，你不能奈我何。据说，这位先生气得没办法，曾找学校支援，学校对学生一贯是行所无事，当然不管。于是，大概只有两三个月吧，这位先生黔驴技穷，辞职回南了。他失败，从世故方面说是违背了“入其国，先问其俗”的古训，从大道理方面说是违背了红楼精神。
这红楼精神就是重理不重力。
现在是，由走出校门算起，整整六十年过去了，单就这讲理的学风说，总浮生多半世之账，有没有什么经历和感受，可以看做得或失的？想了想，是有，而且分量不很轻。先说失，是有个时期，时风变为不讲理，以权力大小定是非，为了能活，我就不得不效法七品芝麻官郑板桥，默诵“难得糊涂”，“糊涂”前有“难得”，可见心情是相当苦的。得呢，是如在《怀疑与信仰》那篇小文中所说，“没有忘本”，即拿笔，灾梨枣，总是沿着母校的老路走，讲理，不说违心的话。
《流年碎影》 图书馆（1）
北京大学四年，如果说还不无所得，一部分，或说一大部分，是来自图书馆，所以追记旧事，应该说说图书馆的生活。生活是在图书馆，先要介绍一下图书馆的情况。
手头有一本《国立北京大学民国二十五年毕业同学录》，其中讲学校沿革的部分曾经介绍“图书”的情况，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大学（案指京师大学堂）复兴，乃于校舍之后院（即今第二院之后院）设置藏书楼；调取江，浙，鄂，粤，赣，湘等省官书局所印各书，并向中西书店采购新旧图籍，藏之以供众览。”称藏书地点为“楼”，不知是泛说还是实指，如果非泛说，那就是原公主府中路最后一排建筑，十楹，上下两层，50年代初北京大学迁至西郊海淀原燕京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迁入，通称为公主楼的。这种形式的建筑，就是《红楼梦》第六回贾蓉借玻璃炕屏，凤姐教平儿拿楼门上钥匙去取的那一种，北京还剩下几处，这是其中之一，而且木料是楠木，只是因为它小巧，不能多装人或物，大革命过去，出版社休克数年之后复活，拆除了。拆除，我感到加倍惋惜，是因为还有一段特殊的因缘。是60年代后期大革命正火热的时候，我们不少所谓坏人废物利用，“斯文扫地”，我分得的地段就是公主楼前以及其西侧的一个厕所。现在是想再看看也办不到了。
图书馆何时迁往红楼，我没有见到文献记载，估计是在红楼建成（1917年），改为文科教室之时（1918年，原拟充当宿舍）。红楼有地下室，地上四层，图书馆安置在什么地方，可惜没问过早于我走入红楼的，有人说是一层的西南部兼地下室。至于我离开学校时的藏书数量，同学录中却有记录，是：“中文书籍十七万零四百十五册。日文书籍一万二干二百七十五册，西方书籍六万七干六百零三册，中外文杂志四百余种，中西文报三十余种。”我对这个记录有怀疑，例如中文书，就我的印象说，经史子集四部中重要的，包括丛书，馆里都有，总数总当不只十几万吧？且说我入学之前，学校已经把红楼后面偏西的松公府买过来，稍事修缮，前部用作图书馆，后部用作研究所国学门。其后不久，1934年，在府的西南方空地建一所现代化的图书馆，楼房，中间三层，两侧两层，于1935年暑后迁入。所以说起图书馆，我是与松公府时期的共存亡，1931年之前，红楼里的我没见过，1935年之后，现代化的我没享受过。
说起松公府，我的所知也有限，曾经走入的只是第一、二两进：第一进是卡片兼出纳室，面积不大；第二进，一定是原来的什么殿吧，很大，用作阅览室。阅览室之后，想当是书库，当然不能进去。再向后是研究所国学门，只知道存古物和清内阁大库档案不少，章太炎并曾在那里讲《广论语骈枝》，我没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