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棒。孟先生于1938年初作古,想不到半个世纪过去,说红楼,索隐之风又刮起来,情况比八十年前更为荒唐,难道这就是后来居上吗?想到孟先生朴学的老成凋谢,不禁为之慨然。
钱玄同。钱先生原名夏,后改玄同,或署疑古玄同,别名很多,只好都从略。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大讲《中国音韵沿革》,是兼课。我听钱先生课一年,印象是人很高明,且精干,思路和口才都超过一般人。但我却没什么获得,因为我对三十六字母以及开齐合撮之类没有兴趣。我尊重钱先生,来由几乎都是课堂以外的。他湖州人,很早就到日本留学,与绍兴周氏弟兄一同在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回国以后,直到1939年初归道山,与周氏弟兄一直过从很密。这过从,早,有1922年的《呐喊自序》为证,鲁迅先生写,其时他住在S(绍兴)会馆,无事可做,便抄古碑。有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来串门,劝他写点文章。他答应了,于是写了《呐喊》的第一篇《狂人日记》。晚,有《知堂回想录》一六五节为证,周作人先生写,就在钱先生病逝于医院(1939年1月17日)的前一周(10日),他还到苦雨斋去看周先生,接着于14日晚还写了一封信,不改游戏人间的常态,说“泥滑滑泥,行不得也哥哥”。钱先生精旧学,却不泥古,《新青年》时期,化名王敬轩,装作泥古,与刘半农演双簧,充当维新旗手的箭靶子,确是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五四时期,直接出面写的文章,也是内容深刻而文笔犀利。总之,在红楼的诸多人物中,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既有学问,又有见识,热心世事,肝胆照人。此外还有个常人难及又少为人知的优点,是与熟人交往,总是寓严正于突梯滑稽之中。手头存魏建功先生赠1931年钱先生致魏先生信一封,封皮兼写魏先生夫人王碧书,称王碧书先生,先生二字都加“女”旁;信中提到马四,二字用甲骨体,如画图;末尾署名疑古,二字用金文,也如画图:这是任何时候都乐得游戏一下子,在北大的师辈中可说是只此一家。附带说说,在红楼的诸多国学大师中,钱先生虽不以能书名,字用写经体,变楷为行,却显得刚劲流利,很好看。到解放后的新北大,魏建功先生成为唯一的善书者,字也出于写经体,推想就是取法乎钱先生的。以上说的都是好话。也要说说美中不足,是以钱先生之才之学,像是应该有大著作传世,可是想想敝箧中,除《说文部首今读》一个小本本以外,竟没有别的,原因为天乎,为人乎?总是太可惜了。
周作人。周先生,字岂明,也写启明,更多署知堂,住新街口南公用库八道湾,自称所居为苦雨斋,或苦茶庵,是红楼内外的有名人物。有名,主要是来于写得多,内容和散文的风格都成家,并且不是一般的家。可是想介绍他却很难。有一般的难,是广度、深度都非一般,用简明的话说得恰如其分不容易。还有特殊的难,是他生不逢时,就国说,东邻太坏,自己太弱,所托身的北京竟江山易主。异族统治,就更躲不开气节问题。走为上计,可是他没走。中计是闭门喝苦茶,起初也许有此意吧,但终于还是开门,出了山。在他,也许有什么不得已,或竟是有什么理由,但国人(尤其他的旧相知)是不会谅解的。不谅解是一面,但他又像是与王克敏之流不同,不是迎头赶上,而是半推半就,何况他还有五四时期的维新业绩,以及更不容忽视的,上千万字的连文学史家也要刮目相看的著作。太复杂了,且不说评论,如何介绍呢?这个困难,我昔年曾经遇见。那是写《负暄琐话》的时候,多谈北大旧人,装作不见,不成,只好硬着头皮,拼凑一篇《苦雨斋一二》。说一二,表明只是一些琐事。正襟危坐的话也说了三两句,是一反北宋大臣吕端之道,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可惜。其后,又有人上门求写一篇全面而深入的。我不自量力,就真写了,因为想把存于内心的话全盘托出,就写多了,计比万言书还长,标题为“再谈苦雨斋”,收入《负暄续话》。困难仍在,如何解决呢?找个立脚点,是人与文,既不可分又可分;或者说,论文和诗的时候,宜于不以人废言。这样,我就不隐瞒观点,说(旧)诗,意境能够迈过古人,散文,意深远而语平实,冲淡至于不见用力,五四以来,也只能说是只此一家。好话比灶王老爷说得还多,这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是想到出于他笔下的另一种,没有人注意甚且很少人知道的,像是也值得看看。这说的是挽联,我见过几副,都情挚而语妙,取游山可只爱片石之义,就说说这个。
挽联,旧时代常用,可是作好了不容易,要典重得体,寓辞采于肃穆之中。我昔年读《越缦堂日记》,见到一些出于李慈铭之手的挽联,觉得确是名下无虚士。现在,有些人吊死者,还愿意效昔人之颦,也作也写也挂,而看得过去的实在太少。这样,与今人比,周先生的几副就可以说是上追其乡先辈了。以下另行抄录,估计有难解处略加注。其一,挽黄晦闻:
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
《流年碎影》 前辈掠影(3)
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
黄先生关心国家安危,曾刻“如此江山”印章。索常侍,索靖,西晋书法家,知天下将乱,见洛阳宫门铜驼,叹息说:“会见汝在荆棘中耳!”“九一八”事变后,黄先生在北大讲顾亭林诗,言及亡国之痛,感慨万端。其二,挽孟心史:
野记偏多言外意,
新诗应有井中函。
野记,指《心史丛刊》,其中言史事多感慨。井中函,郑思肖,字所南,南宋末年人,宋亡,著《心史》,盛以铁函,藏井中。孟先生写诗,多伤时事。其三,挽钱玄同: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上联原注:“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小川町,在日本同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之地。其四,挽刘半农: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卯字号,北大第二院西南部邻街的一排平房,民初做文科教员预备室,居其地者,陈独秀、朱希祖为己卯年生人,胡适、刘复、刘文典为辛卯年生人,故戏呼为卯字号,言外意为兔子窝。下联,指1934年夏往塞外考察语音,染回归热,返京后卒于医院。其五,挽马隅卿:
月夜看灯才一梦,
雨窗欹枕更何人。
马隅卿,名廉,研究小说有大成就,1935年2月19日在北大课堂上因脑溢血逝世。前一日为旧历上元,他还上街看灯。雨窗欹枕,《雨窗集》,《欹枕集》,天一阁旧藏的明刊话本,马先生在南方买到的,曾影印行世。
挽联抄完,回头看看,写这位,本想避重就轻,拉扯几句,混过去,没想到字数反而超过前几位。但木既已成舟,也就由它去吧。
马衡。马先生,字叔平,与马裕藻和马廉是一家,都是宁波人。叔平先生是金石学家,所作曾集为《凡将斋金石丛稿》(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我上学时期只知道他写过《石鼓文为秦刻石考》,破周宣王猎碣的旧传,为治旧学者所推重。30年代前期,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因有盗宝的流言离职,马先生继任院长(先为代理),担任此职二十年,据说在维护古物方面贡献不小。他在北大史学系是名誉教授,开“金石学”课,我听了一年。他个头儿在中人以下,装束和举止都整饬,说话慢条斯理,都有根有据,没有一句是出于灵机一动的。对学生虽严肃而和善,所以学生都敬重他。讲课有没有讲义,不记得了;以及我也摸索《金石索》《金石萃编》之类,还买过《陶斋藏石记》,诱因是来自马先生还是来自图书馆,或兼而有之,也说不清楚了。清楚记得的是有那么一次,大概是1933年暑后吧,马先生带着听金石学课的同学,十几个人,步行到故宫东路某宫去看青铜器?马先生带着学生看,指点,讲说,不外是“商器”“周器”等等。讲说间,有个同学问:“怎么知道是真的呢?”马先生停住,沉思了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另一个同学抢着问:“那么,怎么知道是假的呢?”马先生又陷入沉思,好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嘛,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同学们都笑了。其时笑,都有轻微的看不起黔驴的意思,心里想,既然是专家,通晓,为什么不能说说呢?其后,许多年,我也有亲近古物之癖,也就难于躲开真假的辨别,专就自己略有所知的说,总结经验,竟仍是马先生那两句话,其精髓是多看,对比,可意会难于言传。能意会是有所得,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到马先生,原来那两句看似可笑的话是金针度人。
沈兼士。沈先生字还是兼士,是小学家,在北大国文系任课,讲的是文字学。据说他是宣扬“右文说”的,即主张形声字,声旁兼表义,如“戋”有“小”义,以戋表声之字,如笺、钱、线、盏、浅、残、贱等都有小义。我听过他文字学的课,只记得身材中等偏高,不胖不瘦,衣服讲究,留背(bēi)头,与孟心史先生比,是个注重外场的人物。态度严肃,口齿清楚,至于都讲了什么,就不记得了。在北大这个圈子里,有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之说,推想三沈是亲兄弟,五马是大排行。沈士远,我没见过,也殊少所知。沈尹默先生,我也没见过,却多有所知。他是名书法家,写行写楷,都守二王矩蠖,并有理论来支持。他诗词也写得很好,我手头还有1929年北京书局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