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名书法家，写行写楷，都守二王矩蠖，并有理论来支持。他诗词也写得很好，我手头还有1929年北京书局印的《秋明集》，上下两册，上册收诗，下册收词，可惜为书名所掩，知道的人不多了。沈兼士先生在北大也以善书名，只是因为他的兄长尹默先生，以及也出入红楼的马叙伦先生，造诣太高，这就有如一般高个儿的女士，一旦走入时装模特之群，就欲挣扎也显不出来了。在我的记忆中，沈兼士先生还有个也许值得说说的特点，是“沙滩”地小（只是北池子北口外以东一个直径几十米磨盘状的小圆块）名大（就是不提红楼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全国许多学术界耆宿在这一带活动，只有他一个人连住所也是大名“沙滩”的一条东西向的小街。
余嘉锡。余先生，字季豫，湖南常德人。他在辅仁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到北大是兼课，我听一年，发讲义，名《目录学发微》。他身材中等偏高，说不上胖而显得丰满。当然穿长袍，与其他老人物如黄节、马叙伦相比，还多一顶瓜皮小帽。上课坐着讲，平静地传授知识而不用面部表情甚至指画来助阵。这是纯旧派的教学形式，使人想到周敦颐和二程，至少也是颜习斋和戴东原。目录方面的情况他是吃透了，所以有能力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治旧学，思路清楚，甚至可以说有新时代的科学精神，比如至今还记得他有一次讲：“有人常说，某书是伪书，因不见于《隋书经籍志》。这是不对的，因为《隋书经籍志》并不能收尽天下书。”这就大有说服力。著作不少，贡献大，归道山以后，还由其东床快婿周祖谟先生整理出版《世说新语笺疏》，我觉得这是出自朴学，最靠得住。说起朴学，不禁想到今代盛行的大话和空话，前现代、后现代之类，丈二和尚，使人摸不着头脑，对比之下，还是觉得老一辈的一步一个脚印值得珍重。
钱穆。钱先生，字宾四，我上学时期，他是红楼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因为其时大刮《古史辨》之风，他写《先秦诸子系年》，主旨就是深辨古史。他无锡人，没有多少学历，可是勤读，钻得深，所以能够平步青云，走入红楼，任史学系教授。我选过他的课，也许有两年吧，因为其时我也被考古风刮得东倒西歪。听说他教过中小学，自然讲求过教学方法，因而在课堂上，作风与余嘉锡先生大不同，不是安稳平静，而是常走动，口讲指画，间以嘻笑，显露锋芒。但语音只能南腔而不能北凋，北方同学听着就有些费力，比如初上课时常听他说“王五”，不知何意，后来才知道，这是说“黄河”。他考史，时时有新说，记得听他讲《楚辞》中地名，说旧时都认为在江南，其实应该在江北，我至今也不知道究竟对不对。不过，不管他怎样立异，都举证，总之仍不离汉学传统。七七事变以后，他先到昆明，其后到台湾，高寿，九十余才归道山，不忘故土，遗嘱归葬太湖之滨。在台湾，他讲课之余，仍勤于写作，较著名的有《国史大纲》。是1992年，由《书摘》介绍，我看到他1979年出版的一本新著《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的一节文字，说中国的传统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君主立宪，并说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没有“谁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不由得大吃一惊。钱先生是治史的，竟连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也视而不见了，难道因爱故土之国之民，就可以不管事实吗？可惜他已作古，我不能质疑。但我还是不能已于言，写了一篇《关于吾师》（刊于《读书》1993年第2期），说了几句不够尊重的话。过些时候，听说钱先生的亲属看了不高兴，曾著文为钱先生辩护。人各有见，但依照红楼精神，讲理，考虑的只应是“证据”，而不问亲不亲的。
《流年碎影》 前辈掠影（4）
顾颉刚。由《关于吾师》那篇拙作就联想到顾颉刚先生，因为其中也触及他。顾先生，名和字统一，苏州人。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与红楼的关系可说是双料的。插叙一笔，哲学大概真如鸡肋，食之无味，所以名人如朱自清、康白情、章廷谦（川岛）、容肇祖、何其芳，毕业后（也许早到未毕业）都改了行。顾先生也是改了行，治历史，尤其历史的地理沿革。我上学时期，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史学系兼课，讲《禹贡》。我选听这门课，因为讲授者是创办《古史辨》的。顾先生体格是苏州型，外貌的风度却既不白净又不清秀。待人好，诚恳和气，讲课十分认真。可惜天道吝，多有笔才而少有口才。看过《古史辨》自序的人都知道，那是倚马万言，可是讲课，常常嗫嚅一会儿，还是说不出来，就急得拿起粉笔写。他治学甚勤，买书很多，据说已经装满九间平房。还有大志，创办禹贡学会，编印名为《禹贡》的期刊，想带领一些同道（多为听课的同学），研究历史地理，绘成历史地图。七七事变以后，离开北京，还紧抱着理想继续努力吗？不清楚。可知的是解放以后，50年代初，他回到北京，赶上思想改造，批胡，想挣扎，适应新环境，于是也拿起笔，骂胡适，表明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可加入新的“同志”之群。可是如其高足童书业等所表演，也拿起笔，大骂顾颉刚，可证新的一群还不能把他看作同道。这正如王学典看了1993年出版的《顾颉刚年谱》以后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指出，是《痛苦的人格分裂》（刊于《读书》1995年第5期），以对胡适为例，是心里感激嘴里骂。能不能不分裂？至少理论上是能，办法是用沉默的方式承认落伍，不可救药。也许是不甘于寂寞吧，顾先生还是用语言文字挣扎。至少我看，有时还过了头，如70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他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他可以不说话，却写了“重版前言”，说原来未承认焚书坑儒有积极意义，是错了。难道顾先生真会举手赞成焚书坑儒吗？所以我写《关于吾师》坦率表示，我不愿意看到我的老师，为迎合时风而说稍有正义感的人听了会皱眉的话。
罗庸。北大国文系有两位教授，罗庸和郑奠，像是李杜，谁提到就连着说，都规规矩矩讲课，不露什么锋芒。两位都是1920年北大国文系毕业，也许毕业后就留校工作吧？罗先生，字膺中，扬州人；郑先生，字石君，浙江诸暨人。七七事变以后都西南行。迎来胜利和解放，罗先生留在西南；郑先生辗转到语言研究所，由古文献中集语法和修辞的资料，印成书，我都见过。单说罗先生，还与我有点特殊的关系。一是在校，我毕业前写关于乐府诗的论文，导师是他。我读书，杂而不专，也就难得精于某一门，而论文是要求既专又精的。我有自知之明，想随便拉个题目，凑万八千字，估计罗先生宽厚，可以给六十分，能毕业就得了。没想到罗先生宽厚还加了客气，竟给了七十多分。二是40年代后期，我帮一个出家朋友编一种佛学月刊《世间解》，刊物传到西南，适值罗先生亲近佛理，竟收到他由某大学寄来的鼓励的信。这使我很惭愧，曾复信表白，并问安。其后若干年，因为都忙于应付新要求，就不再有音信。恍惚记得听谁说，他是过早地作了古。仅存的两三封手迹，因为一再运动，自顾不暇，也就“人面不知何处去”了。
唐兰。唐先生，字立厂（āｎ，非工厂的厂），浙江嘉兴人，古文字学家。我上学听他课，讲的就是古文字学。记得后来成书出版，名《古文字学导论》（？），我买过，现在也找不到了。辨认古文字（主要是殷墟甲骨上的）是考古的一支，当时也是热门，唐先生钻得很深，也颇自负。记得一次上课，他谈这方面研究的情况，有个同学问：“郭鼎堂（郭沫若其时在日本研究甲骨文、金文，署此名）怎么样？”唐先生小声说个“咳”，接着是冷笑，推测他的意思是，外行胡猜，多可笑。因为研究金文，他还是青铜器专家，记得30年代后期，我到他家里去，看见屋里就有些小件青铜器。其时他住在地安门内，与个年轻的夫人（盛传结合时他三十四岁，夫人十七，恰好减半）为伴。大概是1939年夏，他决定南行，春天，由国文系同学李九魁发起，在中山公园为唐先生送行，参加的有我和周祖谟，记得还照了相。解放以后，唐先生未回北大，到故宫博物院做什么研究工作，我见过他。他本来就偏于胖，随着年岁增加，体重和血压也增加，听说多在家休息，终于抗不过病，作古了。
恒寿山。课堂上的前辈说得太多了，应该换换样，于是想到恒先生。恒先生是武术教师，教的是业余课，地点在红楼西北角的风雨操场，时间是下午下课以后，一周几次不记得了。他是满族，其时已经年近古稀，健壮，秃头，所以表演太极拳，颇有老僧入定的神气。他武术造诣很高，通各路拳术和各种武艺，还练过摔跤。他说这样多学，是想当侍卫，没想到江山易主，会武术没出路，只有靠教学吃饭了。他在武术界名声很大，人称恒大力。有一次他露了一下，是抬起一条腿蹬其上有窗的一面墙，确像是房屋的半面都颤动。他还表演过运气，是不管你打他什么地方，那地方都鼓起，成半球形，坚韧如橡胶。我是偶然一次走入风雨操场，认识他的。其时考北大都是学广义的文，所以虽然学武不必交学费，学的人还是很少。我呢，也许小学时期看《七侠五义》之类还有影响吧，就向恒老师说也想学一些。他问我姓名和籍贯，不想一说香河县，他大感兴趣，因为香河县有个全国驰名的武术家张秀林（名策）是他的师兄弟。由于这种因缘，他对我很亲切。但他有知人之明，说：“太极太难，要有耐性，还是学一套威虎拳吧。”果然，学了不多，我就表现为没有耐性，不积极学了。但我有时还去，是愿意听他讲亲见亲闻的武侠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