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他字恭三,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只有他,年级比我低而年岁长于我,而且是两岁。这是因为他1931年曾投考,未录取,入辅仁大学,仍醉心于北大这块牌子,再考,才如了愿。我很早就知道他,是因为看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的“小引”有云:“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这次讲演是其时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长的沈兼士先生组织的,时间是1932年的三四月间,邓先生在辅仁念一年级,也就真值得佩服了。在北大,我常听史学系的课,自然不少见到邓先生。他是地道山东人,身材高大,朴实可交。广为人知的是学问,精于宋辽金元史,著《稼轩词编年笺注》,宋以来,治辛稼轩词者不少,当推此为压卷之作。近些年在北大,任历史系主任多年,老了,告退,住朗润园,我在北大女儿处寄居时期,由我的前窗可以望见他的后窗。有时见面,大多是在路上,很少是在他家里。他仍健谈,一开口就推心置腹。正义感很强,也就间或有牢骚。耳已不聪,但记性好,有时追述几个时期的北大旧事,还是如数家珍。他有所作,常复印一份给我看。手头还有一篇复印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二期邓先生口述、苏敏整理的《胡适与北京大学》(解放前夕的一段胡先生任校长,邓先生任校长秘书),文章由1917年暑后胡先生入北大任教授起到1949年12月胡先生飞离北平止,大事小事讲了不少,我看了,印象是,邓先生确是不愧为史学家,一,旧事记得一清如水;二,间或寓褒贬,都本诸良心;三,未抄50年代的批判八股,挑拣一言一行,继以大骂。显然,这样的态度是不合时风的,也许会带来不利吧?忘利而不忘义,我深以有这样一位同学为荣幸。
周祖谟。他字燕孙,1932年考入北大国文系。他原籍是武清县河西务,我念通县师范时期由家乡往返必经之地,如果容许高攀,也可以算作小同乡吧。他专攻音韵学,七七事变以后,到辅仁大学去任教,得到余嘉锡先生的赏识,选为东床。解放以后回母校北大,在中文系任教。音韵方面著作不少,成为知名的学者。对于音韵,我一窍不通,但有那么一次,也借了他的光。是80年代中期,我为本单位主编《文言常识》,其中“字音”一节,当然以用他之学之名为上策,我登他的中关园平房之门,他没有退路,也就写了。此外,他还有音韵学之外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校释》,在多种本本中后来居上,也与我以很大的方便。是80年代晚期,他由中关园迁到朗润园,与我成为近邻,我去看他一次。他健康情况不佳,说有力下楼(住二楼)而无力上楼,寂寞,希望我常去谈谈。其后,我因为杂务多,又听说他飞越太平洋,到他女儿处去休养,就没有再去看他。而一晃就三几年过去,我也经过一次迁居,离远了。是1994年末,听说他继马珏之后,也作了古。我有时想到过去,他那清瘦而微笑的样子,以及其学问的纯厚,心里感到凄凉。幸而他后继有人,是周士琦世兄,也治古典,多有著述,如果死后真能有知,他那一贯的微笑就可以带到泉下了吧?
吴晓铃。他于1933年考入北大国文系,七七事变前几天毕业,如果只有在红楼坐完冷板凳才可以称为“老北大”,他就真成为强弩之末。半壁江山沦陷时期,他也奔赴西南,其间曾往印度国际大学,像是住了五年,学会了梵文,同我说,还见过尼赫鲁。胜利以后回北京,不记得以何因缘,我们就熟了。40年代后期,我主编一种佛学月刊,人少力微,就求他为一臂之助。他真就视人事如己事,不仅参与策划,写文译文,还介绍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教授等著文,以壮声势。他为人爽快,热情,与人交往,够得上肝胆照人。又精力旺盛,外向,学问,多方面,戏曲、小说、语言,都通,还熟悉版本;交往也是,几乎什么样的人都认识,如知名学者之外,还有戏剧演员,以至相声演员如侯宝林等。这样的性格和经历使他有获得,就我的所知说,是一,可以任意走入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之门;二,活动范围广,北京以内,各处跑,还有余兴,到北京以外,甚至国境以外;三,他有聚书之癖,这就给他带来诸多方便。说起聚书,他的本领和成就就更使人惊讶。他的住房是先人留下的,在昔日名流聚居的宣南,院子不小,北房五楹,上下两层,楼上都是书,楼下也有一些。书多,见识广,又有侠义之气,所以看见近年不少人制造有关曹雪芹的伪遗物,就举证揭其老底,使稍有考史常识的人为之一快。解放以后,我们见面次数不多,只记得一次是到他家里,一次是在香山。最后一次是在无轨电车上,匆匆说几句话他就下了车。他是1995年2月去世的,其前我听说他患病,没去看他,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有时想到他的藏书,那么多,其中并有国宝级的《石头记》乾隆己酉抄本(残存一至四十回),如何处理呢?扩大范围说,这是许多知识分子会碰到的问题。聚书,因为想读,因为爱。日久天长,数量多了,心情常常不是子子孙孙永宝用,而是“己身永宝用”。而实际呢,己身是不能“永”的,所以总会有一天,己身撒手而去,所爱之书却还是立或卧在那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迷,世上千千万万的常人都不过如此;反面的“好事不如无”是悟,吴先生弥留之际会想到吗?但愿他能够这样。
何其芳。他是1931年考入北大哲学系,与我同年级。多有向上心,先是写缠缠绵绵的散文,印为《画梦录》,其后又辗转到延安,于是逐渐成为名人,升迁为文学研究所所长。我与他,不只一次有同路人(?)之谊,却又疏远得井水不犯河水。早的同路是军训,正好编在一班(班排之班,一班十个人)。他中等身材,白净,连列队持枪也吊儿郎当,表现为不屑的样子,我只好少注目而远之。没想到还有第二次同路,是毕业以后,都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国文。在墙子河畔一年,不记得有什么接触。迎来暑假,更没想到还有第三次同路,是书教不好,都被辞退。因为没有交往,也就没有对坐作穷途之哭。其后的若干年,我们真就相忘于道术。他高升了,有时还动笔,记得看过他评论《红楼梦》的一篇大(字数多)文,印象呢,意识形态味道浓,也就气盛,心里想,此“长”之所以为“长”。没想去看他,也不敢去看他。又没想到,竟有一次望影的机会,是大革命初期,揪斗风吹得正猛的时候,有一天。我以群众身份往工人体育场去看兼听批判,场内做喷气式的共十人,其中有他。离得远,看不清,只听见批的话里有“何其臭”云云,不禁想到《枕中记》《续黄粱》一类故事,慨叹人生真如梦也。幸而低头之后总会随来“落实政策”,听说他又起复,任原职,只是可惜,天不假以年,不很久就归于道山。总是头上又有了“长”的帽子,可以安息了吧。
《流年碎影》 同学点滴(3)
王崇武。他于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功课不坏,毕业以后曾到英国留学,据说尤其致力于明史,很有成就。他是河北省雄县人,健壮,双目有神。他住东斋,规定一间屋住两个人,其时我未住学校宿舍,不记得由谁介绍,我把姓名借给他,他就可以独自住一间,以此因缘,我们认识了。且说因缘和合必有后果,1936年我由天津回北京,失业,由他介绍,我给他的同学到进德中学代课,因而与他的这位师范大学毕业的同学李君列五(名曾笃)结识。这又带来后果,是破家之后我又组织一个新家。还是说王崇武,50年代初他回国,到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其时历史研究所和语言研究所都在红楼以东的东厂胡同(明朝魏忠贤的东厂),我编汉语课本,隔一日到语言研究所去上班,因而又同他见了几次面。谈些旧事,像是还没扔掉“他日相逢下车揖”的古风。其后我不到语言研究所上班,再其后来了整风,人人惶惶不安,也就没有再见面。是50年代后期,忽然得到个简而又简的消息,他病故了,算了算,年未及知命。什么病呢?有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呢?咫尺天涯,是直到现在也未能知道。
杨向奎。他是1931年考入北大史学系,与我同年级。在学校没什么交往,只知道他也跟随顾颉刚先生,考古史,并且颇有成绩。毕业以后,曾到山东什么大学去教书,后来回北京,到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在我的诸多治文史的同学中,考精力旺盛,有了他,吴晓铃就只能屈居第二。以我的见闻证之。多年以来,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都是过去的远事,我想略去,只说近的。是80年代后期,因为我在《负暄琐话》里写了孙以悌,他看到,就给我写信,约定到我城内的住处(原北京大学第二院)来看我。他来了,谈了很多,我才知道,孙以悌离开学校到天津,他曾去追,可惜晚了一天,未能见到。我感谢他由干面胡同东口他的住处来看我,他说他每天步行往养蜂夹道去游泳,从我这里经过,用不着过意不去。其后有时他就送他的新作给我看。有关于《红楼梦》作者的,这是由商、周、秦、汉下降到康、雍、乾,仍在史的范围内,不新奇;新奇的是有几篇,竟谈起时空、相对论之类。这真是造反了!谈得对不对,我莫测高深,总不会如苏东坡《日喻》所说,闻钟以为日吧?那么,红楼中出这样一位,借用胡博士常说的一句,是“北大真不愧为大”,我也可以沾点光了吧?
张政烺。他字苑峰,山东省荣成县人,于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外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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