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北京的名人，因为头上有两顶帽子，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先生的女儿小，校花大。花，谁都想看看，我未能免俗，狭路相逢，也看。印象呢，长身玉立，面庞白嫩，确是够得上一个“娇”字，娇，我不为泥做的诸君讳，都爱。但爱是“情”方面的事；还有“理”，就不能不打打算盘。即如我，近在本班的徐、陶二位尚不敢靠拢，况远在他班的马珏乎？所以同出入红楼近三年，连相视而笑的机缘也没有。她于1934年春未毕业离校，到上海结婚，名花有主，我逐渐也就把她忘了。万没有想到还有交往的机会，是她的在山东枣庄工作的儿子杨衡善是我的读者，看到我写马幼渔先生的文章（收入《负暄琐话》），就来信，说他妈住在他那里休养，他的姐姐杨康善在北大工作，前不久他妈并曾在北大朗润园住很长时期云云。我也住朗润园，因为不知道，就交一臂而失之。但我们通了信，她并寄来上学时期的照片，说希望我能够想到昔日。其后她连遭不幸，先是丈夫病故，不久腿又摔伤。希望她还来北京住，看来不容易了。1992年的冬日吧，据说是枣庄的住处有困难，她竟来北大到她女儿家住。其时她女儿住燕东园的新建楼房，离我的住所不很远，我当然要去看她。她拒绝了，说行动不便，俟养好些再说。我推测，这是怕我对比今昔，心里都不好过。这其间，我送去新出版的一本拙作，劝她好好养病，待好转我去看她。一拖就拖到1993年秋天，是一天的下午，她女儿来，说看她母亲，可否一会儿就去。我去了，她拄着双拐走来，靠近我坐了约半小时，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放，眼泪汪汪的。我没想到她这样念旧，也很感伤。其后不很久，她就到医院去疗养，我未能再去看她。大概是1994年末，听她女儿说，病终于没有转机，挨到十一月，下世了。她生于宣统庚戌，属狗，卒于甲戌，仍是狗年，也可以算作始终如一了吧。生而为人，总不免一死，但如她，有写作之才，富于情，又早年见闻多，而没有及早拿笔，终归是个不小的遗憾。
金石。她1932年考进北大，入外国语文学系学英文，与杜文成同班。我对她有印象，是因为她是运动员，而且打篮球，在我上学时候是罕见的。她是沈阳人，个儿不高而粗壮，头大，上下一样宽，恕我直言，实在不能算漂亮。离开学校以后，各奔前程，也就都忘了。是80年代后期，有一天，我在出版社的办公室，有个老年妇女推门进来，自己报名，说她是金石，问我还记得不记得。我说记得，请她坐下。当然要说说多年来的情况。她丈夫姓刘，近些年一同在合肥工业大学工作。她当年在北京的住宅还有，在地安门内油漆作，所以告退以后，也常在北京住。知道我在出版社，是因为她女儿有时来音乐编辑室帮忙，偶然谈起，疑惑是旧同学，立刻跑来，果然不错。她不愧为运动员，虽然比当年瘦了些，腰板儿还是挺直，走路轻快。她很热情，问完我的情况，接着问还有哪些同学在北京。我只告诉她杜文成，因为其他人，或病或行踪不定，以不去打搅为是。她记下杜文成的住址，说第二天就去。又说她家不远，希望我去看看，何时去，先告诉她，她准备饭。我去了不只一次。她也常来，有时让查一些典故，就顺便看看我。了解越来越深，我觉得她有个最难及的优点是，以出嫁的女儿为喻，实心实意顾娘家。听到哪个同学在哪里，只要她能走到，必立刻去。每年五四校庆，她一定参加，希望借此机会能够见到几个北大旧人。我呢，很惭愧，多年住在北大而不参加校庆，与她相比，就成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了。
莫国康。她是广东人，1929年考进北大，入教育系。这里写她，不是因为与她有什么瓜葛，而是，不怕人笑话，因为她美。记得身材、面容，都恰到好处，与马珏相比，还多个“匀称”。如果容许我评论，马珏是因“娇”而美，莫国康是因“美”而美。可以分高下吗？无妨追述个当时的想法，如果校花由选票产生，我那一张，沉吟之后，也许还是写莫国康。可惜这样的“民意”无由告诉她，1933年暑后她离开学校，就不再看见她。曾听到她的消息，是40年代前期吧，说她给（或曾给）陈公博当秘书。陈也出身于北大，1916年入哲学系，与朱自清和顾颉刚同班，毕业后也改行，入了政场，混到代主席，可惜是敌人日本扶持的，于是得个判处死刑的下场。如果所传莫国康曾在他那里不假，后事如何呢？每一想到，不禁有佳人薄命之叹。
古，“叹”之后有“观止”之说，也就不再写下去。
《流年碎影》 日常生活（1）
这是小节，只是因为有好多为其时其地所特有，作为闲话说说，如“白头宫女”追述开天旧事，也许有人愿意听听吧。日常生活包括由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的一切活动，不得不挑挑拣拣。想先剔除一些所谓正事或大事，如上课，钻图书馆之类。剩下的，琐琐碎碎，宜于归拢，想从祖传的归类法，分为衣食住行；行殊少可说，换为余兴。主要说己身；但己身也可有代表性，那就算作共享的也可以。
衣。北大没有制服。有准制服，是蓝布长衫。穿蓝布长衫上课，是习俗，不是法定。所以有少数人，有财力，愿意豪华，漂亮，或给具体的佳人看，或给概括的佳人看，以期换来青眼，也可以做西服。记得一年的暑假，同屋李耀宗就做了一套西服，浅灰色，纯毛派力思的，也许要三十多块钱。其时他连心中也还没有如意佳人，空虚，当然希望有“凤凰来仪”。至于一般人，我在内，就还是一年四季，外包装不变，蓝布长衫。西服，蓝布长衫，以及包装之内，背心、内衣等，我们总是往东安市场，那里都可以解决。记得最清楚的是蓝布长衫，料是阴丹士林（新染料名）的，制成品，用自己身材试，合适了，付款，时价是纸币一元。料坚实，做工也不敢丧失信用，两三年穿不坏。长衫的缺点是下身过长，活动不便，如果改为熊十力先生那样的，保留上部的三分之二，裁去下部的三分之一，开隙保留，上移，穿上舒适，实用价值会超过西服吧？不过人穿衣，记得讲服装起源的什么书说过，是由于想装饰；装饰主要是给别人（尤其异性）看，则长衫究竟要得要不得，决定权就不能属于我们，而属于校花之流马珏和莫国康了。
食。关于食，我写过“沙滩的吃”（收入《负暄琐话》），这里变为学生的吃，范围大了些，所以不能不粗说。吃，就我说，与通县师范时期不同了，彼时是白吃，变为要花钱。花钱也可以分为常态和变态：常态是天天如此的果腹，变态是与什么人，下馆子，改善改善。先说常态，以作战为喻，有阵地战，是吃包饭。学生宿舍只西斋有，一个月六块钱，米饭、馒头，一菜一汤，管饱；外面饭馆也可以包，价钱贵一些。有游击战，是任意到附近一个饭馆，点菜点饭，吃完付钱。游击战有好处，说小话是容易合己意，说大话是合于北大的自由散漫精神。唯一的缺点是比包饭贵一些，节省，打小算盘，一个月也要七八块钱。这自由散漫精神使北大附近开了不少小饭馆，现在记得的，自西往东，有二院对面的华顺居，景山东街东口内路北的德胜斋（回教），东斋北侧的海泉居，斜对面的林盛居，沙滩西端路南的佚名切面铺，一院对面的四川馆（？也忘了它的大名）。我常走入的是德胜斋，多吃它的烧饼和炖牛肉，佚名切面铺，多吃它的烙饼和肉片熬白菜豆腐，林盛居，有过屠门而大嚼之意，吃它的张先生豆腐。北京饭馆，以姓氏命名的美食有三种：赵先生肉，张先生豆腐，马先生汤。马先生汤为马叙伦所创，有他《石屋余渖》的自述为证，吃要到中山公园长美轩，我人微钱少，未敢尝试。赵先生肉，赵先生为何许人，其肉哪里卖，都不知道，也就欲尝试而不可得了。张先生豆腐是沙滩一带的名菜，几乎家家有，而不见于北京其他地方的饭馆，可见这位张先生是北大的，菜里有笋片，推想他（很少可能是她）必是南方人。其实这类乾嘉学派的玩意儿都无所谓，值得重视的是好吃不好吃。公认为很好吃。如果一定要挑毛病，就是贵一些，一角六分一盘，与包饭二角吃一天相比，就太豪华了。随着北大的迁往城外，红楼时代许多值得永宝用的事物消失了，其中也应该算上这张先生豆腐。
再说变态，是跳到沙滩之外，改善改善。理论上，可以到西单，甚至前门外；实际上却总是往东安市场，因为离得近，还可以买其他用品。东安市场饭馆不少，高档次的有森隆、五芳斋，低档次的有春元楼、俊山馆等，中等偏上有润明楼和东来顺（回教）。到润明楼，吃豆沙馅包、红烧肉条，很美。最常走进的是东来顺，它生意做得活，比如也可以不改善，吃羊肉饺子二十个，八分，加小米粥一碗，一分，共一角就解决了问题。稍提高，可以吃羊肉馅饼或牛肉肉饼，都味道很好。再提高，三四个人，登楼，还想喝几两，下酒之菜，经常是酥鱼、酱腱子各一盘，价都是一角六分。料上等，工细致，所以味道绝美，现在是价提高百倍也做不到那样了。还有绝种的是几分钱一碗的酸辣汤（内有鸡血条和豆腐条）和不要钱的高汤（上好的是鸡鸭汤上撒豆苗），有时真想喝几口，就不禁有广陵散之叹。
上学时期的吃，还有住出租房、自做自吃的一种，虽然人数不多，也应该说说，聊备一格。北京有一句俗话，是千算万算，不如起火做饭。其时物价低，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香油与上等鲜猪肉（没有冷藏肉，没有三五百斤大猪）等价，都是一元钱四斤半。这样，比如三四个人吃炸酱面，自做，肉丁炸酱一碗，五分钱就够了。大改善，吃红烧肉，三斤下锅，成本也在一元以下。唯一的缺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