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成竹在胸，我们团为首的什么人拒绝了。还要示威，总是到南京的两三天以后吧，照计划，早晨出发，人人手持小旗，由少数人带领，边走边喊口号。口号中当然有要求抗战一类；有没有打倒不抗战一类，不记得了。街道两旁挤满看热闹的人，显然是不知道这群青年人要干什么。这样走出不远，进了成贤街，忽然由街道两旁闯出大批军队，两个捉一个学生，拉上街口停放的大卡车，往东开向城外。我们不知道要运到哪里，如何处理，但既然抗不了，只好听之任之。不久就知道，是送入孝陵卫军营，囚禁起来。为了表示抗议，决定绝食。估计消息不久就传出去，爱国学生被捕，这还了得。陆续传来外面的情况，很多学校罢课了，有些学生也抢上火车来南京，不让上就卧轨。由南京当局看，绝食是点火。北大的旧人则反应复杂，其中也会有自己的学生不吃饭，心里不好受。于是陈大齐来了，送来不少食品，记得有饼干之类。不说假话，我们的绝食也不乏红楼的自由精神，愿意吃就吃一些，没有人管。后来才知道，南京当局把我们看成埋在其时首都的火药，应该及早清出去。在孝陵卫，我们住了五六天，是一天的后半夜，军队又来了，仍是两个人捉一个，或手拉，或用绳捆，推上卡车，一直开往下关。到了，下车，上轮渡。过江是浦口车站，有一列火车（只挂短短的几辆）等着，仍由原来的两个人送上火车。上车后找到陈虞朴，我见他手里拿一节绳子，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捉他的是两个温和的小青年，他想把那条绳子留下做纪念，小青年说那可不成，他们回去要交，一定要，只好截下一段给他。他又问那两个小青年，为什么对他这样和气，小青年说：“这次执行任务，我们提心吊胆，很怕你们，因为命令是，由军营送上火车，不听话，可以用绳子捆，但骂不许还言，打不许还手。你没有打骂我们，我们算走运。”
我一生只有这一次是坐专车，上车就开，有一连兵护送，而且沿路不停。车到徐州，忽然转为西行，到郑州才往北。后来才知道，是济南那里学生为往南京受阻闹事，怕我们到那里合流再南下。其实，过郑州，离北京近了，我们多日颠簸，劳累，又车上过夜太冷，真有点归心似箭了。回到北京，耳目闭塞的情况变了，知道我们点的这把火越烧越旺，南京送走了我们，接着来的学生闹得更凶。闹，对于不抵抗的当局也许作用不大，但可以让侵略的日本敌人看看，中国人的心并没有死。
附记：我由1928年暑后写日记，到1937年暑前，将近十年，都毁于七七事变战火，因而写北京大学这一段；只能凭模糊的记忆，不确甚至张冠李戴是难免的。回首前尘，念及人祸之频繁，不禁为之慨然。
《流年碎影》 天津一年（1）
在北大混了四年，学业没什么成绩，只挣得一顶北大毕业的帽子，活命至上，于是，与走出通县师范校门之前不同，这一次是早就想到饭碗。是1935年的春夏之交吧，忘记从什么渠道，听说开滦煤矿招考中学教师，地点在天津他们矿的总局。大家都知道，开滦矿的职业有两个大优点，一是待遇高，二是安稳，即只要规规矩矩干，就没有丢掉饭碗的危险。人总是利取其大者，所以决定去应考。不记得以何因缘，与其后嫁给我的师范同学李向常（名志恒），家乡大良镇人的陈英迈女士结伴。第一次到天津，住在东马路太平旅馆，到英租界开滦总局去应考。先是笔试，我侥幸录取，陈女士落选。接着检查身体，记得只是听听内脏，大夫就当面告诉，说肺有问题，不能录用。后来，我一直怀疑这次的诊断，因为在北京，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也没有人（包括医生）说我的肺部有问题。事实也许是，有问题的不是我的肺脏，而是那位大夫的神经。如果竟是这样，一次误诊事小，我因此未能东往唐山，过准退隐的生活，语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就大了。说大，不是痛惜有所失，而是想到我就不会走上现在这条路，以及机遇的播弄人，真就不能不“畏天命”了。
一次如意算盘，或说尝试，失败，只得飞回旧巢，一面待毕业之业，一面待饭碗之业。这情况，学校大概经过调查并有记录，是直到八月上半，天津南开中学缺国文教师，让学校推荐，也许只有我还在待价而沽，就介绍我去。以卖货为喻，这不是主顾挑的，是柜台上剩的，因而起驾南行，就不免灰溜溜的。管他呢，反正饭碗要紧，只好不管荣辱，还是收拾衣物上任。
平生第一次创业的一天，记忆也另眼看待。至今还记得是8月16日，早饭后，由前门东车站上火车。到天津北站下，已经是中午，雇洋车（天津名胶皮）拉着行李和己身，可以直接往学校，不知道应该找谁，还是先投亲。有个表叔刘玉田（大祖母的侄子）在东北角（天津多称官银号）单街子同源彩染坊任经理，去找他。找到，知道我还没吃饭，说他已吃过，带着我到东北角一个小馆去吃。楼下楼上各一间，登楼，要一盘炒虾仁，因为天津水产丰富，都用活虾，所以色香味俱佳，价同于张先生豆腐，一角六分。这一次天津的第一菜，竟对后来的生活也有影响，是近年进饭馆做客，主人为表示热情和大方，桌上多见炒虾仁，价涨至百倍以上，可总是味道颇不佳。饭后略休息，表叔有经验，找个熟洋车，嘱咐送到学校，找到办事处，俟办完手续，再送到宿舍。就这样，我被安置在南院西楼（坐西向东，两层）楼下的一间房里，光线不好，白日也要借助电灯。加说这一天之后的一件事，是送来半个月的薪金，当面解释，如果上半月到校，就发全月的。
拿了薪金，要工作。8月底或9月初开始，担任三班国文课，高中一班，初中两班，一班一周以六课时计，每天平均要上三堂课，口讲指画，还要改两周一次的作文。记得教材是学校编的；教法也有要求，是以学生活动为主，教师辅导。其时负责教务的人与教师间还隔着一层客气，又没有今代的教研室的组织，因而对于学校的要求，我是微有所闻而莫明其究竟。不了然，又没有重视，于是上课就还是从心所欲。也不能没有师承，是中学的李大吵和孙子书，加大学的黄晦闻和刘叔雅，照本讲解之外，也说些自己的私见。这样教好不好，我是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难道就不曾想过吗？可惜是再思三思之后，答案总是不快意的。比如多年之后，我回顾教国文课的经历和心情，以真面目对人，自己的观感，由轻到重，大致是四种。其一，以学生能否写通为教学的成与败的标准，我就不知道哪一种教法能够真正有成效。即如以学生活动为主，如果只是在一叠教材上活动，我看也不见得能够有什么成效。其二，如现时语文课的方式，教师和学生都寝馈于不多篇所谓范文，想写通是不可能的。其三，教语文，最费力（因为还要改大批不通的作文），成效最没把握，所以我最怕这个职业。其四，怕而断断续续教了十几年，就使我常常想到饭碗之不易，或放大言之，人生之不易。这样说，南开中学一年，看外表的活动，相当复杂，内心则很简单，不过是饭碗加不易而已。
天命或祖传（或天命加祖传），人总是善于适应的，比如说，有烦恼，而且不少，是还一定有能力，在苦的夹缝中，甚至一时忘掉苦，找些乐趣的。吾从众，功课的繁重，没兴趣，而且不能不想到难于改行，以及人人都会遇见的兰芷之变为荆棘，一时都不管，且迈出西楼，逛书摊或看风景去也。
看旧书买旧书，天津只有集中的两处，英租界小白楼和法租界劝业场旁边的天祥市场三楼。小白楼卖的主要是外文书，最多的是英文旧书，其时我还没搜罗英文哲学著作，所以逛书摊只是到天祥市场。总是下午课后（星期日改为上午）起程，两种走法，步行穿过南市，或西南角上电车，东南角换车到劝业场。逛书摊颇像钓鱼，是慢功，能不能有所得，或钓得特大的，全凭机遇。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概率论保证的必然，是次数多了，总会遇见难得的。可惜的是，概率论只能保证有所得，而不能预测不很久之后就来了七七战火，几年来所存的大部分，随着育德中学的破灭，到无何有之乡去了。还是转回来说乐趣，这回是由精神食粮下降为口腹之欲。书摊逛完了，已经是饭时，赶回学校不便，也不必。出天祥市场后门，饭馆一家挨一家，其中有两家是山西馆，登楼，吃两碗刀削面，可以说是物美价廉。本地低档次的饭馆大多卖包子，其中还有名扬外地的，是狗不理，东门脸一家记得名振发德，也颇有名，我都吃过，感到过于油腻，不如吃刀削面清爽。吃当然也可以高档次，那是登瀛楼，我人微，无人请，舍不得大破费，也就未敢问津。其实，过了若干年，我走地方多了，经过对比，才知道天津食品，可以荣居榜首的，乃出自遍布大街小巷的早点铺“豆腐坊”的豆腐浆（还可以掺豆腐脑，名浆子豆腐），色雪白，味鲜，浓到稍放一会儿就可以从表面挑起一层皮，营养至上。说句不怕天津人气恼的话，我从1936年夏离开天津，再去的次数不少，都是乍来乍往，有时也怀念，但首先浮上心头的是豆腐脑，而不是天津的人情。而可惜，随着新时代的革新，这不上经传的美味也绝迹了。
再说看风景。由北京到天津，至少我感到，是没什么可看。天津有而北京没有的，有河道，而大的（如海河）乱，小的（如墙子河）臭。有租界里花园包围的洋房，但那是洋资本家和本土下野大官僚住的，看了，使人愤慨。不过人，就是没翻过李笠翁的《闲情偶寄》，也会用退一步法，以求慰情聊胜无。于是而有丁字沽看杏花之游。这有如香山之看红叶，是见于当地讲风土的书的，风雅，或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