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健在，也当是八十左右的人了。
《流年碎影》 知的探险（1）
写这方面的情况，用文言的表达形式，应该以“初”开篇，即回到大学时期的接近尾声。前面已经说过，其时文史方面是推重考古。在这样的学风的影响之下，单说我，也是把考证看作大学问，并认为，要想在学术方面出人头地，就应该努力写几篇像样的考证文章。但这很不容易，一方面要熟悉古文献，另一方面还要有逻辑头脑。为了名和名的利，不得不勉为其难。记得还拟了题目，排在前面的是《九鼎考》。未着手，或开了头而进行迟缓，总之八字还没有一撇，心里忽然起了大波澜，是反躬自问：“弄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问这个问题，是来于一种玄远的感觉，我们活着，置身于“人生”之中，总应该先弄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或者说，人生问题是切身的，九鼎问题是身外的，就算作治学吧，也应该先近后远，甚至说先急后缓。何以这个时候会想到“急”？或者有如“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也竟是来于“天命之谓性”？我是直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不能明白的事，不想它也罢。只说有了这想弄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的求知欲望之后，就真是“尽弃其所学而学”。首先要知道的是到哪里去请教，求得答案。得病乱投医，师范学校时期念过一些所谓进步的书，像是常提到世界观，也许可以充当名师吧。于是找政治经济学一类书看。可是不久就失望，因为讲的是如何求得富厚安定，而不问富厚安定有什么价值。这味药不成，改为自己设想离生命更近的。记得读过心理学（包括变态心理）的书，人类学的书，生物学的书。就我的所求而言，三种有个共同的缺点，是有如一切科学知识一样，所讲乃“是”什么，不是如此这般有什么意义。比较起来，生物学还有些启发性，它使我看到一种顽固而普遍的现象，是乐生，甚至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肯放弃生命。这就会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何以会这样？接着还想到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如此乐生，有没有什么意义？自己没有力量解答，想“乞诸其邻”。其时一个念生物系的同学牛满江（入学比我晚一年，后来赴美深造，成为生物学界的名人），功课不坏，正在做孵化双卵鸡的什么试验，有一次我就问他：“生物活着有没有目的？”他想了想，说：“除了传种以外像是没有什么目的。”传种是延续生命的一种方式，其性质还是乐生，所以他的答话虽然没有解决问题，却使问题更加胶着，更加显赫。怎么办？也是秀才人情，只好仍是找书看，找比已经请教过的各种学更为深远的书看。
“迷时师度”，可惜我没有可投之师，只好到书林里乱走，试试能不能在昏暗中瞥见一点曙光。渐渐也就摸索出一条路，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名为喻，是要迈过物理学，走向物理后学。“后”的原意是时间的，即讲完物理的知识之后，还想到一些问题，性质玄远，更根本，已越出物理学的范围，也讲讲，无以名之，姑且在物理学前面加个字头“后”。这个一时权宜之名后来成为一门学问的专名，汉译是“形而上学”或“玄学”。玄学是钻研“存在”（或说“宇宙”，或说“大自然”，或说“有”）之性质的，照一般哲学概论的讲法，还可以分为两支：“本体论”和“宇宙论”。本体论是求存在的本原，比如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究竟是什么？宇宙论钻研存在的历程，即自何来，往哪里去。也是照一般哲学概论的讲法，形而上学也是分支，其总名是“哲学”，本义是“爱智”，即凡有所遇，总愿意问问所以然。问就难免深入，追根。根总是比枝叶少，可是凝聚为问题，就成为老大难。还是由分支方面说，形而上学是远望时想到的，我们分明是（凭感觉或直觉）住在一个“有”的世界里，这“有”（包括生命）是怎么回事？眼还可以移近，看人（包括自己），我们活动，有是非，评定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甚至更深追，我们视为“是”，这“是”究竟有什么价值？又，是非之外，我们看外物，还会有美丑的分别，这分别由哪里来，是怎么回事？是非，美丑，是关于价值的评断，所以合起来成为与形而上学并列的一支，曰“价值论”，其下属的两门为“人生哲学”（也称“伦理学”）和“美学”。与形而上学、价值论并列的还有一个分支，是“方法论”。因为无论钻研什么，都是求有所知，所知有对错（或说真假）问题，如何能证明是对的？这就又形成两门学问：“知识论”（也称认识论）和“逻辑”。哲学是追根问底的思辨学问。与之相类的还有一种，追根问底时会碰到的，是“科学理论”。各门科学都讲现象及其关系（或称规律），前进一步，钻研规律，就阑入哲学的范围，所以罗素著《哲学中之科学方法》，就主张现代人研究哲学，应该利用科学方法。以上的分类知识，或说布局知识，是阅读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有了这个积累，又是渐渐，就明白：一，想弄清楚人生是怎么回事，应该多读哲学方面的书，尤其是其中的人生哲学；二，西方人治学重分析，各部分清楚之后再综合，即成为系统；三，不管钻研什么，都应该用科学方法，以求能够去伪存真。这样认识之后，很明显，读书的范围就大致确定，总说是西方哲学。可是这总名之下还有大大小小许多门类，单说书，必是浩如烟海，如何选择？我的导师是两位：一位是哲学史；另一位是连类而及，比如看张三著的一种，其中常提到李四著的什么书，就可以找来看。
无论由客观条件方面考虑还是由主观条件方面考虑，找书，都是以就地取材为简便，即用中文写的（主要指重要的外文哲学著作的中文译本）。这要感谢商务印书馆，西方名著的中文译本单是收入“汉译世界名著”的，数量就很不少。但找来看，连类而及，就知道有不少重要著作还没有中文译本。怎么办？上策是通外文，直接看原著。可惜我只学过一种，英语，还没有学好。远水不解近渴，只好就找出这把仅有的钝刀，磨磨，看能不能割鸡；当然，能解牛就更好。师范学校学的那一点点，加上大学学的那一点点（大一普修一年），以及听英文组教师讲课的一点点，总起来还远远不够半瓶醋，而且阔别了将近十年，啃英文原著，困难很大。但又没有别的路，只好下决心，补课。办法很简单，是每天早晨拿出一个多小时，怀抱商务印书馆新编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读英文哲学原著，遇见不认识的字，或意思拿不准的词语，就查。哲学著作，正如其他专业的书一样，所用词语和句式都是某范围之内的，于是一遭生，两遭熟，大概不到两年吧，离开辞典也可以读下去了。这样，读英文书（包括英译的哲学著作）多了，才知道这仅有的钝刀磨磨，还真可以解牛。证据可以举两种。其一是英国人吸收外来的知识比我们早，而且勤，而且慎重，由希腊、罗马起，直到欧洲大陆（主要是德、法）的名家名著，几乎都有权威译本。有的还不只一种，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单说我买到的就有三种（1896年F．M。Müller译本，1897年J．M．D．Meiklejohn译本，1929年N．K．Smith译本）。这样，比如不能读希腊、拉丁、德、法等文字，就可以读英文译本，哲学著作非文学作品，所求是“辞达”，也就可以凑合了。其二，仍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我是借了英译本的光才勉强读懂的。这本书有胡仁源（1913年—1916年，蔡元培任校长之前，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推想曾留学德国）译本，语言未能汉化，记得买到，啃了整整三个月，印象是莫知所云。心里想，难怪许多人说康德难读，果然不能悟入。很巧，啃完这本不久（估计是1940年秋天），游东安市场就遇见Müller的英译本，1902年的修订版。买回来，试试这一本，原来意思并不晦涩。读罗素（我搜集他的著作，原本和译本都不少）的书，有时也有这种感觉，是读原文比较清爽、顺遂。总之，靠我这半通不通的英语程度，连续几年，没有汉译的西方哲学著作，我也读了不少。
《流年碎影》 知的探险（2）
读的是英文原著，要讲讲书的来源。其时母校迁往西南，北京图书馆如何，不知道，总之“借”这条路难通，只好买。幸而这是革文化的命之前，又时当乱世，旧书来源很多，而且价不高，节衣缩食，常到旧书店旧书摊转转，几乎想找的都有机会遇见。东安市场内还有个专卖外文旧书的，是中原书店（在丹桂商场近南口路西），书多，而且常有新货上架，我得到的英文哲学著作，绝大多数是由那里买的。中原书店之外，东安市场内的其他旧书店，以及西单商场内的一些旧书店，或再扩充，天津天祥市场三楼的一些旧书摊，有时也会碰到一些想看的书，价钱还比较便宜。这情况颇像钓鱼，看不起的一泓水，也许会钓出一条大的。仍说书，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是由西单商场买的。还有一次，游东安市场，遇见洛克的《人之悟性论》，上下两册，只有上册，买了，不久之后游西单商场，在一个不起眼的旧书店里居然遇见下册，这也是破镜重圆，心里特别高兴。且说常买外文书也会成为一种癖，癖则必扩张，于是有时也就买一些上述范围之外的书。仅举三种为例。一种是蔼理斯的《性心理研究》（六册，补编一册），也想看看，未遇见六卷本或七卷本，只好买单本凑，而居然就凑齐了六卷本。都看了，并参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知识，我觉得对了解人生有不少帮助。另一种是小说，记得买过《维克菲牧师传》，英译本《堂吉诃德》等，所为呢，只是好玩。还有一种是名著的原本，如一次游旧书店，遇见《纯粹理性批判》德文袖珍本，价不高，也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