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裁之。”总之也是甘心教书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教书要有学识，因为大多是自己坐在家中，学生找上门。现在大不同，是只有所谓学校的组织，有组织就要有说了算的头头，想教书，就要通过头头点头这一关。这是说，比学识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关系。显然，我不得不操旧业，教中学，就也要靠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找个饭碗，难易的情况不一样，我这一次是偏于易的，不是由于自己有什么优越条件，——或者说，幸而有一个优越条件，是几年来与南星有较多的交往，也就有了较深的友情。南星与我是通县师范同学，我比他高一班。考入北京大学，我学国文，他学英文，我还是比他高一班。毕业以后，因为赶上国土沦陷，我们的生活都困顿，语云，同病相怜，又因为我一直喜欢他的诗人的气质，钦佩他的诗文的造诣，所以关系就越来越密切。记得前面也曾提到，梦之时，一同幻想编印《天上人间》之类的期刊，觉以后，他编《文艺时代》，我就给他写文章。时移则事异，一切都成为泡影之后，其时虽然还有临时大学补习班的钟点，名称的“临时”足可以预示，这是不久就会失去的，所以未雨绸缪，应该尽快建造新的一窟。而碰巧，南星的北大同班同学有的从西南飞回，而且不只一位。且说其中的一位，姓田，腾达而未大腾达，接任了第四中学的校长。是缺人还是愿意带一些自己的人，不知道，只记得是1946年年初，南星就答应去教英文，接着就介绍我去教国文。第四中学在地安门以西，厂桥略南，西什库后库，离我家不远，主要还是这是个靠得住的饭碗，所以就“从速”（说不上“欣然”）答应了。课程是三班，每一周要口讲指画十几课时，每两周要改一百多篇作文，为了活命，也就只好忍下去。
说忍，来由主要不是好逸恶劳，而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这种课堂式的学文的方法必是劳而少功。可是一个人的私见又能怎样呢？也就只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糟糕的是，我有时又不安于人云亦云。这是说，多年来的一贯胡思乱想加常常嘴不严的习惯未能警惕而革除之，有时上课堂，由课文连类而及，就未免说一些不合规范的话。不合规范，如果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范围内的，关系不大，如果阑入时事范围，显然，问题就会化为严重。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其时也是处处安插寻访并定时汇报异端情况的正统人物，于是经过传递，在校当局的眼里，我就成为，至少是非言听计从的人物。何以知之？是承什么人委婉地告知：“有的学生反映，虽然讲得不坏，有时喜欢说闲话。”闲，言内意是所讲非讲课文所必需，这里显然有言外意，怕越描越黑，只好以相视而笑，心照不宣了之。了之之后呢？短期内也许知所警惕吗？后来想，还是借了同出身于红楼，又为南星所推荐的光，1946年上半度过，依例，暑假期间可以变动人事，可是学校还是表示继续聘用。暑后开学，仍是每一周十几课时，每两周一百几十篇作文，可不在话下。有变化的是大环境，内战的局势紧了，物价上涨的速度快了，连带的胜利从而万象更新的美梦断了，冤有头，债有主，除少数正统人物以外，心里当然都有些、甚至很多不满。物不得其平则鸣，我不免也就面对学生说些愤激的话。其后当然是汇报，因为异端的味道更加浓厚，得到的回报不再是委婉的劝告，而是“不要在课堂上谈国事”。稍通世故的人就会知道，我的对应之道最好是主动离开，以免校当局不好办（辞退，碍于情面；不辞退，难于交差），或自己丢脸。学期结束，又凑巧，文学院的同事也多有交往的田君仲严（名聪）来，说贝满女中有初中修身课，问去不去教。饥者易为食，又因为修身可以不改文，轻松，就欣然答应。有了新枝可栖，立刻就表示不再往四中任课。学校顺水推舟，表示同意，面子上维持个好合好散，我业依旧，只是换了个地方。
贝满女中是教会学校，分初中、高中两部，都在灯市口路北，初中在西口内教堂旁，高中在东口内佟府（清初大臣佟国维的府）夹道。与西什库后库相比，距离我住的后海北岸，灯市口要远一倍左右。这是就路程说，我不得不舍乔木而取幽谷。其实呢，除路程稍远以外，其他方面，我觉得都是由幽谷而迁于乔木。这里就说说其他方面。我视为最重大的是有所想，到课堂上说几句，万一与校当局的想法不尽同，能不能获得容忍的待遇。这在上面已经说过，四中是由（国民）党统治，不能容忍。贝满呢，由教会统治，能容忍。我这样说，像是公然与近代史上诸多反帝国主义侵略的说法唱反调，有媚外之嫌。那就缩小范围，或换个角度，说，来自新旧约的教条，总是不像来自党义的教条那样厉害，那样可怕。原因很简单，是党义的背后必有政治力量，也就必有武力；教义的背后则未必。再缩小，小到贝满女中的课堂，像是没有安插定期汇报的人物，证据是，在教会有力量管理的时期，我没有听到委婉的劝告或警告。在这种我视为重大的之下，还有值得欢迎的。一种是，学生由男变为女，空气就由粗率变为细致，生硬变为柔和。细致和柔和何以就高过粗率和生硬？答曰，这是由感觉来，至于理，我也说不清楚。另一种，也许因为呆得时间长，前后四年，交了不少知心的朋友，至今还念念不忘的（留待另一篇详说）。还可以加说一种，与生活有更密切关系的，是对抗物价飞涨，学校有妙法，是开学时收学费，都折合为面粉，每月领工薪，就不会因通货膨胀而吃亏。且说1947年初我离开四中往贝满女中，本来只有初中的修身钟点，可是到校之后，因为高中国文课还缺人，就又分了一班国文钟点。以后是高中课逐渐增加，就只教国文不教修身了。
苏东坡诗有句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四中混了一年，接触的人不少，且不说怀念，有没有值得说说的？可惜我记忆力很坏，单说同事，除有大名的教数学的马先生（文元）和教化学的刘先生（景昆？）以外，几乎连印象也没有了。但系人于事，也可以选拔两位，代表生活之道（也许不宜于高称为“道”）的两个尖端，略为点染。一位是王桂，字月舫，教历史的。何以对于这位就网开一面，记得一清二楚？以时间先后为纲，原因可以凑两种。一种，他是193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毕业生（还有个印象，是他毕业以后舍不得离开红楼，曾根据学校毕业生可以不经过考试再念同院另一系的规定，继续上学），因而就有同学之谊。另一种，是我在四中，以及离开四中之后，同他都有些来往。有来往就有可能多有了解，而说起他，了解就不只是可能，而且很多。这也有原因，是他的为人，诚朴而柔弱，关于柔弱的一面，纵使习俗认为不宜于外扬的，他也直言不讳。这里只说一次的直言不讳，是在四中的教员休息室里，两课时之间，我发现他下课后和上课前都往厕所里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一直怕学生上课时候闹，更怕因闹而失业，所以课前课后就想到这些，而每一想到就小便失禁，只好多上厕所。他的话不禁使我想到旧话的“行自念也”，也就更加感到人生旅程的不易。王桂同学的心理状态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另一位就不然，而是及时行乐，有今天不管明天。这是一位教体育的，恕我忘记他的大名，已经三十出头，还没有如意佳人，也许不曾想过什么如意佳人。他也有所好，是到西单商场，用工薪换自己喜欢吃喜欢喝喜欢玩的。所以他的行踪也形成规律，如他自己所宣扬：“发薪之后头十天，想找我，到西单商场，后二十天，到学校，因为钱袋空了，就决不出门。”这位的生活态度也使我有所感，不再是慨叹，而是惭愧，因为我领得工薪，如果也走入西单商场，至多只是买两本旧书而已。现在，由离开四中之时算起，已经近半个世纪，月舫兄如果不早作古，这样多怕，红卫恐怖的大革命十年，大概只能昼夜不离厕所吧？至于那位旷达先生，无家一身轻的生活，究竟能够延续多长时候呢？语云，不要为古人担忧。其实，为今人担忧也大可不必，那就不再想这些，任其如云烟消散吧。
《流年碎影》 《世间解》（1）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机遇》（收入《负暄续话》），说它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却又一时一刻离不开它。自然，它也会使人走入一种可望而难即的诗境，但惟其这更是不可必的，至少是有遐想的时候想到，就仍会觉得可怕。不过怕也罢，不怕也罢，正如一首寻猫的诗所说，是“有时还自来”。何以会又想到这些？是写旧事，追寻40年代后期生活之影，就想到上课堂面对学生、入家门面对稿纸之外，还编过一种名为《世间解》的月刊，费力不小，也就留下一些值得说说的痕迹，而编这样一种期刊，就更像是完全由于机遇。以下就由机遇说起。
因果锁链无尽，只好由目力所能及的地方说起。那是七七事变之后，我困在北京，失业，在北海金鳌玉桥头巧遇通县师范同学大唐（名家桢，字伯枚），不久之后他升官，任民众教育馆馆长，我得以滥竽，到馆里充数，每月领几十元钱。其后，为了省时间和鞋底，在鼓楼附近找房，又凭机遇，在后海北岸租到一处，其东邻是和尚修行之处，广化寺。寺是十方性质的大寺，房子多，出家人多。因为有许多院落，就于比丘、沙弥之外，兼住一些与寺中显要人物有关系的在家人以及一些归西而尚未入土的。且说这在家人之中，有赵君介眉，也属于中学教师阶层，大概经过韩君玉西介绍吧，不久我们就熟了，我常到他住的东院南房去闲谈。任人皆知，友谊也如感冒病毒，易于传染，于是渐渐，我同一些出家人也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