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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佟府旧迹（2）
以下说直属校当局的办公人员。为首的是朱先生，其下有管事务的杨先生，管财务的耿先生，以及抄抄写写的叶迪元、金荣荫、张永钟等。重点说朱先生和杨先生。朱先生与我有特殊关系，因为他是我的师范同班同学朱仰秋（名润岑）的三叔父。同学，限于同班，关系也有远近的不同，我和朱仰秋的关系很近，俗话所谓可以称兄道弟的。他们是旗下人，住在西直门内北沟沿一带。朱仰秋早已丧父，叔父还有行四的，在育英中学工作，也是主持校办公室。就因为我与朱仰秋有这种关系，见面，随朱仰秋，呼在贝满的朱先生为三叔，在育英的朱先生为四叔。且说这位三叔，人很精干，也很宽厚，又因为我与朱仰秋有这种关系，对我，表面虽然客气，心里却看成子侄，需要指点的时候，趁屋里没别人，小声告诉我，应该如何如何。我当然很希望身边有这样一位长辈维护，也就既敬重他又亲近他，到学校，没课，愿意到他那里去坐坐。也为了表示敬重和亲近，每年新正，我总是与曹家琪结伴，到朱先生家去拜年。朱先生是旗下的小户人家，蓬门小院，可是室内一尘不染，用具都明亮如镜，婶母等也是温和大方，仍不少“王侯第宅”的雍容气象。我离开佟府以后，与朱先生会面少了，不记得是大革命中还是其前其后，听谁说，就在那蓬门小院里归了道山。再说为朱先生之左右手的杨先生。他是天津人，年岁与朱先生相仿，高个子，面干枯无须，酷似紫禁城内的太监。只有一个女儿，以及老伴，相伴过日子。为人也是古道热肠，以帮助人干点什么为乐，并且作而不述。他可以算作怪人，一身而兼有聪慧和拙笨的两面。聪慧是动手，他什么都会，而且不同凡响；拙笨是动口，尤其在新时代的小组讨论中，他一句也说不上来。举一点点事例为证。教会学校，周六下午不排课，上午课上完，学生散去，我们松一口气，几个常在朱先生屋里闲谈的男教师就想享受享受，朱先生出主意，一个人拿一点钱，交杨先生，让他做点什么，下课后在朱先生屋里聚餐。记得第一次是吃红烧肉，入盘上桌，肉块方方正正，看着像是不烂，及至下箸，才感到连夹起来也困难。入口，味道好得难以言传，只能用间接的办法，说有生以来吃红烧肉无限次，评比，还是以这一次为第一。我惊讶，问朱先生，杨先生的技艺是怎么学的。朱先生略过因，只说果，是“他什么都会做”。果然，其后就品尝了他做的许多种，其中一种是糖葫芦，单说外形，竟超过东安市场北门内的。再说另一面的不能说说道道。建国以后，万象更新，原来不言不语也能做的事，有不少要经过小组讨论，以表示并非被动。有那么一次，是为什么事（救灾？）动员大家捐助，于是先定期小组讨论。杨先生也必须参加，也就必须发言。都知道他不会说，于是由我们吃红烧肉的一群里推举一个人代他作发言稿。要求简明扼要，以便容易背诵。果然背熟了，开会，轮到他，背一过，一点不错。一些先进人物既惊又喜，大力鼓掌，我们知内情的也就随喜，鼓了几下。万没想到，杨先生听到掌声竟忘其所以，又说几句与前几句意思相反的，是“我看不捐也可以，国家一定有办法”。散会以后，我们责备他，他说：“我以为多说几句，他们一定更高兴。”离开佟府以后，我没有再见到他，推想不久就会回天津吧？我有时翻检《庄子》，碰到《天地》篇中的“机心”，就禁不住想到他的朴厚，没有一点机心，也就不能不慨叹，以小组讨论的说说道道培养机心，我们的损失终是太大了。
以下说同行，上讲台面对学生的。男本位，先说男的，附带说说女的，都以记得的多少为序。排在第一位的是曹家琪，不只这里排第一，我还专题写过他，收入《负暄三话》。何以这样恋恋不舍？是因为我们在说话必须小心谨慎的时候，还是可以无话不谈，推想现在年不小于耳顺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过命的交情。他是京北怀柔县的人，辅仁大学毕业，来贝满女中，教高中国文。他长身长面，为人敞快，好说，与人交，推心置腹，所以我们很快就成为知心的朋友。常在一起吃喝，在小馆，或我家或他家。他家是富户兼书香门第，在鼓楼以东还买了住宅，我们相识之后不久卖出，租交道口以南秦老胡同一个大宅院的东房住。我常到那里去，其时他祖母还在，一看就知道出身于世家，文雅，不出门，以读小说为遣。命不坏，儿孙都孝顺，大革命之前往生净土，没受到赶回老家、接受批斗的折磨。她的儿子和儿媳（曹家琪的父母）就失之死得太晚，大革命风暴一来就被赶回老家，男血压高，在烈日下受批斗，第二天就见了上帝。女，一人在家度日，曹家琪当然放心不下，只好城乡两头跑。其时他早已离开佟府，先是到天津（河北？）师范学院工作，不久学院迁北京，改名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地址在和平里，他也住在和平里。母亲还健在，有在天津结合的陈女士主持家政，应该说是由颓败趋向中兴了，不幸得了由感冒转为肾炎的不治之症。其后学院又迁居，到宣化西南方的一块荒地，正名为河北师范学院（后来大革命的狂热过去，迁往石家庄）。在宣化时期，他的病渐渐加重，终于不得不到北京住医院。其时我由干校放还，户口还乡，人则多在北京，也就常去看他。他顾念妻子，舍不得死，可是病如天地之无私，挨到70年代初期，还是抱恨走了。我失掉这样一位益友，心里很难过。所谓“益”，至少包括两项。一项是上面说过的，无话不谈，“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另一项，由利的角度看更重要，是我缺少应付世俗的能力，他不只有，而且很丰富，所以每当我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就问他，他必当机立断，告诉我应该如何如何，而也是“自夫子之死也”，我就只能乱碰了。失，已然，没办法。幸而他还给留下一得，天大的得，介绍我结识启功先生。他是启功先生的学生，与启功先生也有无话不谈的交谊，并本诸什么什么“与朋友共”的古训，带着我到前马厂去进谒这位其时还没有遮天大名的上人。因为有此一介加一谒，就先是“马厂斋头拜六如，声闻胜读十年书”（拙句），其后半个世纪，先后到黑芝麻胡同、小乘巷、师大小红楼等地的斋头，大则取立身处世之道，小则取个拙作的书名，凡此，皆绰号老驴的曹家琪之遗爱也。人往矣，又能怎样？也只能就一时想到的记在这里。
接着说田聪。他字仲严，天津以西永清县或霸县人。我们是文学院同事，早就熟识，我到贝满，记得还是他介绍的。他身量不高，精明，对人热情而彬彬有礼。也是教国文，因为个儿矮，曾有学生照顾他写黑板字，讲台上放个小板凳。他误会了，大发脾气，以学校和学生都致歉意了结。他学识丰富，口才也不坏，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敬重。我和他也谈得来，印象是思路清晰，能明辨是非。万没想到，这样规规矩矩的一位，记得是1947年暑后开学不久，被捕了，同时捕去的还有女教师陈琏，都是夜里从家中抓走的。依常情，这必是政治问题，国民党所抓，身份可想而知。后来听说，是解往南京，陈琏交她父亲陈布雷严加管教，田聪判刑，住老虎桥监狱。推想也是1949年初，南京政府塌台，用保释的名义放出来的。如此推想，一是根据《知堂回想录》记出老虎桥监狱的情况，二是听他自己说，在狱里与周氏有交往，周曾赠他书云云。总之，建国以后，我们又恢复了交往。他未改旧家风，对旧相识仍是亲切客气。只是有一件事不便问他，地下工作，胜利以后何以未腾达？先是在西郊某单位，后是在东郊定福庄一个石油学校，都是从事语文教育工作。在西郊，他曾介绍南星去教英文翻译；在东郊，为有关语文的事，与我有些联系，记得曾在华侨饭店共进过一次午餐。后来见面的机会少了，是大革命开始以后吧，听说为被捕的历史问题，生活不能平安。记不清确切时候，也不记得听谁说，他作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