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革命开始以后吧,听说为被捕的历史问题,生活不能平安。记不清确切时候,也不记得听谁说,他作古了。人都不免于这样一场,但我有时想到他,总觉得未能听到他深谈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终归是个遗憾。
《流年碎影》 佟府旧迹(3)
还有几位,可谈的不多,想总而言之。一位是陈广濬,教化学的,超过一般的朴实正派。这样的性格显然难于适应新风,又不善于演戏,所以经常愁眉不展。我同情他,又能怎样?离开佟府以后,我们见过几面,后来就断了音信。是80年代吧,听说不很久以前作古了。另一位是孙念台,孙家鼐的后人,胖胖的。教物理,文史方面的知识也很丰富,记得我译完罗素的《哲学与政治》,还请他校阅过。他的大优点是通情达理,明是非,善于处事。他后来转到北京师范学院工作,任物理系主任吧,告退之后家居,有时还带来问候的盛意。还有一位是张午桥,教历史的,风度翩翩,好交,我们相处得不坏。我离开佟府以后,大家都身心少余裕,不记得曾见过面。是近一时期,先是通过学生李迎祥,我知道他还健在,后是通过电话,我们谈了不少今事和旧事。
再说女同事。女校,教师也是女的多,但这里想说的却不很多。第一位是刘大姐,名师蕴,也教国文。我呼为大姐是实事求是,因为年长于我至少六七岁。可是仍闺门待字。是独身主义吗?非也,在我还没离开佟府的时候,她找了个年过知命的大姐夫。我亲近她,是因为同于裴世五大哥,总是把我看做需要她照顾的小弟弟。我同她交往很多,愿意听她的教导。只是有一次,她约我到刘喜奎(是她姐姐的好友)家去喝茶,我沉吟一下,没去,以致失掉结识这位民初大红人的机会,至今想起来仍感到遗憾。再一位是张继恒,数学女教师张继毅的令妹,东北人。记得是教物理。人开明,敞快,至少是同合得来的,心口如一。由无话不谈的角度衡量,在佟府,站队,曹家琪是排头,她可以排第二。其时她还闺门待字,与孙念台来往比较多,于是由近而再近,更近,就与孙念台结为夫妇。推想是孙念台转往北京师范学院的时候,她夫唱妇随,也到那里去教物理,至今四十余年,就没有再见到她。再一位是陈琏,上面说到,是蒋介石左右手陈布雷的女儿。用今语说,是高干子弟,为什么不在南京优哉游哉而到北京一个中学来教书,真是想不明白,也不好问她。后来,即被捕以后,才大致可以推定,是道不同,所以各走各的路。她教历史,知识面广,也健谈,虽然貌不够上上,风度却潇洒而大方。我们合得来,总可以说是相知吧。她被捕以后,只听说解往南京送交她父亲陈布雷,以后就不再有她的音信。也是推想,道不同变为同是很难的,那么,她“侯门一入”,家中的空气也就不能平和了吧?其后不很久,陈布雷自杀了,原因除了“国”以外,是否还有“家”方面的?还有,这位陈琏女士到哪里去了呢?我怀念她,当然愿意知道,实况是至今还未能知道,圣训有云,“戒之在得”,也就罢了。再一位是艾碧珈,教音乐的。我们见面,只有微笑点头的关系,可是印象很深。原因来于她的体貌和风度,娇小玲珑,背个书包,远看近看都像个小姑娘。还性格温和,推想就是受到打骂也不会发脾气。佟府别后,我和她竟还有会面的机缘,一次两次,何时何地,都记不清了,总是我已趋向老、她也不再年轻的时候,很奇怪,远看近看,她竟仍是个小姑娘。再一位是方备,教体育的。我留有清晰的印象,原因不只一种。先以貌取人,她身材、面容都美。性格呢,温婉还要加上洒脱。我有时想,讲《诗经·关雎》的“窈窕淑女”,如果必须以例明之,就可以请方备女士上台亮相。也就因为多方面的优点具“备”,嫁个学术地位比她高的龚祥瑞。龚是在英国学政治的,据说是拉斯基的学生,回国以后先在南京、后在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我不认识他,虽然也念过几本拉斯基的著作。大革命来了,喝过英国墨水,又在南京工作过,当然更要入牛棚,接受批斗。不记得听谁说,批龚,只一次,因为上场,自骂比他骂更入骨三分,再批,连通天的红卫英雄也感到无话可说。我听了不禁赞叹:“究竟是拉斯基,看透了政治;如果是高尔基,只迷恋文学,就不能应付了吧?”可惜其时我自顾不暇,又见不到方备,不能把这神来之意附耳告之。最后说一位是刘可兴,连教什么也忘记了。有清晰印象,是因为她体貌有特点。窈窕,楚王所好的细腰,还都可以说是不希奇,希奇的是腰部柔若无骨。这样,风度就表现为美,有魅力的美。静时如此,动时更是如此。是万象更新之后,为了表示皆大欢喜,人人都要下场扭秧歌。我从众下过场,有时也旁观,见都是生硬捍格,不好看,只有刘可兴,流利宛转,很美。问人,才知道她跟戴爱莲学过跳舞。是若干年之后,一次与通县师范同学刘佛谛面对,不知怎么就谈到刘可兴。原来他们在塘沽同过事,刘在那里也是以美出名,也许为了表现腰部的得天独奇吧,绰号美人前还加个蛇字。在佟府的女同事中,刘可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于今四十年过去了,希望她还健在,也总是古稀以上的人了。
也是四十年以上,我没有再走进佟府,旧的殿堂也退位,让与新了吧?至于府夹道的口外,我有时还经过,北望,变动很大,连熟悉的烤白薯炉也找不到了。
《流年碎影》 迎新
仍是在贝满女中任课时期的1949年,随着学校师生活动,参加两次在政治史上占重要地位的集会:一是2月3日的欢迎解放军入城,二是10月1日的庆祝建国大典。“人生七十古来稀”,有这样的亲历机会不容易,除非生在五代。至于心情如何就一言难尽。单说老百姓,孟子有如意的想法,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想法,明清之际的扬州人和嘉定人就不能同意。上升到士大夫,甲申之变,闯王入城,洪承畴、龚鼎孳之流,推想也会同于陈子龙或顾亭林,先疾首而后痛心的。但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如人所希望,不转或转向喋方的,所以对于变,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希望真能够痛苦减少、快乐增加而已。
且说人们都是怀着这样的希望,甚至信心,参加这次活动。天不作美,由清晨就起了大风,很冷。我于八时赶到学校,师生列队,南行,到分配的地段东交民巷,站在街两旁恭候。记得等了很久,因为返校已经是下午。幸而我有准备,穿了厚皮衣,没有感到冷。大概到了接近中午吧,先是听见锣鼓响,接着远远望见,自西而东,解放军来了。为首的是一辆卡车,车上并排立着两个半身像,后面是几个人敲锣打鼓,声音洪大而嘈杂。车后是长长的队伍,也许还有秧歌队?好容易等来了,欢迎的人群有人带着,都摇旗喊口号。人像是都融化于狂热中。就这样,总有二三十分钟吧,队伍过去,空气才静下来。然后是原路回学校,风力不减,很饿很累。傍晚才回家,路上重温集会的印象,所见解放军都是灰土布棉衣,确是艰苦朴素;纪律也好,在街头走,几乎目不斜视。所感呢,也许多年来中了儒家中庸、道家无为的毒,对于狂热就感到陌生,甚至不能适应。这样的感觉还有个历史来源,过于远的且放过,单说近的清代,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失之狂热太多而理智太少,而讲治平,真能治平,是只能靠理智,平心静气处理事务的。
闲话少说,为了文不离题,要跳过近八个月,说参加10月1日的建国大典。十一以前,为了庆祝,学校已经忙了两三天。到正日子,像是反而轻松许多,记得只是到天安门前,席地而坐,看升旗,听礼炮,听讲话。典礼开始不早,兼以时间不短,记得近晚才回家。与欢迎解放军入城相比,这是更大的大事,或如许多先进人物所宣扬,大喜事,因为这之后必是除旧布新,总的,国家,分的,个人,都蒸蒸日上。我当然也希望能这样,甚至相信很可能是这样。说“很可能”,不说“必然”,是因为头脑里盘踞着历史,而历史中的改朝换代多到数不清,改以后真就蒸蒸日上,坏都变为好,或说小民真就由水深火热变为平安幸福,是直到辛亥革命的变帝制为共和,也没有成为事实。不能实现,原因很多。主要想占有求享乐的,如隋炀帝之流可以不计,单说意在求好的,也未必就能够,从长远看,使坏变为好。只举近的两种情况为证。一种是善举,如入城之后不很久,有一天,雷厉风行,封闭了妓院,解放了妓女。这是除了极少数靠妓女血汗赚钱、用妓女肉取乐的坏蛋以外,没有不欢欣鼓舞、颂为德政的。我当然也是这样,而且确信不疑,从此就不会再有卖笑嫖娼之事。可是几十年过去,“小班”“茶室”之类的牌子没有恢复,而据说,土味儿变为洋味儿,名不很正的按摩室、KTV包房,名正的咖啡厅、饭店,也许还有其他花样,就仍是可以进行钱肉交易。以作战为喻,这是变阵地战为游击战,因为可以游,数量就更大了吧?更可怕的是想除之,就不像封闭妓院那样容易。如此悲观也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如果容易,就用不着隔些日子就高喊一次“扫黄”了。另一种情况是乱举,如入城之后的几年之后,想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社会的档次,先是风传,继而实行,城乡,都以群居的某一范围为单位,成立人民公社,各家的人不再自炊自食,而要吃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两个“公”,与一个或千千万万个“私”斗,依理,应该转瞬之间就看到胜利,可是很意外,来的竟不是胜利,而是很多人不再能吃饱饭。不管依照什么理论,很多人没有饭吃总不能说是好事吧?而不幸,这不能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