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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叶先生，时间拉长，会碰到一个问题，我过去没谈过，或者没想过，是像叶先生这样的为人，如何适应历次的运动？以1957年的整风为例，也是来于开明书店的卢芷芬先生（在出版社任总编室主任），人很好，不知道说了什么大逆耳或小逆耳的话，戴了右派帽子，发往北大荒，以生长于姑苏的人而被迫到冰天雪地劳动，其困苦可想而知，不幸他未能忍过来，惨死在那里。对于这样的现实，叶先生不会不动心吧？又如大炼钢铁与大革命的二大，以叶先生之通达，总不会不以为非吧？可是除了大革命中见一次咒骂他的大字报以外，他都可以闭门家中坐，平安过来了，其中有没有什么奥秘？难得知其详，有时我想到也同我熟的张东荪先生，始建国，他高升为政府委员，时间不很长就跌下来，到大革命时期，由海淀成府的平房小院迁往监狱，终于在那里见了上帝。张先生心直口快，惯于或者喜欢露锋芒，因而就失之世故太少，以致不能适应新形势，坎坎坷坷离开人世。叶先生呢，得人间视为重的“晚晴”，除本性温和谦退以外，也许还有世故之助吧？
第二位是宋云彬先生。我开始到出版总署上班，分配做编中学语文课本的工作，他是这部分工作的领导。人也温厚，与叶先生比，还要加上潇洒。仍保留旧社会的名士风度，记得在编辑室，常常叼着烟斗走来走去，做沉思的样子。只是很奇怪，我们的接触不多，只记得有一次，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信，是叶恭绰老先生写来的，当然用毛笔，当时都看做小鬼的刘德珍（女）看见，仍沿用她的乱喊乱叫之习，说：“这是什么人写的？这么难看！”其时正好宋先生踱步走到这里，我就递给他，说：“请宋先生看看，难看吗？”他接过去，眼一扫就说“很好”，这也可见，对于旧学的各方面，他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关于他的为人，我理解得不像对叶先生那样多，但是有一件事，我每一想到，就不由得泛起感激之情。那是我上班之后几个月，来了名为学习的小运动（详情另一篇谈），审查历史，我的，由宋云彬先生和另一位党内人负责，审查的结论告诉我，我认为通情达理，推想其中不会没有宋先生的意见吧。其后，不记得什么时候，总是不很久，宋先生离开出版社，从此我就没有再看见他，连消息也很少听到。是大革命中或稍后，听说他在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生活很坎坷，患了什么病，终于不治，作古了。如果我的所闻兼所记不错，那就“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只能在这里祝祷一句：“安息吧！”
第三位是卢芷芬先生，籍贯同于叶先生，苏州人，估计在开明书店是负责出版发行的，所以来出版社任总编室主任。我到出版社一年之后调检查科做检查书稿工作，检查科属总编室，他就成为我的高一级的上司（科长是隋树森先生）。也许就是因为高一级，我们的接触不多，只记得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什么，准备发表，交给我，希望我给看看。他写作能力不行，我给他大改，发表了。他长得比较丰满，对人客气，说话总是面带微笑。我对他印象深，是因为三反五反运动我挨整（详情另一篇谈），被判定为贪污分子的时候，有时碰到他，说什么，他更加客气，目光中还带一些怜悯，像是用无声的话说：“我相信你是好人。”机遇可怕，1957年的整风来了，我有挨整的经验，日日如临深履薄，幸而未加冠，他还没有这宝贵的经验，不知说了什么心里话，逆耳，就被加上右派之冠。发往北大荒之前，我们有时在社的大院内遇见，他面目凄惨，低着头，不看人，我很想小声说一句“我相信你是好人”，可是怕一言定案，所以直到今天还藏在心里。不久他如宋之徽钦二帝，北行了，并受不了寒冷和劳改的折磨，死在那里。我有时想到他，不能不联想到藏在心里的那句话，因懦弱而没有说，总是既遗憾又惭愧的。
还想附带说两位，也来自开明书店的丁晓先先生和刘薰宇先生。都跟我没有什么交往，可是都不少开明书店的开明气，也就给我留下相当深的印象。丁先生是编历史教材的，性格是开放型，大庭广众之间，喜欢用洪亮的嗓音谈天说地。只记得一次，是谈他多次受了姓丁的累，比如闹学潮，签名，印成名单，以笔画多少为序，他总是排第一，抓为首的，他就跑不了。丁先生还有个修饰（或应说不修饰）方面的特点，是留胡子，颏下总是垂着一长绺，所以通称丁胡子。刘先生是编数学教材的，性格与丁先生相反，是闭关型，向来不夸夸其谈，需要说话，也是沉静而低声。且夫人，都是内有蓄积要找个出口放出来的，刘先生的出口是吸烟和喝酒。在社的大院里，吸烟之勤，他必可以考第一吧，至少是据我所见，他的两唇间总夹着一支纸烟。据说酒瘾也不小，饭间必喝，而且喝得不少。总的说这二位，都个性鲜明，这好不好？问题不简单，而且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我，就同意吾家宗子的想法，是这样的人可交。而自新风之盛行也，许多先进人物以充当驯服工具为荣，就个性渐减，其极也就不再有自己，对照丁先生的胡子和刘先生的烟酒，我不禁兴起“前不见古人”之叹。孙俊美录入
《流年碎影》 语文教育（1）
本来想说说到出版社以后编语文教材的事，继而想，说这方面的教材，难免碰到一些问题，索性把圈子画大些，说说与自己一生经历有密切关系的语文教育。说一生经历，说密切关系，是指先则在小学和中学，有语文（用通用之名）课，“受”教，后则在数处中学教语文，1951年起到出版社，断断续续四十多年，主要是编语文教材，“施”教，总之，都没有离开语文。受教，施教，所求主要是受教之人学会用笔表情达意，这所求是否已经如愿？如果未能如愿，问题在哪里？千头万绪，还是由编教材说起。
记得上班之后，最初接受的工作是编高中语文课本，共同担任此工作的是比我早来的蔡超尘先生，面容和体形都厚重，人呼为蔡公。他长我两岁，出身于辅仁大学，也教过中学，还编过《华北日报》副刊。他是山东高密人，外貌不轻逸而很有才，会唱京戏；围棋已经上段，某次比赛列入前六名；还通书法，推崇他的乡先辈高南阜，能用左手，据我看，若干年，社里职工过千，就书法的造诣说，他应该排名第一。新旧学都扎实，文笔不坏，还能写旧诗。人通达，有见识；记得80年代中期，他写了一篇有关红学的文章，说贾宝玉算不了叛逆，发表于山西某期刊，可见评价什么，他并不随风倒。处世，对人古道热肠，所以我们能一见如故。也就因此，工作，我们合作得很好，选文，修润，作注解等，向来没有什么争执。也就可以提高效率，记得时间不长就编完一本，呈上，审查一下就发了稿。后来人增多，层次增多，速度就大减，是不是慢工出巧匠，也如积薪，后来居上呢？我看也不见得，计划的翻来覆去就是一证。初期是一本，只收范文若干篇；不久就变为文学、汉语两本；又不久，这两本还没普遍推行，又合并为一本。还有次一级的举棋不定，是否应该政治第一，要不要学文言，如果要，量以多少为宜，应否兼传授语法知识，等等，总是讨论来，讨论去，拿不定主意。翻来覆去，举棋不定，主要来于希望学生学了这门课程，真就能够用笔表情达意，而考查实际则经常是失望，即如高中毕业，不说全体，也是绝大多数文理不通。症结在哪里？
问题过于复杂，也就一言难尽。难说，还因为连旧时代算在内，直到现在，我们也未能摸索出一种明确且行之必有效的办法。以旧而不很旧的往昔为例，蒙童入学，起初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是以识字为主，加一点点常识教育。然后是四书五经加些杂七杂八的，如《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声律启蒙》之类，这是明的实用主义加一些暗的政治（广义的，包括品德教育）第一。效果如何呢？有些人通了，有些人（可能是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还是不通。有办法，可是效果不一定，这办法的价值就颇为可疑了。专就这一点说，文就远不如武，比如好武，投奔少林寺，苦练十年八年，总不会路遇流氓，惊惶失措吧？可见人家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学文的办法还差不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