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寒衣节这一天,想到十年泉下的某相知,就但愿这样的习俗不是说不通。于是之后,我就可以烧些纸衣纸钱,并设想真能够送达,享用,以求清夜想到昔日,心可以平静些吧。王艳云录入
《流年碎影》 蒙学内外(1)
童年的情况已经讲了一些,应该转为说读书识字的一个方面。蒙学是入小学;不说幼儿园,因为彼时,尤其我们农村,没有幼儿园。我入学之前不很久,是连小学也没有。其时是刚刚易代之后。我们都知道,易代是会给各色人等带来困难的,旧的一些失落了,新的路经常是迷离恍惚。不得已,只好暂仍旧贯,如女人就还是缠小脚;男人呢,知道考秀才、举人的路已经未必能通,却还是只能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听老一辈人说,村西南那个邻村冯庄有个塾师张周(?),名气不小,左近人家的子弟,向往“唯有读书高”的,都到他的私塾里去读。教法自然是老一套,死记硬背,外加严格要求。严到什么程度呢?是上了新书,下次不能背诵就罚跪,还要膝下垫砖,头上顶一碗水,意思是还不许动,一动就用戒尺打。余生也晚,没赶上张周老师,因而就没念过三百千,没尝过头顶一碗水跪在砖上的滋味。也没梳过小辫,大概是借了父亲有维新精神之光,因为还记得,村里人剪辫子,父亲是第一个,连二叔父也不赞成,背后说:“好好的,成为和尚,什么样子!”至于能上小学,则是大环境,借了帝制换为共和的光,小环境,借了地方大绅士本村石显恒(通称显爷)有维新精神的光。这位显爷住村东部道沟,两处宅院都坐西向东,靠南一处是住宅,靠北一处是油房。镇上还有商业,在街中心路南,名聚顺恒,只记得卖油卖面,可能还兼经营银钱业。我上小学时期,这位显爷五十上下,个儿矮,略丰满,显得精明强干。不记得他名义是不是镇长,反正全镇以及所属各村的事,他说了算。因为说了算就威望高,比如我们一群顽童在村边淘气,听见有人说“显爷来了”,就如鸟兽散,各自跑回家。不过大家的印象,除了男女关系略有越轨以外,人还是公正兼有魄力的。这魄力的一种重要表现是在镇西北部的药王庙,创办个镇立小学。
旧时代人神杂处,专说河北屯镇,大的寺庙有三处。镇东南郊有个寺,俗名南大寺,称为寺而且大,推想必是个住僧的佛寺,只是到我的幼年,残破至于只有碎砖乱瓦的遗迹。街中心路南有个关帝庙,三层殿,半残破,连塑像也不见,只记得每年腊月成为年画市场,还热闹一阵。镇西北角坐北向南的药王庙就不同,不只未残破,而且香火兴盛。原因可以想见,是往生西方净土渺茫,关圣显灵难见,都不如药王,能够保佑不生病,不幸得病,也可以焚香叩头后病除。这是重实际,或简直称之为唯物精神。且说这个庙,第一层殿兼山门,门前即有宽敞的砖陛。殿内坐着大肚弥勒佛,笑口常开。门却只有朔望才开,人出入走偏东的角门。入角门,中间有砖甬路,直通药王殿的方广殿陛。甬路之东是钟楼,之西是鼓楼。下层都有拱形门,永远不开,据说其上住着一条大蛇,有时身绕钟楼或鼓楼,伸出头到庙前的池塘里去喝水。钟楼的西北部,甬路旁立着个铁钟,据说是当年发水,菩萨骑着来的。药王殿大,在农村是雄伟建筑。入殿门有大供桌,上陈铁磬和五供,桌后坐着金面的药王。药王塑像后有板壁,壁后面北立着韦驮塑像。出殿的后门是个大院落,有东西配殿各三间。院的尽头,坐北向南又是个殿,莲座之上坐着观世音菩萨。殿之右有耳房两间,想是后建的,因为左边空着。由左边缺口可以绕到庙后,殿后身是碎瓦片,稍北行有个东西向的小河沟,再远就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了。
小学为何年所建,不知道,也许竟早到民元左右吧?到我上学时期,规模已经不很小而且固定。仍是人神和平共处。三层殿的塑像都安居,中层的药王还兼能乐业,即每月的初一十五(当然是旧历),殿门大开,接受善男信女来焚香礼拜,其中曾许愿而病愈的病家,还要送还愿的供品,记得最常见的是素饺子,也许还有香火钱吧。再说人,即小学,主要占后院,东西配殿都用作教室,东三间为初年级,西三间为高年级,记得学制总共为四年。后殿西耳房两间,坐北向南,为住校老师宿舍。药王殿西也有耳房两间,却坐南向北,一间是看庙道士(俗称老道,我们尊称为道爷)的宿舍,一间是锅炉房。这道士有如今日的风云人物,职称和职务都有多种(可惜未印名片,以致职称不显)。单说职务,与小学无关者有种庙田,朔望在药王殿击磬、收供品和香火钱,卖专利膏药;与小学有关者为给住校老师做饭,供师生开水。学生都回家吃饭,喝水之外还要排泄,厕所露天(都是男生,无妨开放),在药王殿之东的一片空地上。记得添办高级小学之前,没有音乐课,因为秀才老师会作八股而不会唱;没有体育课,也就用不着操场。
我几岁开始上学,以及在这座药王庙一共蹲了几年,因为无日记可查,说不准了。还想说,就不得不借助于民俗学和考证学。我生于光绪三十四年(即最后一年戊申),依常规,注公元应该写1908,可是错了,因为三十四年之后还有细节,是十二月十六日,其时已经是1909年1月7日。这样,照旧的年岁算法,比如说八周岁,我就只有六岁加两周。吃亏,我不甘心,所以惟有在计年岁方面,我总是乐得维新而不守旧。照新算法,我比公元的后两位数字小九岁,以农村孩子上学晚,约为七岁计,我是1916年春上小学。念了四年,歇了一年还是又上一年,不记得了,巧遇小学扩大,添了高级小学班,我就继续上,又念了三年。其时是1924年暑假(大概是由添置高级起改为秋季始业),时间确凿无疑,因为想投考师范学校,因青龙湾决口才推迟一年。
小学前后七年或八年,都学了什么呢?像是初高两级宜于分开说,因为初级接近过去,高级接近将来,所学和气氛都大有分别。先说初级。读的是共和国教科书,主要是国文,还有算术,此外也许还有一两种,记不清了。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黄色纸书皮,石印手写大字。至今还记得国文开卷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都配有画图。现在回想,其时的所学主要是识字。也写,写大字多,小楷少。没有其他读物。上课,听讲,或在老师监督下大声读。下课,乘老师不在眼前之时,到教室外玩一会儿。每天由家中到学校,往返两次,一切如刻板,很单调。启蒙老师姓刘,名瑞墀,字阶明,镇北五十里渠口镇人。据说是个秀才。这大概不错,因为装束(穿整洁长衫,打包脚布)和风神(身材短小而态度严肃)都不像个白丁。后来还有了新的证明,是让他看重的一些学生晚上来,他给讲《孟子》。显然,在他的眼里,只有四书五经才是真学问。我,其时也许不甘居下游吧,也受到刘老师的青眼,晚上随着一些先进同学听讲《孟子》。记得是在西配殿的教室里,入夜不便回家,就住在后殿的靠东一间,成为观音大士的邻居。“《孟子》者,七篇止”,我们大概念了多一半,不知为什么,停了,成为半途而废。但是收获也许不小,不是因此而就可以挤入“儒家者流”,而是考北京大学,国文科的作文题承科举传统,出四书上的,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我就从记忆的仓库里检出《孟子》来助阵,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云云,恰好顺了其时的厚古之风,就得了高分。如果不得高分,外语平平,数学很差,估计就不能走入北大红楼了。走入就值得庆幸吗?不好说,但其时我正在歧路徘徊,无论如何北大红楼总是一条路,而这条路,直接是刘老师,间接是孟老夫子,指引我走上去的。
《流年碎影》 蒙学内外(2)
那就应该感谢刘老师。可是,大概是扩大为完全小学的时候,想更加维新吧,他被辞退了。人,天性总是难忘最初的,我常常想到他。他教我识字,连学名“璿”以及字“仲衡”,也是他根据《尚书·舜典》“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给我拟的。我们弟兄的学名排玉旁,璿是与天文仪器玑有关的美玉,用意很好,可是他忽略了这个字的缺点,难认,以致我离开大学,有了放弃学名的自由之后,不得不改弦更张。不忍心另起炉灶,于是用“仲”,去人旁,用“衡”,去十字路口中间的游鱼,成为“中行”。幸而仍没有离开四书五经,因为《论语·子路》篇有“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的话,算是还没有如韩文公所讥:“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刘老师处世能通达,爱古而不薄今,所以虽然入夜讲《孟子》,白天上课却规规矩矩讲共和国教科书。对学生也宽严合度,如我,也只是与二三同学在锅炉房烧废纸,行径近于放火,才挨了一次打,也只是用戒尺击左手心,十下而已。刘老师衣褐还乡之后,我没有再见过他。是20年代后期吧,小学同班同学裴庆昌曾路过渠口,登门看望,说瘫痪在床,不能下地了。初级小学还有个老师,邻村薄庄的薄鑫,也许来校较晚吧,我没有听过他讲课的印象。只记得人严谨谦和,不幸是父亲在北京经商,家中略有资产,此地无大鱼,小鱼就成为大鱼,40年代后期土改,惨死在杖下了。同班同学也有不少可怀念的,只说本村的三个,薄玉、石卓卿和石俊峰(显爷长孙)。石俊峰甫成年就外出,有人说是从了军,后来就不再听到他的消息。薄玉也曾出外,在北京西直门内开糖房,做关东糖。解放后还乡,听说大革命时期箱子里被搜出什么照片,就一直受迫压,抬不起头,几年之前作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