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天津，跑医院，幸而很快就平复。旧时代，老太太心理，住所以家乡为最好，因为，不管如何简陋穷困，那三间五间房是她自己的。万不得已，出外就食，如果既有子又有女，择地，就会有情和理（或礼）的不协调。依情，住在女儿家，心里舒服，因为主家政之人是自己生的，连看着也顺眼；到儿子家就不然，主家政的是儿媳，别人生的，不是一个心，就处处觉得别扭。可是还有理在，依理，吃儿子硬气，吃女婿不硬气，何况正是家家闹粮荒的时期呢。所以母亲在妹妹家住约半年，就来信，说既不能回家乡，还是到北京住为好。为了每月的口粮，我急于办迁移户口的手续。家乡人朴厚，热心奔走；北京方面，单位和派出所都通情达理，所以时间不长，没遇到什么困难，母亲在北京也就每月可以领到二十几斤粮票。记得是1959年的春季，我和妻二人往天津，把母亲接到北京来。母亲晕车，所以故意坐晚七八点钟开的车，拉下车窗帘，以求看不见动。这个办法还真生了效，母亲未呕吐，平安到了家。其时正是热火朝天大炼钢铁的时候，过杨村、落垡一带，常看见路旁火光冲天。对于宗教性质的狂热，我一向没有好感，想到自己也要装作有宗教热情，反而觉得母亲的不见不知也大有好处。
母亲来了，也有她的衣食住行的问题，幸而都不难解决。衣，家里的（土改以后置备的）都带出来，几乎用不着添什么。人一生，食方面消耗最多，也就花钱最多。可是母亲面临的问题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吃饱的问题，因为粮食不贵，而只许买二十多斤。她是借了年老、饭量小以及一生简素养成习惯的光，在别人都饥肠辘辘的时候，她却吃饱了。前面也说到，因为缺粮，家里吃饭改为法治，人人吃自己的定量，中青不够，母亲却够了。食无鱼肉，中青很想吃，她却不想吃。她也有所想，是妻有一次，出于孝敬婆母之礼，问她想吃什么，她说：“就想吃点杂面汤。”住呢，其时年长的二女已经长期在学校住，北房四间，由东数第二间用木板铺成靠窗的大炕，多睡—个人也不觉得挤。还剩下行，就更不成问题，因为至远走到院里，看看花木。总之，在北京住四年，应该说没有什么困难，或学官腔，是安适的。
可是推想，她的心情不是安适，而是有愿望不能实现，无可奈何。这愿望是回家乡，吃自己的住屋上有炊烟的饭，也许还包括寿终正寝吧？有时家乡来人，就想得更厉害，说得更勤，理由是村里人能住，她也能住。我理解她的心情，曾写信问刘玉田表叔。刘表叔回信，说家乡很困难，千万不要回去，大概是1961年吧，因为思乡之心更切，想回去，并且说，如果自己生活有困难，就请村里某人帮帮忙。我更多考虑到经济（财力和精力），还是没有同意。就这样，记得住到1962年初，她从院里回来，摔伤了。她多年有个迷糊的病根，摔倒过不只一次，这一次较重，只好卧床休息。养几个月，好一些，妻怕她再摔倒，不让下床。想不到再躺下去，身体就渐渐衰弱，先是转动困难，继以饭量减少。挨到1963年2月初，是旧历的正月，看得出来，她身体更加衰弱，已经到了弥留之际。长兄和妹妹等都来了，在身旁伺候。记得是2月10日，旧历正月十七晚八时，神志半清楚，说了最后一句话，是“我不好受”，断了气，按旧虚岁的算法，寿八十有七。
死生亦大矣，于是就来了如何对待礼俗的问题。最先来的一个是何时换寿衣。寿衣是她自己在家乡做的，既然做了，当然以穿上为是。何时换呢？迷信说法，要在断气之前，不然，就不能带往阴间。我主张在断气之后，因为推想，在离开人世之前的一些分秒，总是以平静为好。准备换寿衣的是我的女儿，念过大学，不迷信礼俗，照我说的办了。其次是烧不烧纸钱，我不信死后还有灵魂，到阴曹地府，路上还要买吃的，以及模仿人世，贿赂小鬼等等，也就没有烧。入夜，遗体旁要有人看守，我与长兄分担，各半夜。轮到我，我就躺在母亲旁边，心里想，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我可以算作知命之后，方免于父母之怀了吧。
一个争执最多的问题是用什么葬法，具体说是棺殓之后入土还是火化。记得罗素在《怀疑论集》里曾说，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认为自己的结婚形式最合理，其他都荒唐可笑。葬礼当然也是这样，我们的传统是入棺然后入土，这就成为最合理，与新法火化相比，还有优待的意义。对于养生丧死，我一向认为，人死如灯灭，一切问题都是生者的，所以应该多考虑养生，至于丧死，以简易为是。火化办法简易，所以应该说比入棺（耗费木材）入土（占耕地）合理。可是许多有关的人（包括邻里），尤其妹妹等，头脑里只有传统而没有罗素，当然主张仍旧贯。对于道理与习俗的不能协调，我也知道，纵使自己之“知”重道理而轻习俗，“行”则至多只能“允执厥中”。所以我先是也想勉为其难（多耗财力和人力），可是遇到困难，因为其时已经难于买到棺木，又入棺之后要往家乡运，找车既困难又很贵。针对这种情况（为迁就习俗而生者受苦难），我当机立断，用新法，火化。把此意说与长兄，他大概是以为，入棺固然好，既然有困难，火化也未尝不可，就表示，一切由我做主，他没有意见。以后就照我的决定办，于次日上午到派出所销户口，到殡葬办事处办火化手续。下午殡葬办事处来人，把遗体装入红漆棺，抬上大板三轮，运往东直门外幸福村的火葬场。我骑车随着，算是把母亲送到人生的终点。这期间及稍后，妹妹曾来电报，反对火化，并动员家乡的亲戚来信，劝我仍用旧法。我都作复，表示我的生母，生，我养，死，我葬，善始善终，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合适。是二三十年之后，听家乡人说，其时用火化，乡里人都当笑话说，及至听说许多大人物死后也火化，渐渐，农村也多用此法，才改为说，还是人家念书的，事事走在前面。我听了一笑，是因为万没想到，我们那个小村庄也有所谓恢复名誉。
火化之后，还是我骑车去，取回骨灰，因为还得算作母亲的遗体，放在我屋里。处理骨灰，用了旧说“入土为安”之法。时间选在清明前的3月28日，先通知家乡人在父亲墓旁挖坑，至时由世五大哥陪伴，乘长途汽车至大孟庄，步行，近午到村西北的坟地。坑已经挖好，村中邻里并备了祭品。祭礼毕，把骨灰罐放在父亲棺旁，由我先扔一铲土，然后乡里人一齐动手，堆土成坟。就这样，我算是把母亲送走了。由乡里人看，她终于回了家乡，可惜是她自己已经不能知道。
《流年碎影》 明日难明
用此标题，是想说切身的，或说小事，可是忽然联想到己身以外的泛泛，成为大事，顺水推舟，也就说说。由主观愿望方面说，人在世间度日，都希望自己先则能知，继以选择，然后实行，用今语说是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仍以小事为例，晨起，上街买菜，心里想，黄瓜是嫩的好，头顶黄花的嫩，这是能知，然后是挑带花的，再然后是决定买几条，付钱，从头到尾都是由己。可惜是许多事不能像买菜这样都由己。比如说，有生就有死，古人慨叹“死生亦大矣”，可是偏偏这两桩有关开头结尾的大事自己就不能做主（结尾有极少数例外）。这是人力难得对抗自然，因而就不能不从古人，“畏天命”。对于自然，今人了解更多，所畏也就更多。比如由近而远，顺着杞人的思路遐想。室内读书，林中散步，我们就难于知道，一刹那之后会不会地震。其他天灾还有旱涝、水火、龙卷风等等。其后就跳出我们这个并不很大的地球，想，偏于实的，会不会飘来另一个天体，与我们这个久住的家相撞？偏于玄的，万有引力会不会突变，以致我们这个地球成为无所依？还可以更玄远，想到我们这个“物质”宇宙，会不会真有个“反物质”的宇宙，忽而两方生爱恋之情，靠近，相亲，未经历时间就化为零？同类的可能还有很多，你认为不可能吗？拿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我们就只能说不知道。承认不知道，就等于承认我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但道德哲学中有一种认识，是“应该”蕴涵“能”；就是说，凡是应该做的都是我们力所能做的。所以由此推论，非己力所能及的，也就可以不费心思。如另一个天体有可能飘来，把地球撞得七零八落，甚至粉碎，我们也只好不管它。这样，我们就把使我们不能自主的几乎全部属于自然的力量都开除出去，纵使我们也会受它的迫害而流离失所，甚至结束了生命，我们还是只能顺受而无怨。迫害力之来于“人”的就不是这样。但这方面的情况很复杂，如何对待就难得简单化。古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专由这一点出发，像是也可以设想，为了活得好，饮食，男女，都以个人能自主为好。可是，饮食，馅饼不能由天上掉下来，男女，姑且男本位，都愿意西施走入自己的金屋，西施却未必肯来。于是问题就由“个人”扩大为“社会”，人的自主愿望或权利就不能不打些折扣，或说受些限制。以住所为例，在苏州有个家，不坏，但不能十二亿人都到苏州去住。再以职业为例，充当什么节目主持人，可以出风头，再高，什么长，可以用权甚至卖权，可是总不能人人去充当节目主持人，任什么长，或从另一面说，总得有人做处理死者、扫街等工作，所以也就不能百分之百地自主。不能百分之百，就应该百分之零吗？显然也不然。仍用以事显理之法来说明，比如两种食品，一种是甜的，一种是辣的，张三和李四分着吃，张三喜欢吃甜的，李四喜欢吃辣的，让他们自主，各取其所好，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