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走进东老胡同,路北一家门口站个年轻人,迎上来说话,说他是我的学生,名宋君颖,暂住在这里。他中等身材,偏于丰满,圆睁眼,声音粗,恭谨,总是非常认真的样子。问他为什么住在这里,他说是不上学,无事,不想回家,所以租房住。看样子也很穷,神情是走投无路的样子。以后,或者说,是直到80年代他生病,艰于走路,情况才有变,都是忽而断一个时期,接着就踢破我的门槛。断的时期都是离开北京,通常是回昌平家乡钟家营;有一次时间长,总有一两年吧,回来说是到了解放区。到了解放区而无所遇,我想原因还是他的固执加迂阔,不能入其国,随其俗。还是说在北京,解放前无业,曾由我介绍,到外县去教小学,仍是以北京为据点,放假就回来。解放后在北京有了职业,都是教书,也许常换地方,只记得有普通中学,还有幼儿师范。下课之后,呆不住,惯于到我这里来,如果钱袋不空空就买酒,一面喝一面发谬论。我很少同意他的谬论,但欣赏他心好,尊师有礼,所以还是欢迎他来。有时还偏于优容,比如我不赞成他大量养花,养葡萄,尤其养猫,可是有花种,有小猫,还是给他留着。这样说,对于他,我是认为“孺子可教”吗?曰,正好相反,因为更深知,他的固执和迂阔来于天,决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空口无凭,有许多可资谈助的事为证,不好过多地占篇幅,依祖传以十为满之例,由轻到重举十件。
(1)有一次,是冬天,他来我家。只我妻和我岳母在家,他留下一顶蓝布棉帽子,说:“师母,我这帽子太小,您给我改大点。”妻照例表示随和,说:“好。”晚上,孩子回来,知道此事,都大笑,说:“大改小可以,小怎么能改大?”
(2)已经是80年代,他年过耳顺,一天傍晚,到燕园我的住处来,一进门就郑重声明:“今天是给外甥女送复习材料,不能在这里吃晚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怕人家说,我是借送材料来找饭吃。”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教训他:“我不知道你还要糊涂到什么程度!你哪回来不吃饭?”他说:“不管您怎么骂我,反正我不能吃饭,因为是送材料。”就这样,我们吃,他在旁边坐着,人人觉得不通人情,他却自以为是。
(3)大概是50年代中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到我家里来,大宣扬应受苦的革命之道。我可怜他糊涂,告诉他受苦、忍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照例固执,还争论,我说:“如果目的就是受苦,那就不必革命、驱逐蒋匪帮了。”他像是陷入沉思,没说什么。
(4)也是那个时期吧,郭沫若写《李白和杜甫》,说李白高,杜甫低。他不能忍,写万言书寄给郭。当然没有回音,他再写。我批评他过于迂阔,他说他学诗,杜是他的恩师,恩师被贬低,他一定要斗争到底。
(5)是大革命之后了吧,不知道怎么一阵发神经,他忽然有了宜于迁都(往西安?)的想法,而且立即形成大套的理论,得机会就宣扬。可是机会不易得。一次是听同事蔡公说,民盟开会,他们在一组,已经时间够长了,都盼着快结束,他抢着上台发言,先发牢骚,说不安排他发言,是压制舆论,只这点意思就说了十几分钟。然后转入正题,还是迁都怎么好,如何必要。蔡公说,大家都烦腻得皱眉头,可是没办法。另一次,忘记听谁说了,其时他在西直门外某中学任课,学校以他身体不太好为理由,没有给他排课。他有怀才不遇的感伤,学廉颇,赵国不用,到魏国,自己给几个学校写信,说愿意义务去教课。居然有个学校来请,去了,上课,大概又是宣扬迁都理论,据说是一堂没上完就被学生轰下来。
(6)是大革命的后期,一次到我家里来,说他多年来苦于没有信仰,这下子可好了,找到信仰。我问他找到的是什么信仰。他说是共产主义,接着说理由,是他一生反封建,现在批孔老二是反封建,与他志同道合,所以他信了共产主义。我问他:“你知道孔老二是有所指吗?”他愣了一下,说:“反正我要批判孔老二。
《流年碎影》 天降下民(2)
(7)是40年代,他无业,生活没办法,我介绍他到武清县大良镇去教小学。校长是我在通县上学时期的同班同学,时间不很长就传来消息,春天,他买小鸡养着,死了一只,就在操场为小鸡修建个茔地,起坟堆,还用供品祭祀,一时传为笑谈。接着,不知道校长怎么惹着他了,他大怒,到县里告了校长一状。就这样,不久饭碗就砸了,我还要向人家解释,道歉。
(8)还告过一次状。记得是1956年,职工普遍评级,他一贯自视甚高,跟我说,如果不评他为某一级,他就提出抗议。我以身教之,说任何事物的定价,严格讲,权是在买主手里。所以我是即使降到最低,也必欣然接受。他不言语,表示心里不以为然。不久,评的结果公布,他没有如愿,大怒,到教育局告了校长一状。其后到我这里来,含着胜利的微笑,说:“张先生,您的话我都信,可是这回您错了,我告校长一状,虽然评级的原案没改,可是校长路上遇见我,远远地就点头微笑。”我听了,也一笑,说:“你等着吧!”
(9)果然就等来。是1957年,整风的风刮起来,一次,我往东安市场,路过东华门大街,遇见他。我跟他说,你迂,不通世故,要谨慎,不可乱说话。他说:“您放心,我到过解放区,情况都明白,不会惹祸。”别后,记得只是过了几天,他来了,垂头丧气,说后悔没听我的劝告,已经戴上右派的帽子。当然,也就难得摘下去。
(10)因为思路和行事多反常,结婚三次,离三次。室内的冲突,外人难于知道底细,只说可知的。第一次找的是个本乡本土的乡下姑娘,不识字。他想培养她,教她识字,教她写字,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作诗。显然这是注定会破灭的幻想,但他不能退让,不能容忍,于是离了。第二次、第三次找的是有知识的教师,相处,都是诗意不很久就变为敌意。敌意如何形成?只听到一次女方的诉苦,是一次出门,比如女方已经披上一件毛衣,他说应该穿那件绒衣,强迫女方换。女方觉得如此干涉未免过分,不愉快,想不换。他坚决不答应,说不换就不出门。女方更不愉快,也就变为强硬,于是出门计划变为争吵。可以想见,以后的争吵就越来越厉害,女方难于忍受,分了手。这样,总而言之就成为,他的幻想是一生都能够红袖添香夜读书,实际却是多半生过对影成二人的生活。他也感到孤寂,有时向我诉苦,我恨铁不成钢,不留情面,就说:“你也想想,离婚三次,都是人家不好?”他沉默,推想心里还是未必承认自己有误。
如以上所描述,他拖着这样的天赋。一步一步往前走,越走路越窄,终于目听能见只是自己的一子一女,带着自以为是以及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活到90年代,离开这个世界。再说另一位,是女性,姓宋,名桂英。严格说,我同她没有直接关系,谈过话,是公事性质的。这情况可以换为具体说。40年代初,我滥竽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她在文学院念中国文学系,我没教过她。二十年以后,即60年代前期,为了了解语文教材的使用情况,我们多次到二龙路中学去调查,听课,开座谈会。到那里才知道,原来宋桂英在这个学校任语文教师。有些接触,印象是人温厚,功课不坏,教学生认真负责。知道她与文学院同班同学徐守中结合,因为与徐守中没有来往,也因为见面只是谈公事,没有问徐守中的情况。是文化大革命的风停息之后,大概是1977年或其后吧,不记得以何因缘,我同徐守中有了接触,可是到他的住所武定胡同(原名武定侯胡同)去闲坐,则是在宋桂英作古之后。关于宋桂英的情况,所知也只是为保家而献身的一点点,都是徐守中同我说的。
那就重点说宋桂英。手头有一本《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民国三十二年毕业同学录》,恰好是宋桂英毕业那一年的,收有宋桂英的照片,穿学士服,戴学士帽。烫发,瓜子脸,戴(近视?)眼镜,面清秀而风度温婉。照片下印四行字:第一行“宋桂英”,第二行“廿二岁”,第三行“河北清苑(按即保定)”,第四行“清苑新民南街四十四号”。知道她是保定人,1921年出生。毕业后就到二龙路中学吗?没问过她和徐守中。以下说关系重大的。徐守中是滦县人,比宋桂英大五岁,也是功课不坏,因而有些名士气,或说傲气。在北京东城某中学教书,因为有傲气,整风之风一来就被刮倒。而且倒得厉害,其后就被赶回老家去放牛。三个孩子的养育责任都落在宋桂英的肩上。她没有向原则性强的人物学习,与徐守中划清界限,而是相反,于养育孩子之外,还照顾这牧牛童,使他的生活不至太苦。一个人养五口,就是巧妇,也很不容易。办法是自己尽量刻苦,吃坏的,而且少吃,衣服能不添就不添。累,苦,有眼泪往肚里咽,这样度日如年,一忍就是二十年。大革命的人亡政息,终于等来落实政策,徐守中的右派之冠摘了,户口回北京,恢复了退休待遇,孩子长大成人,能够自食其力。境遇是由深渊一下子升到南天门,都以为其后就可以夫妻对坐,唱风雅之后的颂歌了。万想不到会飞来意外。是1978年秋季吧,有那么一天上午,一个朋友给徐守中送来一张当天下午的电影票,至时徐懒怠,不想去看,宋桂英说扔了可惜,她去看。穿上衣服出门,到街西口外,上南北向的大马路,一辆吉普车驰来。推想是她近视,年轻的司机慌张,一下子就撞到她身上,伤很重,送到医院没救过来,作古了,没有活到六十岁。
可以想见,死者已矣,生者受的打击是如何大。是几个月之后吧,我见到徐守中,提到宋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