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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甚焉者，是有时由无法而想到“所以”会无法。开门见山说，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其中有不少人，以迫害他人为乐，这是个什么问题？如果事实具在，不能不承认，像伟大的民族、灿烂的文化，以至可爱的祖国这类大话，还能厚着脸皮说吗？说不说是小事，如果愚昧和残忍真是来于久远的根性，那就成为值得痛哭流涕的大事了。大事要大办。如何办？万言难尽，只说所求，不避理想主义或右倾之讥，是有那么个机会，可以打、杀人而不负法律责任，任怎么煽动、蛊惑而没有“一个”人去打、去杀，如此，我们就可以恢复说伟大，说灿烂，以生而为炎黄子孙自豪了。何时才能这样呢？难，但向往文明，路只有这一条，也就只好走。
也许应该算作第一步，是曾经失误，要找出失误的原因，坚决去掉原因，以求不再失误。可是这，依照我们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很不容易。不容易，是因为会牵涉到“人”和“利害”。于是，可能的路就成为另外两条：一条是闭眼，也就看不见原因；另一条是睁眼，看见，或不说，或闪烁其词。闭眼不见是愚的路，睁眼见而躲闪是诬的路，大道虽多歧，踏着愚或诬的路，走向文明总是很难的吧？真对不起，这里又说了泄气的话。其实也可以从另二个角度看，是恨铁不成钢，正是没有泄气。生而为炎黄子孙，总愿意故土坏变为好，变，不快，或不干脆，就起急，套用孟老夫子的话是：予岂好急哉，予不得已也。
《流年碎影》 抄风西来（1）
几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机遇》（收入《负暄续话》），实际是述说我的“认命”的生活之道。既认命矣，而又说是机遇，亦有说乎？曰有，简而明地言之，是与我老伴的“凡事都是该着”信念有别。只说重大的分别：说该着，是认为事皆前定（是命运的，不是因果规律的）；说机遇不然，是由主观感知说（不问客观有没有必然之外的偶然），认为事有凑巧，很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在四围的环境动荡不安的时候，更加可怕的是未然者不可知。后话提前说，在恐怖的红卫兵造反时期，我因心中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飘动着“未然者不可知”而寝食不安。但无论怎样不安，（康德的）时间无私，还是积秒为分、积分为刻、积刻为时、积时为日地流过，而若干日过去，打、杀、抄家之风渐息，我的蜗居并没有红卫英雄光临。这就可以表示，这一个人生旅途的难渡之关，我的机遇还是上好的，所谓逢凶化吉是也。以下具体说说这一时段的逢凶化吉。
由不可知说起。我有职业，隶属于某单位，日日上班，由表面看，批斗会，站在喊打倒口号的一边，应该算作革命群众吧，若然，捕去打、上门打的可能性像是不大。但也只是像是而不是必是。抄家呢，就完全不可知了。还可以加细说。抄不抄，由谁定，不可知。反观乎己，条件有好的一面，是名和位都卑微，而且头上无冠。但也有坏的一面，是身心负的旧包袱太重，也许不能瞒过红卫英雄的火眼金睛吧？总之是不可知。不可知，即有抄的可能，所以怕。怕，抗，逃，都无力，只能多看风色，多听风声，等待。传来风声，是本胡同，像是由西端起，已经开始抄。没有人敢打听，更没有人敢去看，风声都是影影绰绰的。我仍须上班，身在外心却不断飞到家里，想，也许正在抄，把书籍等都拉走了吧？好容易挨到下班，火速往家里跑，到门口察看，看看有没有烂纸、杂物等，先推断是否有抄家之事。门外总是没有异状，走入蜗居之门，看看，也没有异状；心呢，当然都是不安，而且难于用语言表示，只好相视而不笑，装作若无其事。
终于风声紧了。我们那条胡同东西向，相当长，我住在中间偏东，路北14号，听说已经抄到20号（杂院，住户不少）。紧接着就传来确切而震撼人心的消息，是19号抄了，唐先生被捕，唐太太用什么刀抹了脖子，可能没死，详情不清楚。且说这19号，主人名唐永良，民国年间保定什么军官学校出身，曾任某杂牌军的军长，因为在河南打败仗，蒋介石要枪毙他，有人说情，解职还乡。这都是解放之前的事，解放后态度积极，热心群众事业，当了西城区的政协委员。他是满族，原配夫人病故，娶了个满族世家的老姑娘，年已及不惑吧，听说通文墨，风度娴雅，不幸是时间不长就故去。家中无人主中馈，饥不择食，找了个在叶浅予家做保姆的，估计年已过知命，而且缠脚，但人好，也能干。我家同唐家来往不少。解放前后，唐先生的母亲还在世，左近邻居都呼为唐老太太。人诚厚，还保留纯粹的旗下风，说话，有些动词、形容词后带“克”字。礼多，比如年节前，邻居的小孩要给压岁钱，新票，一个人一角，后来增为两角。她同我的妻也要好，送她的照片，至今还保存着。唐先生和我同为广化寺小学的董事，又常交换花种，很熟。我觉得他为人通达，识大体，所以敬重他。来往更多的是我的妻和他靠后的两个老伴，都是由近邻很快变为好友。这样，他们的苦难就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影响，主要是家门之内的支柱险些倒塌。这又不得不多说几句。我的妻两三岁丧父，多年母女相依为命，形成一种心态，是世路艰险，要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以免会遇见意外之灾。这用家常话说是胆小怕事，而竟听到这样的事，推想就不免“行自念也”，于是怕升级，表现为由惯于沉静变为高度急躁。是早晨听说唐太太自杀的这一天晚上，我住在四间北房的西端一间，上床睡了，她住在由东数第二间，与母亲在一起，也上床睡了。可是就在我想入睡而未能入睡的时候，看见她急急忙忙跑进来，只穿着背心和裤衩，立在我的床头，又急又气地说：“看你买这些书，就凭这也得抄。都是你，都是你！”我劝她，说：“已经这样了，就是后悔，现在也没有办法，只好等着吧。着急也没用，还是去睡觉吧。”她静默了一会儿，垂头丧气地走了。我心也乱，想用庄子的“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内功安静一下，但只是一两分钟吧，她又跑过来，站在床头，把刚才说过的话又说一遍。我没有别的办法，也把劝说的话重复一遍。她走了，可是仍是不一会儿，又跑来，还是说那些。就这样，连续来五六次，我知道她精神已经近于失常，就坐起来，换解劝为晓以利害，说：“就是抄了，只要我们都平安，日子还可以过下去。你要是这样急，病倒了，你想想，还有母亲和孩子，怎么过？”幸而她精神只是“近于”失常，听了，回去，就不再来。我也明白，这是于可能抄家之外，又多一个危机，所以心就更加不安。幸而很快，抄家的风刮过去，妻的精神像是恢复为平和。说“像是”，是因为后来发现，这次因恐怖而短期失常，心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证据是，她原是公认为脾气最好的，对人温和，向来不起急，从那次以后，变为遇不如意事就不能忍，生气，痛哭流涕，甚至拍桌子。
接着说西来的抄家之风，18号、17号和16号，以及路南若干家，抄没抄，不记得了，只说15号。这本是我们14号的西跨院，不知道为什么不采用东跨院之法，门牌标为14号旁门，而闹独立，称为15号。这也好，因为解放以后，房东实行紧缩政策，西跨院卖与文物专家张效彬，就不劳更换门牌了。张是河南固始人，名玮，父亲在清朝是显官，做到户部侍郎。他以父亲余荫，上了英国剑桥大学，学经济。估计头脑还是“中学为体”，所以回国以后，教过大学，所讲不是亚当斯密《原富》，而是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他还做过外交官，驻帝俄远东伯力的领事，卸任回国，带来公家欠的两万元的债和一位通英、法、德多种外语的白俄小姐，嫁他之后入中国籍，名张玛丽，解放后任外贸学院教授。他学习郑板桥，摘掉纱帽之后就优游林下。也是父亲余荫，玩古董。主要是书画碑帖，也有铜器、玉器等。据说眼力不坏，尤其对于碑帖。收藏古物，精品不少。推想仍是传统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以及说过的唐家，尚未说的房东李家，都抄了。不知以何因由，抄张家是在夜里。因为与我的住屋只是一墙之隔，又其时我的耳之官还未怠工，所以不少嘈杂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像是未动武，只记得张老先生答：“我确是没有枪。我一生手没沾过枪。”抄张家，目的明确，是要文物。据其后的传说，是张老先生态度坦然，说原来就准备交国家的，希望细心包裹，慢慢装车，上交，千万别碰坏了。就这样，一直忙到早晨，听说装了两卡车，运走了。怀璧其罪，璧交了，想不到还有后话，是几个月之后吧，老夫妇二人同一天被捕，男从家里，女从街上，一去就没有回来。
推论是星期天，因为我也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