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念完，也还要谈“减”，因为，就算作大革命的遗爱吧，主要是书，还有两次减。先说第一次，是1969年8月，我到凤阳干校接受改造之后不久，留在北京的住房必须扔掉（情况以后说），人（妻和岳母）和物迁北京大学二女儿处。二女儿的住房只有大小两间，我的书就成为过重的负担。我不在家，只能写信告诉他们一个甄别的原则，是笨重且估计用处不大的都不要，以便新处所还能容纳。其时我身心负担都很重（劳动很累，且没有改造好，无垢荣归的希望），为了照顾家属，信里大概说了“都扔了我也无怨言”的意思。他们也是多想照顾，又有建基于希望的乐观主义（我还能回去，坐在屋里看书），所以奉行的还是可留则留主义。但就是这样，当做废品处理，八分钱一斤，还卖得人民币二三十元，第九版《大英百科全书》就这样走了。连带的还清除了两种，由爱染的角度出发应该保留的。一种是一个旧煤火炉上的旧报刊，记得有二三尺高，都是因为有我的文章才留下的，家里人误认为废品，处理了。这里边虽然没有什么值得藏之名山的，但想到也曾费不少心血，留有昔日的足迹，一旦泯灭，也不免于有些感伤。另一种是书桌之下的一捆书画轴，可能是因为无处安置，堆在那里，家里人未打开看，也当作废品处理了。记得其中有扬州八怪之一黄慎的《东方朔偷桃图》，画已不新，草书的题却很好。最可惜的是熊十力师写的字条，他寓银锭桥时挂在屋里，50年代他移住上海，我帮他整理行装，给我留作纪念的，想不到竟随着十力师本人，也走了。
《流年碎影》 割爱种种（2）
再说第二次，是1970年的秋冬之际，在凤阳干校，想不到像我这样须大力改造的人也有探亲假，我回北京探亲了。进屋，看移来的书还未开包，总有二十几包吧，堆在墙角。我同于街头巷尾的常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愿意过得好一些。这包括化杂乱为整齐，于是其他都不管，先整理书，大致分类，上架。确知必装不下，就一面清除还可以割爱的，一面上架。大致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存的都给了安身的地方，割爱的，装入麻袋，不很满的两袋，送往校东门外成府街的废品收购站，卖了。卖之时，不由得想到逛书店书摊时的痴迷，而又一跳就跳到佛门的万法皆空，“顿悟”人都是被置于俗和道的两端之间，绝大多数，滑向俗容易，滑向道就太难了。
那就坚守俗人的阵地，谈一点俗情俗理，即关于除，事后回想，是怎么看的。这方面也有大小之分，大是群体的得失，小是个人的得失。先说大，是确知有关群体的事，尤其不可发疯，因为发疯容易，因发疯而毁的一切就“黄鹤一去不复返”，悔之晚矣。何以还有悔？是恢复为清醒的时候，或下一代变为清醒，思念不复返的黄鹤，会写入历史，痛哭流涕。写入历史，会不会问，何以会有发疯之事？这是将来的事，现在还不好说。再说小，流为细碎，就不只一端。其一是又想到机遇之难明而力大。以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二位师尊为例，刘盼遂先生和启功先生都住在校外民房，抄除风起，光顾刘先生家的非师范大学红卫兵，于是而有批斗及抄走书之事，刘先生老夫妇的老命就搭上了；光顾启功先生家的是师范大学红卫兵，人未批斗，认为长物应除，办法却是先封存，待处理，这“待”就待到依新政策应该发还时期，仅启封就完事大吉。其二是得一种关于除的经验教训，是主动不如被动，从快不如从慢。举社门之内的二位为例，一位是张志公先生，一位是蔡公超尘，都住在社外不远。张先生书多，自认为应该算四旧，可是交或烧，都无此大力，只好等，而等到除之风已过，红卫兵竟还是没有光顾，书也就全部安全过关。蔡公不然，向来慢条斯理，这一次见勒令却慌了神，把若干年费力购置的书画碑帖文房四宝等，小孩坐的车装了两车，都交与小红卫兵（非后来成立的战斗队），到依政策该发还的时候，人和物都不知去向了。其三是闭门算寒斋之账，应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机遇是好的，因为红卫兵未光顾。可是自己未学好《孙子兵法》，常是在主动被动间、从快从慢间徘徊，以致虽未彻底毁而终于毁了不少，自己糊涂自己受，后悔的话也就不必说。不悔，还来于其四的事后的自知之明，是其时，自己的心态，轻说，已经丧失了分析、判断能力，重说，已经接近精神失常。比如不少英文本，书名中有SEX，一个莫友芝墨迹手卷，上面提到“粤匪”，就都毁了，事后想，中学红卫兵会通英语吗？会知道粤匪指太平天国吗？到性命攸关的时候，马后课，我省己，兼度人，觉得自负为万物之灵的我们，比神赞禅师所说钻故纸的蜂子，其实并高明不了多少，岂不值得长叹之后继以痛哭流涕哉。赵晶晶录入
《流年碎影》 李也鲁
李也鲁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同学，比我晚两年，由第三院宿舍住同屋而熟识，其后交往很多，成为互相关心、互相关照的朋友，直到他于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春作古才各走各的路。现在重温大革命时期的生活，不由得想到他，就想说一些还记得的旧事，且算作怀念吧。
他名九魁，字菊东，河北省宁晋县人。193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入中国语言文学系，专攻语言，尤其音韵，用功，成绩不坏。但他，恕我说一句或者不应该说的话，天赋不高，所以论著方面虽然幻想不少，却几乎都没有成为现实。对于他的性格，他像是有自知之明，证据是利用《论语》中“参（曾子）也鲁”的成句，取别号为“也鲁”。鲁有朴厚之义，还有粗犷之义，这朴使他交了不少朋友，但粗（性格兼形貌）却常常使他的美妙幻想归于破灭。
记得念大学还没毕业，是由我的通县师范同学曾沛霖的介绍吧，他就到育英中学兼任国文教员。其后他教过中国大学，谈话常提到刘盼遂先生说王国维如何如何，刘先生没教过北大，他们就是在中国大学认识的。他还在文学院教过课，40年代前期我在文学院混个饭碗，就是他奔走，得到赵荫棠先生的关照，才办到的。大概是抗战胜利之后吧，他改为到市立二中去教书，一直到解放，与我差不多，才离开教中学的生活。在我们来往多的几个熟同学里，他职业比较稳定，因而解救知交的穷困，他的担子也就重一些。记得是1937年的9月，我因事变不能回保定的学校，失业，而妻要生产，住医院，就是他当了几件衣服，才交了费的。
可是他的经历中也有些不顺遂的事。先说男女方面，男本位加臭老九本位，由出生于19世纪晚期的起到出生于20世纪早期的止，都会遇见先旧后新的麻烦问题。旧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不说头脑里有没有墨水，单看足下，都是三寸金莲。而一新就带来突变，所向往是自己看中，到公园卿卿我我，而资质呢，最好是上顶学士帽，下登高跟鞋。面对突变，如何应付？极少数，以北大的红楼人物为例，胡博士和俞平伯是仍旧贯，伴同江夫人和许夫人，白头到老。绝大多数是避旧趋新，连我们认为应登上凌烟阁的人物，如孙中山、鲁迅等也不例外。也鲁兄生于20世纪初期，虽然出身于农村，却入了洋学堂，高升为臭老九，则依时代之潮流，不满足于乡土气的三寸金莲，想身旁来个烫发高跟，亦情理中事。于是情动于中而表现为行，就托人介绍。我也曾行“君子成人之美”的圣道，转托人，介绍一位姓陈的女士。尝试，有些来往，但不很久就结局分明，是女方由不升温变为冷，就不再来往。了解原因，是女方的评论，太粗，不能唤起子夜读曲之情。失败了，但这是“男女居室，人之大伦”范围内的事，心中没有般若波罗蜜多的觉悟，是不会回头的。于是如钓鱼，这里无所得就换个地方。终于有志者事竟成，延迟到40年代后半，年已趋向不惑，结婚了。与存于家乡的一位相比，这一位有文化（不很高），大脚，可以说是旧变为新。但用旁观者清的眼看，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貌在中人以下，事小；性格是开朗的另一极端，事大。不幸这大事未能化小，而且有大发展，或我们后来发现有大发展，是居内助之地位，不只不能助，反而任己之性，要求男方如此如彼。就这样，也鲁兄先是把《殷虚书契》等比较值钱的书都卖了，在西城一个偏僻的小胡同里换一所小平房。其后到50年代后期，他失业（情况以下说），而女方有教小学的职业，就与他离婚，带着所生一子另过日子去了。
依照男子汉大丈夫吹的生活之道，裙钗脂粉之类是小事；大事是或如班超，立功异域，或如司马子长，成一家之言。也鲁兄如许多臭老九，不想立功异域，却渴想成一家之言。其志可嘉，可是，至少据我看，就像是自知之明不很够。常表现为自视过高，即总以为自己能做大学问，写大书，必一鸣惊人。可以举三事为证。一件，是50年代初期（？），恍惚记得有某种性质的评级之事，他同我说，如果不尊重他，他将如何如何。我出于多年相知之诚，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他心里未必服，却听了我的，没敢说什么。另一件，是50年代中期吧，他由新华辞书社调往语言研究所，我知道之后，“面授机宜”，说吕叔湘先生学问、为人都至上，到那里要听吕先生的，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上班之后，吕先生让他钻研《孟子》，统计某种语言现象。他以为那是小零碎，不是大学问，不听，结果是终于没有搞成什么大学问。还有一件，是他不甘于只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有所建树，是50年代晚期失业以后吧，写了一部《老子蠡测》，我看过一部分，觉得深和新都不够，且不说能不能传世，必没有人肯印，而费如此大力，总是太迂了。
以下说更大的不顺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