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中念般若波罗蜜多而心里想的却是“香囊暗解，罗带轻分”，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波罗夷”（不共住，即赶出去）法的制裁。佛门，罚是不共住，今则变为共住，亦可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了，如何对应？曰，吃谁就听谁的。不确知是什么原因，到昌平参加麦收劳动？阶级斗争暂时休息一会儿？记得共住了一个多月，主管者宣布：“回家去睡吧。”
用京剧排戏码之法，大轴最后上场，这是进行清队之后，我多次被迫回忆旧事。前面曾言及，我三十岁左右患贫血病，记忆力大损，头脑里的旧事迷离恍惚，而询问则要求丁是丁，卯是卯，回答就成为大难。这所答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自己的，是一再写自传，谁要就交给谁；另一类是写关于别人的，名为材料，交给来外调的。先说自传，解放初期已经写过很详细的，而且经过调查核实。自己扪心自问，所愧者也只是不能如伯夷、叔齐那样清，义不食周粟。而事则很少，还是写，有什么必要呢？这当然不许问，也就只能让写就写。幸而受者未疑为有什么隐瞒，也就没有受到隔离审查的特殊待遇。但既然拿笔，就不得不用时风八股的自怨自艾之法，这就有如电视剧中的奴才，跪而面对老佛爷，一面说一面打自己嘴巴，纵使出于不得已，也够难堪的。
更难或说最难的是应付外调。上面说过，依时风，除极个别的人以外，人都成为坏人。调查坏人往事，当然就要追寻那些不光彩的，甚至反的。如果没有呢？依照红卫哲学，那不可能，“既然”是坏人，怎么能不干坏事？问题是坏坏相护，甚至攻守同盟。所以要想办法，使不愿说者不得不说。办法仍是红卫兵一路，用大力压，即轻则申斥、威吓、辱骂，重则责罚（立、低头之类），以至打是也。主要是1968年和1969年，我接待的外调人物不少。情况可以总的说说。只有一次态度好的例外，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来调查曹家琪的思想，不只让我坐下，问话也客客气气。这是把我看做好人。恕我多年之后，到现在才向他道歉，是答他的话都是假的。这也有原因，是我头脑陈腐，未能吸收新时代的新道德，也就没有勇气为掠取“积极”之名而卖友。绝大多数来者是照外调的剧本（闹剧或恶作剧）演戏，一间小屋，他上座，座前有桌，学裘盛戎演《秦香莲》那个气派，即非访问而为审问是也。其下当然没有座，盖低头垂手而立，身恭顺而心战栗，设想才不敢不说实话。发问也几乎是千篇一律，是被调查的人问题如何严重，“你们关系密切”，要坦白，以免罪上加罪云云。问答之间，仍如演戏，还要夹些拍桌子之类。最后言归正传，是要写材料，从速交。演戏，还欣赏过一次大型的。是调查某名人，总是因为“你们关系曾很密切”，场面就成为非一般。小屋变为大屋，气派超过《玉堂春》，那是三个桌，这里扩大为四个。十足的开庭审案的局势，我走入就成为被捕去受审。威吓，拍桌子，辱骂，都加了码。我有些怕，因为不知道来头有多大，甚至担心会被带走。事后才知道，不过是打派仗，希望演一场《四堂会审》，从我这里捞几颗子弹。这使我有时不免于慨叹，像这类事，几个人来自街头巷尾，对另外的人竟可以行使法院的审问之权，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世界！
《流年碎影》 斯文扫地及其他（2）
但是仍要谢天谢地，就是那次超过《玉堂春》的表演，也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即未开打。此外还有得意，颇想说说的。总述是无论如何受压，精神没有失常。因为精神正常，立在堂下答，回到屋里写，就都没有放弃久存于心里的“德”和“理”。如上面说的不卖友，编造假话，就是德做主的一例。其实这一例乃来自一种立身处世的通则，是不只损人不利己，不损人，就是损人可以利己，也不损人。与利和损无关的事，就据己力所能记忆，说实况，无论怎样威吓，不加码。还有两次答话，自认为立于下而理占了上风的，学至上者，也来一次个人迷信，一字不减地记在这里。一次，问：“你说他没加入国民党，你敢担保他绝没加入吗？”答：“不是不敢，是那样说不合事理。我们并未终生在一起，我只能说，就我之所知，他没加入过。”又一次，问：“加入国民党，他自己都承认了，你为什么还不说？”答：“他自己承认了，你还跑这么远找我做什么！”可见装腔弄势并不能遮掩不学无术，苦中作乐，可发一笑也。
写到此，回头看看，真是文无定法，竟由扫地说到发笑。还是改为说点严肃的吧，是斯文扫地之后近三十年，狂热变为清醒，我们已经领悟，迫切需要的不是神化某一人，群众在下山呼万岁，而是“精神文明建设”。这种建设，求成，要具备许多条件，其中一个主要的是“人”能够变野蛮为文明。一个文明人也要具备许多条件，单说人与人之间，要能够互相尊重，或更强调自己尊重，换个说法是都把人当做人看。斯文扫地，以及左手拿着望远镜，右手拿着显微镜，披星戴月，跋山涉水，背后搜寻人的劣迹，是不把人当人看。批斗，喷气式，以至打、杀，当然更是这样。不把人当人看，短期的结果是有耻，长期的结果是无耻（要活，只能如此舍）。人而至于无耻，物质文明尚且难保，况精神文明乎！所以有斯文扫地一类事，如果我们不健忘或未装作健忘，就应该先恢复有耻，然后是因有此类事而真感到羞耻。
《流年碎影》 且说有罪
由1968年初起斯文扫地，不久又加上各种劳动。这样持续约半年，又来了新花样，曰“请罪”。办法是由无罪的一人监督，上班之后和下班之前，有罪之人，总有二三十吧，齐集大门以内，列为两三个队，面北，低头，弯腰，各自背诵自己的请罪辞。辞如旧时代之制艺，格式和字数都有限制。限制字数，是因为要求同时起，大致同时止。格式比制艺文还严格，如“破题”部分要异口同声，都是“我有罪，我有罪”。以下八比部分当然不能不百花齐放，因为罪不同，表达为内容服务，作，就可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末尾大结部分又有变化，是可以异辞，意思却要大致相同，都是十恶不赦，希望还能得救云云。
显然，这请罪，开始之前就送来两种困难，完稿和背诵。可以想见，大难是八比部分，实事求是，监督者将斥为轻描淡写，不服罪；夸大呢，自己为自己加码，心也不能安适。一再斟酌，成篇，呈上，幸而批准，还要念熟，以免上场忘了辞，罪上加罪。然后是挑帘出场，虽然早已彻悟，演这样的（恶作）剧，是因为有不少人以别人受苦为乐（恕我在这里插说一句，这才是值得痛哭流涕的民族悲剧），对应之道只能是，以受辱为无所谓；但那是“理”，至于“情”，尤其门里门外，有不少人围观的时候，努力，也终于不能如《庄子·天道》篇所说：“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自己也这样叫）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还要加一个“尤其”，是推想，听了集体的“我有罪，我有罪”之后，监督的人常常兴犹未尽，就由队里叫出一个，走到队之前，低头，弯腰，单独请罪，这样，连罪友也成为围观者，想做到“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就更难了。
语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样的请罪恶作剧，竟持续了半年出头，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宣布停止。记不清是不是有人说过，就是不可意的事，只要过去时间长了，也像是很值得怀念。如果所谓怀念不包括希望重来，这种高见也可以适用于请罪。且说事后我就曾想，这样的表演也如天之生材，各有其用。请罪的大用是能够最有成效且最快地训练“无耻”。何以说这也是大用？古语有云，“士可杀，不可辱”，如50年代初，我的一些熟人，自负为士，想不到闭门家中坐，辱从天上来，不能无耻，就三尺白绫，过早地见了上帝。或曰，生而为人，终于不得不见上帝，早晚又有什么关系？我想，这曰的“或”是有说风凉话的瘾，至于风凉话说完，比如不幸而得了病，奔赴医院，是比任何人也不落后的。所以诛心之论，他还是更信奉“天地之大德曰生”。既从《吕氏春秋》，“贵生”矣，如我，由士下降为臭老九，进过无耻训练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到干校接受改造，曾不只一次被批斗，就显示了能适应的优越性，是批斗之时，可以“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批斗之后，吃王福海师傅做的红烧鱼，甚至比平时更加香甜。至此，就真可以大喊一声，“请罪万岁”了吧？因为曾有喊万岁之心，有时回顾其时的匆匆放过，未能谨守而勿失，就不免感到遗憾。所憾还可以成双。一是未能请个好事者，手持照相机，咔嚓一声，为我留个宝贵之影。如果能留下，今日陈之案头，对照“吾日三省吾身”，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不足，更深入地看到三毒（贪、瞋、痴，为一切烦恼之根本）。还有二，是这篇《请罪辞》乃一生涂涂抹抹，用力最多，自信也成就最大的作品，而竟没有留下底稿或文本。如果留下，有机会印文集，使之压卷，推想世间物以稀为贵，一定有不少读者会反复吟诵，一唱三叹吧。
想留照片，想留文稿，亦贪也，不好；要改弦更张，谈点平心静气的。文不可离题，又人贵在能自知，所以想先触及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究竟有罪无罪。似乎可以痛痛快快答，可是昔年由英国薛知微教授那里学来的分析法闯进来作祟，我不得不面对一个更靠前更为根本的问题，何谓“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扯远些，由罪和“过”的分别谈起。为简明，宜于取其大略，因为如果加细追究，罪和过就会靠近，甚至合伙。比如《周礼·秋官·大司寇》里就有这样的话，“凡万民之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