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正义- 第6部分

　
　　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参，士南反，又音三。与音预。　
　　＇疏＇“二曰”至“是也”。○彼注云“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传例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其意言会必有主，二人共会，则莫肯为主，两相推让，会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事有成，故以会致。宣七年“公会齐侯伐莱”。传例曰“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其意言同志之国，共行征伐，彼与我同谋计议，议成而后出师，则以相连及为文。彼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则以相会合为文。此二事者，义之所异，在於一字。约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寻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记事有叙，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婉，於阮反。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辟，本亦作“避”，音同，后放此，假，古雅反，后不音者同。　
　　＇疏＇“三曰”至“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言“诸所讳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诸”以总之也。若僖十六年，公会诸侯于淮，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释始归。讳执止之耻，辟而不言，经乃书“公至自会”。诸如此类，是讳辟之事也。诸侯有大功者，於京师受邑，为将朝而宿焉，谓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为从巡守备汤水以共沐浴焉，谓之汤沐之邑。鲁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师许田是也；郑以武公之勋，受汤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隐桓之世，周德既衰，鲁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无所用，因地势之便，欲相与易，祊薄不足以当许，郑人加璧以易许田。诸侯不得专易天子之田，文讳其事。桓元年，经书“郑伯以璧假许田”，言若进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恶扬善，臣子之义，可以垂训於后。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辞从其义训，以示大顺之道。是其辞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尽而不汙”，○汙，於俱反，曲也。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　
　　＇疏＇“四曰”至“是也”。○彼注云：“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汙曲”。礼制，宫庙之饰，楹不丹，桷不刻。庄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礼，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礼，诸侯不相遗俘。庄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三者皆非礼而动，直书其事，不为之隐，具为其文，以见讥意。是其事实尽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惩恶而劝善”，○惩，直升反。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疏＇“五曰”至“是也”。○彼注云“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昭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是谓盗与三叛人名也。齐豹，卫国之卿，《春秋》之例，卿皆书其名氏，齐豹忿卫侯之兄，起而杀之，欲求不畏彊御之名，《春秋》抑之，书曰“盗”。盗者，贱人有罪之称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国之臣，并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见经，窃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闻，《春秋》故书其名，使恶名不灭。若其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若窃邑求利而名不闻，则贪冒之人，谁不盗窃？故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盖而名章，所以惩创恶人，劝奖善人。昭三十一年传具说此事，其意然也。盗与三叛俱是恶人，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而言“劝善”者，恶惩则善劝，故连言之。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长，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疏＇“推此”至“备矣”。○正义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体”者，言其意谓之情，指其状谓之体，体情一也，故互见之。一曰微而显者，是夫子脩改旧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为主，故为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旧凡，经国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旧史大顺，义存君亲，扬善掩恶，夫子因而不改。四曰尽而不汙者，夫子亦因旧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极谏，不掩君恶，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虽因旧史，夫子即以为义。总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传或言“书曰”或云“不书”。五曰惩恶而劝善者，与上微而显不异，但劝戒缓者，在微而显之条；贬责切者，在惩恶劝善之例，故微而显居五例之首，惩恶劝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寻经、传，触类而增长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时人所行之事，观其善恶，用其褒贬，则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纪纲，皆得所备矣。从首至此，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触类而长之”《易·上系辞》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谓获麟以前也。以后经则鲁史旧文，传终说前事，辞无褒贬，故不数之也。触类而长之者，若隐四年经书“翚帅师”，传称羽父固请，“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十年经亦书“翚帅师”，传虽不言“书曰”、“故书”，是知与上同为新意。又隐元年传“曰‘仪父’，贵之也”，则桓十七年云“仪父”，亦是贵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传，直专反。　
　　＇疏＇“或曰”至“其然”。○正义曰：自此至“释例详之”，言已为作注解之意。论经、传之下，即是自述已怀，於文不次，言无由发，故假称或问而答以释之。《春秋》之经，侵伐会盟及战败克取之类，文异而义殊，错文以见义。先儒知其如是，因谓苟有异文，莫不著义。杜以为仲尼所述，据史旧文，文害者，则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详略。此其异於先儒，故或人据上文杜之异旨，执先儒以问曰：《春秋》以错文见义，其文异者，必应有义存焉。若如所论，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意者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今何以独异？欲令杜自辩之。
　
　　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数，色主反，下同。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综，宗宋反。固当依传以为断。○断，丁乱反。　
　　＇疏＇“答曰”至“为断”。○庄二十五年“陈侯使女叔来聘”，传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卫侯毁灭刑”，传曰“同姓也，故名”。褒则书字，贬则称名，褒贬在於一字。褒贬虽在一字，不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故答或人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皆须数句以成言语，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变，则成为一卦；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义则待传而后晓，不可错综经文，以求义理，故当依传以为断。文异者，丘明不为发传，仲尼必无其义，安得传旨之表妄说经文？以此知经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者也。“数句”者，谓若隐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贾、服一字，故举多言之。或以为数其文句，义亦得通。“错综其数”，《易·上系辞》文，谓交错综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　
　　＇疏＇“古今”至“数家”。○《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人大刘公子皆脩《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公传子长卿，长卿传清河张禹，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丞相翟方进，方进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是前汉言《左氏》者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立之，后汉复废。虽然，学者浸多矣，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之徒，皆传《左氏春秋》。魏世则王肃、董遇为之注。此等比至杜时，或在或灭，不知杜之所见十数家定是何人也。
　
　　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肤，芳于反。適足自乱。　
　　＇疏＇“大体”至“自乱”。○《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祖，始也，谓前人为始而述修之也。经之详略，本不著义，强为之说，理不可通，故“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於传之外，别立异端，故“退不守丘明之传”。传有不通，则没而不说，谓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观服虔、贾逵之注，皆没而不说者众矣，谓若文二年“作僖公主”，传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之类是也。肤谓皮肤，言浅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错乱也。
　
　　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於传。○贯，古乱反。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