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部曲，罢官属，省监官，使解玺释绂……虽进无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犹松、乔也”……皆遂还之。
以上材料，说明王侯藩国皆有士息。以曹植为例，他初受封，只“得兵百五十人”，曹植即靠士息担任警卫和农事劳作，小的士息从七八岁即除草护苗，六七十岁以上老士息眼已不能视，气息才属时，始能摆脱劳役。其壮年之士，则常被政府征去使用。实际上，士息等于私家部曲，故曹植迳以部曲称之。但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到，曹植对于属下的六十名废疾老部曲毕竟还给饭吃，使之苟延残喘地活在人世，这种情况，比许多老无所养，辗转饿死沟壑者尚稍胜一筹。接三国时人的寿命，活到五十岁就不容易，故刘备称“人五十不称夭”。实际上，贫苦劳动大众能活到四五十岁的恐怕还远远达不到半数。从曹植对士息的态度看，也还不是只使用，而全不关心其死活的。单拿曹植属下士息来衡量，可能未必全面和适当，但结合其他许多事实来考察，也不能把士家所受的待遇说成比一般劳动群众更低下。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即对于士家的待遇和地位不能一概而论，据《晋书》卷48《段灼传》载段灼给晋武帝上疏说：
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邓）艾讨贼，功皆第一。而乙亥诏书，州郡将督，不与中外军同，虽在上功，无应封者。唯金城太守杨欣所领兵，以逼江由之势，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无一人封者。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在州郡，虽功高不封，非所谓近不重施，远不遗恩之谓也。
由上可知，士是分有等级的，中军的待遇最为优厚，故多由曹氏亲族统领；次为外军，如张辽、乐进、张郃等统率的军队是；再次为州郡兵及杂士，一般虽功高，亦不得封。至于金城太守杨欣所领之兵得封者达三十人，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了。从知士之地位待遇亦大有区别。如在曹植封国中的士息可能属于低贱之列。至于赵至之父可能属于中外军的等级，故赵至能自幼读书，且外出求师，其父亦不断往来于京师洛阳。据《文馆词林》卷662载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伐吴诏曰：
今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
根据以上抽调男丁情况推测，当时士家并非每家都有现役士兵，家中如有一丁男，即不在征取之列。至于曹植封国中之士家状况恐怕是郡国中较劣的，陈寿于《陈思王植传》言：“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其他郡国的士家可能丁壮者较多，境遇较好，谈论士家之地位与待遇，应根据总的情况观察，不可以少概全。
三、士家屯田
关于士家屯田，据《晋书》卷47《傅玄传》载傅玄给司马炎上疏说：
其一曰：耕夫务多种而耕暵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与官中分，则天下兵作欢然悦乐，爱惜成谷，无有捐弃之忧。……
其四曰：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较过倍。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窃见河堤谒者石恢甚精练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书召恢，委曲问其得失，必有所补益。……
傅玄上此疏的时间为泰始四年（268年），那时傅玄任御史中丞，因颇有水旱之灾，故傅玄谈了便宜五事，前四事，皆谈农事，其时民屯已两次下诏废止，所以傅玄未再提屯田民，也未提自耕农，而对田兵屯田状况，却惇惇致意，一再谈及与之有关诸事，足见田兵屯田在政府农业生产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尚不为少；从“天下兵作”四字，也可看出当时田兵屯田的分布范围是甚广泛的。故能否使田兵多为政府增产粮食，关系甚为重要。傅玄认为不量民力的一味榨取，只会使公私两失。他既说“日增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可证政府对田兵的剥削量超过了对其他农民的榨取额。同时，也说明了田兵屯田对政府的贡献还是不小的。
关于军队屯田与士家屯田的区别
军屯中有军队屯田和士家屯田，军队屯田系集体耕种公地，谷物全部缴公，军中管士兵吃饭。士家屯田也是耕公家让种的地，但收获谷物按比例公私分成。以上傅玄所说的田兵即士家的主人，原来因他参军而令其家属在家种地（即屯田），他退伍回来后当然仍和家人屯田，所收谷物仍按比例与公家分成。傅玄所说的旧兵即指曹魏时的田兵，田兵及其家属搞的屯田，即士家屯田。
一、曹魏扶植自耕农和抑制豪强的措施
如前所述，曹魏屯田对军粮供应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总体看，曹魏军队用粮和其他财赋支出，主要还是仰赖于广大个体农民。比如当决定袁曹胜负的官渡之战时，袁军用粮固然靠个体农民供应，而已进行屯田达四、五年之久的曹方军粮亦主要仰给于个体农民。特别是许县所在的颍川郡人民供应军粮尤多，因此，直到曹丕代汉时还下诏说：
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曹丕为了酬劳颍川郡人民，还下诏：“复颍川郡一年田租”。
“复田租”，表明供粮者主要是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
河东郡个体农民对支援曹操平定关西，亦起了很大作用。《三国志》卷16《杜畿传》言：
河东被山带河，四邻多变，……拜杜畿为河东太守。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韩遂、马超之叛也，弘农、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河东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太祖西征，……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太祖下令……增秩中二千石。征汉中，遣五千人运，运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终无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国既建，以畿为尚书，事平，更有令曰：“昔萧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烦卿卧镇之”。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由上可知河东是曹操平定关右及“制天下”的重要军粮供应基地之一，故曹操对久任河东太守的杜畿极为倚重，一再下令表扬。但，陈寿的叙述和曹操的表彰，都只赞扬了太守杜畿，而未曾提及典农官屯田的成绩，说明河东的屯田并不占多大分量。史书涉及河东屯田事项者只有二处：一是魏文帝曹丕时，赵俨继杜畿之后，“领河东太守、典农中郎将”；二是《曹真碑》有曲沃农都尉。赵俨以河东太守而兼典农的事，说明文帝时曹魏民屯已开始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势头。至于以上《杜畿传》引文所言因勤农而致丰实的“家家”及为杜府君努力运送军粮的“民”、“人”，自然多是自耕农。这种记述反映了自耕农的重要作用。在下面引用史料中也常有类似情况，为了行文顺畅和避免累赘，我们就不再指出和说明了。
统观三国史料，无论就曹魏典农官所管辖的屯田民人数和作出贡献看，都远远不能同郡县个体农民相比拟。正因为自耕农是曹魏立国的主要基石，故统治者对自耕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扶植政策，如《三国志》卷21《卫传》载：
太祖征袁绍……以治书侍御史使益州……至长安，道路不通……遂留镇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有变，必有后忧。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值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此强本弱敌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关中服从。
由上可知，原来由关中逃到荆州的十万余家人民陆续回归后，无法自力谋生。关中割据势力韩遂、马超等乘机招引他们作部曲。曹操为了防止众多个体小农落入军阀手中，施行盐业官卖政策，以积赀购置犁牛，作为农民耕种动力，从而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表明曹操政权对其赖以立国的主要赋役提供者——个体农民是采取扶植态度的。《三国志》卷16《郑浑传》载：
太祖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及大军入汉中，运转军粮为最。又遣民田汉中，无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复入为丞相掾。文帝即位，为侍御史，加驸马都尉，迁阳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湿，常患水涝，百姓饥乏。浑于萧、相二县界，兴陂遏，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曰：“地势洿下，宜溉灌，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转为山阳、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