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材料说明：长期战争使农民兵役、劳役负担十分沉重，生活至为困苦。所在少谷情况，使孙吴统治者感到颇有“增广农亩”的必要，从“陆逊表令诸将增广农亩”一语看，诸将均已从事屯田，但需扩大生产。至于孙吴开始兴办屯田的时间，还需稍加讨论。据《三国志》卷58《陆逊传》载：
孙权为将军（在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
《陆逊传》言逊死于孙权赤乌八年（245年），享年六十三。由此推知逊始仕孙权将军幕府在建安八年（203年）。此后逊作过东西曹令史，估计逊出任海昌屯田都尉约在建安十年或稍后。但不能把逊任屯田官作为孙吴开始兴办屯田的时间。一般史家认为吴屯田晚于曹操建安元年的许下屯田。我以为从孙吴的主客观条件看，孙吴也并非没有在建安元年左右已开始兴办屯田的可能。因为江南战争较少，许多地区有安定的环境可以屯田。据《三国志》卷7《吕布传附陈登》注引《先贤行状》载，徐州牧陶谦于兴平元年（194年）或稍前，表陈登为典农校尉，在广陵郡东阳县进行屯田。当时江东情况尚较广陵安定。陈登既然能在广陵屯田，孙策、孙权为什么不能在丹阳郡或吴郡屯田呢？诸如以下情况，都存在兴办屯田的可能，如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孙策渡江南下，将扬州刺史刘繇从曲阿赶到豫章，繇将太史慈遁于芜湖山中，自称丹杨太守，并“进住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此“屯府”可能即太史慈屯田处所，不然附慈山越何所食呢？太史慈被孙策俘获后，大受亲用。史言：“刘繇亡于豫章，士众万余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抚安”之。慈完成任务后，孙策对刘繇旧部万余人如何发落，史未叙及，以情理度之，令之屯田，既为当时情况所需，即不能说没有可能。又如《三国志》卷46《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
（策）自与周瑜率二万步骑袭皖城，即克之，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皆徙所得人东诣吴。
《通鉴》系此事于建安四年（199年）。至于袁术部曲三万余人徙吴后如何安置，据《三国志》卷55《陈武传》言“策破刘勳，多得庐江人，料其精锐，乃以武为督”。其他体质较弱的自可能令之屯田。当建安五年（200年）孙策被刺身亡，孙权继统其众，旧策所置庐江太守李术不肯事权，权攻克之，“徙其部曲三万余人”，这样多的降人，不令其屯田，又何所食？陆逊之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即系办理屯田，吴和丹阳两郡还有不少比海昌更为重要的军事、经济地点，岂有不早已开办屯田之理。孙吴的自然条件极宜屯垦，所缺的是劳动人手，当时江北人民既源源南下，而孙策、孙权又获得袁术、刘繇及刘勳等旧部曲，加以山越人民接连不断地被孙氏降服，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孙氏在江东立国之初，就会利用敌人旧部曲、南下流民和山越降人兴办屯田。我们对于孙吴举办屯田的时间，不宜估计甚迟。
从地理条件观察，孙吴屯田不可能有曹魏许下和淮南北屯田那样集中。原因之一是南方多丘陵山地，缺乏大的平原旷野。魏吴在长江中下游相对峙的情况是，吴军擅长水战，但因缺马，难以与魏军骁骑争逐于北方旷野，故吴乃防守有余，进攻不足，这就使得吴对魏采取了防守为主、攻取为辅的基本战略。纵然如此，长江中下游数千里，皆需设防，处处置兵，有兵则不能缺粮，因此孙吴屯兵之处，一般都令军士屯田。黄武五年（226年）陆逊上疏建议“令诸将增广农亩”，表明诸将已进行屯田，否则何以言增广呢？诸将不只在防地屯田以自食，得到敌人城池土地，亦往往就地屯田。据《三国志》卷51《宗室·孙韶传》载：魏吴经常交兵的“徐、泗、江、淮”间，双方“不居者各数百里”。由于淮南战争地带接近东吴，且吴军饶江河运粮之利，魏军则输粮线长而运艰，不能不收缩兵力，以免受到吴人掩袭。当时魏在淮南重镇合肥以南，只剩下一个皖城。《通鉴》卷67建安十九年载：
初，魏公操遣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大开稻田。吕蒙言于孙权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宜早除之”。阎（五）月，权亲攻皖城……获朱光及男女数万口……拜吕蒙为庐江太守。
《吴主传》记此事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孙权得其地，自然会利用降民继续进行屯田。《三国志》卷26《满宠传》载：
（青龙）三年（235年）春，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魏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满）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遣长史督三军循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
皖城是庐江郡治，从其西北方向流来的皖水，经皖城东入长江，其入江之口叫皖口（在今安徽安庆市）。吴嘉禾六年（237年），诸葛恪镇压丹阳山越，获得“甲士四万”，他自领万人，“率众佃庐江、皖口”。又据《通鉴》卷80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载：
吴人大佃皖城，欲谋入寇。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遣扬州刺史应绰攻破之，斩首五千级，焚其积谷百八十余斛、稻田四千余顷。毁船六百余艘。
以上史料说明庐江郡江北部分是孙吴屯田重点区之一，直至吴亡。
孙吴在今安徽的重点屯田区，还有于湖。于湖在今当涂县南，濒临长江南岸。其北至合肥一带，是魏吴以重兵交战的场合。《宋书》卷35《州郡志》言：“于湖县，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阳县立，本吴督农校尉治”。以吴在于湖设置督农校尉的郡级典农官来看，其屯田应为民屯，而与江北之多为军屯者不同。
毗陵（今江苏常州市），是东吴规模最大的屯田区。《宋书》卷35《州郡志》言：“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毗陵西北有建业和京（今镇江市），东南有吴，吴是孙权最初屯驻地。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自吴迁京。建安十六年（211年）又自京西都建业（原名秣陵，今南京市）。自吴至建业地带既是孙吴政治、经济中心，又当运河北上要道，而且靠近山越居地。山越是吴国军队和屯田的主要人力来源。所以毗陵成为吴重点屯田区，据《三国志》卷52《诸葛瑾附子融传》注引《吴书》载：
赤乌中（238—249年）诸郡出部伍（部队），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权以融代表。
陈表、顾承的队伍中有不少山越人。史既言：“诸郡出部伍”，则参加屯田的部队，当还有些是从别处来的。陈表、顾承各自率领的部队及家属各达数万人，说明在毗陵屯田的总人数是很多的，故后来孙权又设毗陵典农校尉。毗陵屯田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孙吴在今江苏南部的江乘、湖熟、溧阳等地，都设有典农都尉，苏南的屯田，不只为了供应军粮，也有巩固国本、支援四方的作用。
孙吴在今湖北境内的屯田也是比较多的。荆州居吴上游，对捍卫下游的安全，至关紧要。魏齐王芳嘉平二年（250年），魏荆州刺史王基曾建议在江陵北沮、漳二水及安陆涢水流经的平原地带“水陆并农，以实军资”，然后引兵进攻江陵、夷陵等地，以达到取荆灭吴的目的。魏既有此打算，吴对魏的策略，也是务农积谷而后图之。因之吴在长江沿岸的军事重镇和交通要地都开置屯田，其中最重要的当推江陵、夷陵和寻阳。
江陵是吴荆州南郡的首府。由于“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所以吴主要将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朱然等都曾在江陵镇守。驻军既多，附近土田又肥沃，所以吴把江陵作为一屯田重点，正如魏将江陵以北地区作为屯田重点一样。据《宋书》卷64《何承天传》载何承天《安边论》曰：“吴城江陵，移民南涘……襄阳之屯，民夷散杂”。可知江陵是有屯田的。
夷陵（也称西陵，今湖北宜昌市）的情况，也同江陵类似。陆抗曾给孙晧上疏言：“臣父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说明夷陵地位非常重要。故吴在江陵至夷陵以西地带有重兵驻防，陆抗既以善守御著名，他对军粮的生产与供应，自会有妥善安排。魏人对夷陵亦经常觊觎观隙，如《三国志》卷27《王基传》载：
王基……出为荆州刺史……随征南王昶击吴。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在西陵界，今宜昌市西北），收米三十余万斛，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于是移其降民，置夷陵县。
雄父邸阁的存米三十余万斛中相当一部分应为驻守夷陵一带军士及其家口所生产。所谓“纳降数千口”及“降民”，当指守卫雄父邸阁的军士及在附近屯田的家口。孙吴在夷陵兴办屯田的证据，虽不直接而明显，但据《宋书·州郡志》等的记述，长江下游的溧阳、湖熟、于湖、江乘、毗陵等地都有屯田，居于“国之西门”并驻有重兵的西陵岂有不兴办屯田之理。当凤凰元年（272年）吴西陵督步阐据城以叛时，陆抗曾言西陵“处势既固，粮谷又足”。雄父邸阁的存粮当为军民屯田所积储，可无庸置疑。
今湖北广济县城东三国时有寻阳县，当时隶属吴之扬州蕲春郡。吕蒙等攻克皖城，擒获魏庐江太守朱光，孙权赐吕蒙“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表明寻阳原有屯田。当吴主孙亮建兴元年（252年）诸葛恪攻魏合肥新城失败后，仍“图起田于浔阳”，也说明浔阳是吴屯田据点。类似浔阳这样的屯田地点而史书失载者必然不在少数。
除了长江沿岸地带以外，在江南广大腹地也分布着一些屯田地点。其中有军队驻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