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长江沿岸地带以外，在江南广大腹地也分布着一些屯田地点。其中有军队驻守的地方，多为军屯；设有农官地区多为民屯。但孙吴军屯与民屯的区别较曹魏更不易分辨清楚。因为孙吴的郡县官和屯田官往往由一人兼任。而孙吴文官武将并非截然分途，文官大都带兵，武将多兼领州郡。将士家属一般随军居住，军队驻地的兵士及其家属往往从事屯田，而且附近也可能杂有民人屯田。比如毗陵屯田，有人认为是军屯，因史言“诸郡出部伍”，部伍即军队；有人言是民屯，因为有毗陵典农校尉等农官的设置。事实上，军屯与民屯往往同在一地，或两者互相转化，难以截然划分。不论军屯或民屯，都系军事编制，耕种的都是国有土地，多为了供应军粮。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人并未提出屯田有军、民之分。近人为了省目和便于深入研讨，始加以区分。但如果不管什么情况，都打算把军屯、民屯划分清楚，就难以办到，且勉强为之，亦未必符合实际，似以缺疑为是。
不管怎样，孙吴屯田的规模是够广泛的。把军民安置在土地上进行耕作，以供应军民粮食的不足，是需要而有益的。孙吴的屯田，对江南广大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
三国时期，魏、吴、蜀三国军民多参预了屯田劳动。他们在极度贫困的生活条件下，拖疲体，淌血汗，辟荒斩棘，从事艰苦的劳动，应当说功在史册，值得同情和追思。
二、孙吴屯田的衰落
探索孙吴屯田的衰落，首先要从屯田生产者的境遇状况谈起。孙权时政治还比较好些，但吴国军民（当然包括屯田兵民）并未免除贫困状态。例如《三国志》卷57《骆统传》载：
是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病，民户损耗，统上疏曰：“……今强敌未殄，海内未殄，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暖，死则委弃，骸骨不返，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于死。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进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敝，渐以陵迟，势不可久”。……权感统言，深加意焉。
根据《骆统传》及其他记述，骆统上此疏的时间当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至孙权始为吴王的黄武元年（222年）吴蜀夷陵之战以前。从疏中可知孙权统治前半期军民生活的困苦情况：竭尽民力的征役，繁重的赋税剥削，加上战争疾疫，使得田荒户损，军民并困，民间百姓和屯田贫兵，多数生子无法养活。社会政俗，日趋败坏，人民逃亡。骆统出于忧国恤民的满腔热忱，奏请孙权及时寻求补复之计，使残余之民得有活路。由于骆统所言，切中时弊，故孙权深受感动，乐于接受，表明孙权时问题虽多，但统治者尚有一定程度的朝气和作为，故不畏指摘其短。再看孙权的实际言行，比如《三国志》卷47《吴主传》载：
赤乌三年（240年）春正月，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稟，以赈贫穷。
《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权赤乌十年（247年）孙权诏曰：
建业宫乃朕从京来所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今未复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
由上二诏，可知孙权尚有一定程度的恤民节用措施。但从孙亮（252至257年在位）、孙休（258至263年）以降，特别是至孙晧统治时（264至280年），每况愈下，积弊重重，屯田军民与广大农民倍受盘剥，苦不胜言。例如孙休在永安元年（258年）下诏说：
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以上所说的吏家，即下吏之家。有五口男丁的吏家竟常有三人在外服役，而且还照旧缴纳限米，所以连孙休也感到太苛重，因而下诏削减一人服役。诏书是这样说的，是否能执行还很成问题。不过，吏家尚且负担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自耕农户和屯田兵民之家自然不会比此更好，只有更坏。继孙休之后的孙晧，是著名的暴君，史书所记其虐民事迹，至今读之，犹令人发指。对此，本书第十一章已有所介绍，这里就涉及屯田问题，再作些说明。如《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贺邵给孙晧上疏言当时的军民疾苦状况说：
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宜特优育，以待有事，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
另外，《陆凯传》还载有陆凯谏孙晧二十事，如言“征调州郡，竭民财力”；“农桑并废”；“江边战士，死不见哀，劳不见赏”；“州县职司，或莅政无几，便征召迁转、迎新送旧，纷纭道路，伤财害民，于是为甚”；等等。
前已叙及，早在孙权统治前期，吴军民生活就已处于贫困的境地，到孙晧统治时，如同以上贺邵、陆凯所揭示，广大吴国军民更坠入了绝望的苦海深渊，孙吴政权加到军民身上的苛重的徭役和赋税负担，更使广大军民喘不过气来，于是父子相弃，叛者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屯田事业怎能维持下去呢？东吴政权的残酷剥削特别是苛重的徭役，迫使屯田军民大批逃亡，这是孙吴屯田衰落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吴国将官令其部曲或屯田吏民经商逐利之事，也加速了屯田的破坏。早在建安二十年（215年）稍后，桂阳太守全柔即命其子全琮乘船赍米数千斛到吴市易0916＿0299＿0。孙休时，屯田官吏经商颇为普遍，孙休在永安二年（259年）下诏曰：“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说明州郡长官及屯田官令吏民经商之事已积重难返，影响了粮谷生产，破坏了屯田制度。
此外，孙吴将领通过世袭领兵制，控制士兵和屯田民，使许多屯田土地转入私家手中。孙吴甚至将屯田吏民赏赐给功臣。前已叙及，建安十九年（214年），因吕蒙在攻克皖城战役中立有功劳，孙权拜蒙为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这是把众多屯田吏民作为赏赐之例。其他以少量田地、客户赏赐功臣之事，更属多见，其中田地可能包括屯田土地，客户可能即屯田民。这些也造成了屯田的衰落。关于世袭领兵制和赐田复客制，后文还要谈到。
不过孙吴的屯田，不似曹魏那样兴办时敞开言路，取消时有诏令，而是来无踪去无影，所以很难断定其废止的具体时间。
三、孙吴的自耕农经济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孙吴统治地区的广阔大致和曹魏差不多，而适于农作物生长的自然条件却远远优于曹魏。惟从人口的数量和土地开辟的程度来说，孙吴大大落后于曹魏。正因为如此，所以孙吴统治者自始即以掠夺农业劳动力为国策。如：建安四年（199年），孙策攻克皖城，徙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人至吴。建安五年（200年），孙权攻克不肯服从的庐江太守李术于皖城，徙李术部曲三万余人。建安十二、十三年（207、208年），孙权两次进攻江夏太守黄祖，皆虏其人民而还。建安十九年（214年），孙权征皖城，“获庐江太守朱光、参军董和及男女数万口”。赤乌四年（241年），吴将“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赤乌六年（243年），吴将诸葛恪“袭魏六安，掩其人民而去”。孙吴统治者除了向魏边境掠夺农业劳动力以外，还不断虏掠其境内山区越汉人口。这后一农业劳动力来源待讲到吴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时再行叙述。孙吴通过掠夺迁徙境内外人口，使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有所缓和，这不仅有利于屯田的推行，也有益于自耕农和地主经济的发展。现在谈谈孙吴的自耕农经济概况。我们从吴国君臣对话中，可以看出孙吴所以能立国的主要力量源泉乃来自广大自耕农民。如嘉禾七年或赤乌元年（238年），孙权对其将帅大臣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说：“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陆凯给孙皓上疏言：“民者，国之根也……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华覈给孙皓上疏亦言：“夫财谷所生，皆出于民，趋时务农，国之上急……臣闻主之所求于民者二……谓其为己劳也，谓其为己死也……今……主之二求已备”，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都说明个体农民是创造物资财富的基本力量，连封建统治者都有所知悉。事实上，地主阶级口头上说的是一套，作的又是另外一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