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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离牧，字子幹，会稽山阴（今浙江慈溪县）人，少爰居永兴（今浙江肖山县），躬自垦田，种稻二十余亩。临熟，县民有识认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垦之耳”。遂以稻与县人。县长闻之，召民系狱，欲绳之以法，牧为之请。长曰：“君慕承宫，自行义事，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何得寝公宪而从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缘君意顾，故来暂住。今以少稻，而杀此民，何心复留？”遂出装，还山阴。长自往止之，为释系民。民惭惧，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还牧，牧闭门不受。民输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发名。
由上可知：（1）钟离牧和该认田县民都躬自垦田和舂稻，说明他们都是自耕农；（2）当时永兴县荒田甚多，谁垦种即归谁所有；（3）如非己地，而来冒领，侵夺他人劳动果实，即属犯罪，甚至可被县长判处死刑；（4）每亩地所产稻能舂得米近三斛，说明产量不低。由此观之，东吴的自耕农经济有一定的发展。永兴县地处钱塘江三角洲上，属江东宜农地区，尚有荒地甚多，其他孙吴广大地域可耕荒地自然所在多有。这对自耕农来说，也是很有利的。《三国志》卷53《阚泽传》言：山阴人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阚泽先人“世为农夫”，说明是自耕农户，阚泽从小爱好读书，因家贫，买不起纸笔，常为人抄书，以取得一点佣钱，他们的生活是相当困苦的。孙吴君臣不仅在言论上关注自耕农，同时也有一些措施。据《三国志》卷57《骆统传》载：
统年二十，试为乌程相，民户过万，咸叹其惠理。权嘉之，召为功曹，行骑都尉，妻以从兄辅女。
可见孙权考察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标准，是视其辖区民户有无增减。乌程是侯国，相当于县，原户不满万，经过骆统治理，民户始得过万，户口的增加，意味着纳税、服役和当兵的人增加，所以骆统受到了孙权的赏识，被调到将军府任要职，并妻以族女。这样处置，体现了孙吴政权对增加编户自耕农民的重视。孙吴的编户自耕农属郡县管辖，也叫县户或正户。孙吴编户农民的地位似乎逊于曹魏编户，政府可以更轻易地把他们变为屯田民或军户，甚至赏给功臣作佃客。例如孙权爱将陈武于建安二十年（215年）从权出击合肥时战死，孙权除命武爱妾殉葬外，还赐武家二百户复客，《三国志》卷55《陈武附子表传》载陈武之子陈表得赐之后的情况：
嘉禾三年（234年）……以表领新安（今浙江衢州市）都尉……初，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志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表在官三年，广开降纳，得兵万余人。
由上可知，孙权赐给陈武家的复人（即免除为政府纳税服役的客户），原来并不是依附于别人的客户，所以陈表才说：“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根据当时“强者充兵，弱者补户”的准则，陈表还是让他们充作政府“部伍”（战士）。孙权为了嘉奖陈表的操尚，又令郡县另外料取正户中比较贫弱者给陈表作复客。可见自耕农作为国家编户，可以随时被用于赏赐。《三国志·吴书》中还有类似的叙述，如同卷《潘璋传》：
潘璋……嘉禾三年（234年）卒……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
以上所谓“复客”与“复人”相同，皆谓依附人户。另外，《三国志》卷54《吕蒙传》言蒙卒后，“蒙子霸袭爵，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这三百家为吕蒙守冢者的身分亦与“复客”相当。编户农民既有被政府赏赐给功臣武将作复客的可能，说明他们的身分亦非真正自由。实际上，自耕农也难得完全享有自己用汗水获得的劳动果实，如《三国志》卷52《步骘传》载：
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人也。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
会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纵。骘与旌求食其地，惧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献征羌。征羌方在内卧，驻之移时，旌欲委去，骘止之曰：“本所以来，畏其强也；而今舍去，欲以为高，祗结怨耳”。良久，征羌开牖见之，身隐几坐帐中，设席致地，坐骘、旌于牖外，旌愈耻之，骘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骘极饭致饱，乃辞出。旌怒骘曰：“何能忍此？”骘曰：“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
看样子，步骘和卫旌均非出身于名门望族，故自苏北渡江定居后，单身贫困，躬自种瓜，属于个体自耕农户。他们因怕受到豪家及其人客的侵淩，而不得不把一些农产品献给焦征羌。征羌过去当过征羌县令，故以故官名称之，其人客犹放纵一方，自食其力的骘、旌也不能不俯首帖耳地修刺送礼，以求平安度日。骘、旌还都有相当文化，豪族对之犹怠慢若此，一般自耕农民所受豪族与官府的虐待和盘剥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一般史书认为自耕农的身价高于士卒，我以为未必，因为不论吴、魏和蜀，都以编户齐民中之“强者充兵，弱者补户”。假若士卒的待遇不及正户羸民，那末，谁还乐于当兵打仗呢？至于自耕农民的处境是否就比私家佃客和国家屯田民好，也需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战乱之世，个体农民为了逃避兵役或承受不了苛重的赋役杂税盘剥，投奔豪门，为其役使。豪族为了扩大私人武装和财富，也施展各种周济手法，使客户甘心受其役使。比如周瑜、程普死后，孙权曾下令：“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这种“人客”，即未经政府许可，而私自招致的非法依附户。私自包庇人客的将军，也决非只周瑜、程普二人。这说明战乱之世的编户自耕农，处境险恶，有时还不如依附于豪家的人客。
前已讲过孙吴统治者对屯田军民的剥削状况，至于自耕农民所受的赋役等剥削亦大体与屯田军民相同，上节所引用过的史料如骆统、陆凯、华覈、贺邵、陆抗等人的上疏及孙权、孙休的诏令，也主要是针对自耕农民而发的。何况屯田军民也大都来自自耕农民。因此，前面引用过的材料对自耕农同样适用，这里不再援引。但必需说明的即孙吴的自耕农受剥削的方式，有其独特之处，而与曹魏的自耕农有所不同。曹魏施行的田租户调制虽系由两汉的赋役制演化而来，但又有明显的改革。孙吴如何向农民征收田租和绢绵，史无正面叙述。唯孙吴征取算缗，则史有明文，如《三国志》卷48《孙晧传》载：天玺元年（276年），“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咏不出算缗，就在所斩之，徇首诸郡”。说明孙吴始终未曾改变汉朝按人口征收缗钱的算赋。按理说，孙吴地广人稀，常有谁垦荒地，收稻即归谁的情况，则田租理应甚轻，但据《三国志》卷48《孙休传》言：
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广开田业，轻其赋税，差科强羸，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官私得所，使家给户赡，足相供养。
从以上情况看，农民的田租负担还是够重的，重得使农民不得不弃农经商。所谓“差科强羸”，即视家赀贫富，定出应缴租税数额。“务令优均”，即课税应平均允当，勿优富欺贫。所谓“官私得所”，只能表明农民并未受到合理对待，官场积弊已深，孙休纵然尚有一点顾及农民利益的愿望，亦何补于事，只是两句空话而已。
现在接着谈一下孙吴地主经济。
孙吴政权是在江北南下世族地主和江南土著大姓共同支持下成立的。江北南下地主不仅积极参与政权，而且需要重新占有土地和劳动力；江南土著地主也有同样的兼并欲望。孙吴政权为获得这些地主的支持，不仅在政治上给予了仕进的机会和其他照顾，还在经济上给予了种种特权和方便，这就使江南地区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孙吴将领的世袭领兵制上。孙吴的将领，依例可以世袭领兵，父兄亡后，子弟可以继领其部众官兵，因而所领部众实际上就是将领们的私家部曲。同时，东吴士兵屯田十分普遍，将领领有士兵，也就拥有屯田土地。所以世袭领兵制的实行，意味着将领们可以占有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也正因为如此，将领领兵的世袭与否和多寡，就直接关系着他们的切身经济利益，也成为孙吴统治集团分享权益的重要内容。比如周瑜有两男一女，女配孙极太子登，长男循尚公主，循早卒，其弟胤又犯罪，徙庐陵，这样，周瑜死后，他的儿子便没有为将的了。于是诸葛瑾和步骘连名上疏，求孙权赦免周胤的罪，还其兵，复其爵，以观后效。权尚未从，朱然和全琮又上疏替周胤说情，孙权碍于大臣的情面，只好应允。周瑜是孙吴第一勋将，诸大将要求孙权赐恩于其子，尚不为太甚。可是，连一般无名将领如成当、宋定、徐顾者流，当他们死后，孙权把他们三人的部曲一齐交由吕蒙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