Ｈ纭度尽肪�15《梁习传》载：
鲜卑大人育延，常为州所畏，而一旦将其部落五千余骑诣习，求互市。习念不听则恐其怨；若听到州下，又恐为所略，于是乃许之。往与会空城中交市。遂敕郡县，自将治中以下军往就之。市易未毕，市吏收缚一胡。延骑皆惊，上马弯弓，围习数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习乃徐呼市吏，问缚胡意，而胡实侵犯人。习乃使吏呼延，延到，习责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为使诸骑惊骇邪？”遂斩之。余骑破胆，不敢动。是后无寇虏。
由上可知，移居内地的鲜卑部众，仍归其部落大人管辖。只有犯法时，州郡地方官始可过问，但常受到鲜卑大人的干扰，动不动就调动骑兵张弓拔刃进行威嚇。遇有梁习这样有胆有识的州刺史，始能将他们制服。以上引文既言“鲜卑大人育延，常为州所畏”，说明鲜卑头目依仗武力要胁地方官和侵犯商民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又如《后汉书》卷48《应劭传》载：
中平二年（185年），汉阳贼边章、韩遂与羌胡为寇，东侵三辅，时遣车骑将军皇甫嵩西讨之。篙请发乌桓三千人。北军中候邹靖上言：“乌桓众弱，宜开募鲜卑”。事下四府，大将军掾韩卓议，以为“乌桓兵寡，而与鲜卑世为仇敌，若乌桓被发，则鲜卑必袭其家。乌桓闻之，当复弃军还救，非惟无益于实，乃更沮三军之情。邹靖居近边塞，究其态诈，若令靖募鲜卑轻骑五千，必有破敌之效”。劭驳之曰：“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醜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钞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今狡寇未殄，而羌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为可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多其牢赏。太守李参沈静有谋，必能奖厉，得其死力。当思渐消之略，不可仓卒望也”。韩卓复与劭相难反复。于是诏百官大会朝堂，皆从劭议。
以上叙述，告诉我们一些重要讯息，即：（1）内移乌桓较鲜卑易于役使，但人数较少；（2）乌桓与鲜卑虽同种同文，但常为仇敌，敌对时多，合作时少；（3）鲜卑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较低，大体还处在封建制阶段初期，生活及生产工具仰赖外地输入，尤重视铁的输入，但仅凭军事掠夺，难以保证需求，故需与汉人互市；（4）东汉政权以自己之地大、人多、物丰，面对少数民族的敌对行动，仍不能不发夷兵以制夷，其原因决非汉人不能战斗，实缘汉统治阶层腐化所致。不过，上述记载笼统地指责鲜卑等少数民族“不拘信义”，只知钞略，也有片面之处。史实表明，当时有些地方官吏，由于措施得当，受到这些少数民族的拥护，做到相安无事。如曾任护鲜卑校尉的牵招、曾任护乌丸校尉及护匈奴中郎将领并州刺史的田豫等人均得到有关民族的拥护和思念。我们在这里举出一段有关鲜卑和田豫的佳话。据《三国志》卷26《田豫传》引《魏略》载正始（240—248年）初年：
鲜卑素利等数来客见，多以牛马遗豫，豫转送官。胡以为前所与物显露，不如持金。乃密怀金三十斤，谓豫曰：“愿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从之，胡因跪曰：“我见公贫，故前后遗公牛马，公辄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为家资”。豫张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后，皆悉付外，具以状闻。于是诏褒之曰：“昔魏绛开怀以纳戎赂，今卿举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赐绢五百匹。豫得赐，分以其半藏小府，后胡复来，以半与之。《三国志》卷26《田豫传》称：
豫清俭约素，赏赐皆散之将士，每胡、狄私遗，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贫匮。虽殊类，咸高豫节。嘉平六年（254年）下诏褒扬，赐其家钱谷。
由上可知，品德高尚的清官田豫，能用恩使少数民族信服。结果在他任护匈奴中郎将兼并州刺史时，使“州界宁肃，百姓怀之”，各族人民过着安定的生活。谁能说鲜卑人“天性贪暴，不讲信义”呢？实际上，天性贪暴和不讲信义的只是鲜卑贵族，而鲜卑群众是崇尚信义的。汉人方面只要有肯抚恤少数民族而持身清廉的将官，少数民族群众照样拥护。由于封建史家所记多以上层人物的活动为中心，所以必然是各族战争多，而民族间的和平往来少。这是我们必须理解的。
一、羌族
羌族是同华夏族一样古老的民族。《史记》卷15《六国年表》言：“禹兴于西羌”，《后汉书》卷87《西羌传》言：“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诸如以上的传说可信程度如何？尚难断定，不过可以看出羌族与姜姓有血胤关系。羌人从远古即与华夏族同处于今黄河至长江两流域之间，是无可置疑的。殷墟卜辞有大量涉及羌人的记录。当时商王朝称羌人中的男子为羌，女子为姜，卜辞中有殷王娶羌女为妇的事；也有羌人在商王朝供职的记述。武王伐纣时，周军统帅吕尚“本姓姜氏”，即人熟知的姜太公。
当战国初秦厉公时（前476—前443年），居住在今甘肃青海河湟地区的羌人推无弋爰剑为豪。该地区羌人原以射猎为生，爰剑教之种地和牧畜，于是种人日益繁殖。爰剑的子孙后多往今甘南和川西北迁移，留在河湟间的有二十六种，以爰剑玄孙研所部为最强，其种即以研为名。西汉景帝徙研种于狄道、安故、临洮、氐道及羌道各县。武帝开河西四郡后，羌人摆脱了匈奴的役使。宣帝时，先零羌攻金城，为将军赵充国击败，汉设金城属国，以处降羌。此后直至王莽代汉，汉羌之间大致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关系。
王莽末，中原战乱，诸羌乘机向内移动。东汉时，羌人与汉人杂居者更多。东汉初期，羌人与汉朝的摩擦与战争尚不严重，至和帝即位前后，羌人与汉朝的战争开始频繁起来。从此以后至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段颎把东羌镇压下去，前后共八十余年间，见于史册的战争有三十余次，耗费巨大。至于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就更不用说了。无怪乎范晔在《后汉书》卷87《西羌传》论曰：“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西羌传》载建武九年（公元33年）班彪给刘秀上奏说：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袵，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班彪以上的话不是凭空道出，而是他从历代“蛮夷寇乱”的事实分析概括而得的结论。范晔在《西羌传》中也说：
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
诸如以上之类的事实多是封建时代少数民族反抗统治阶级压榨的起因。不过，班彪的上言还未敢指出统治阶级上层有权势者最是招致祸乱的罪魁祸首。范晔在《西羌传》则论曰：
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
由于范晔是刘宋时人，所以他论述汉事，能畅所欲言，而不必像班彪那样有所讳避。范晔指责朝廷决策者既不讲求和抚，而频繁征发羌人当兵服役。将帅对羌人也多欺凌讹诈，羌人饱受官吏豪强的役使和折磨，至于精疲力竭。当时讨伐羌人的将帅，不仅驱使汉人打羌人，而且也往往诱使羌人当兵打其他少数民族或羌人。将帅本身则“断盗牢稟，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指皇帝亲信之人，如宦官、外戚等），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白骨相望于野”。边郡长官则“多杀降羌……倚恃权贵，不遵法度”。有的县吏略羌人妇，以致引起羌人反抗。如同《后汉书》卷65《皇甫规传》言：“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其实，羌人并非不知是非好歹，而一味“入寇”、“杀掠”。比如皇甫规和张奂都是以镇压羌人而出名的将帅，但“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史言：“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絜己，威化大行”。从羌人爱戴清官而仇恨贪吏这一品性而言，他们实不愧为一个纯朴而富有朝气的民族。史书上屡有某羌寇某地的记述，而不书其所以“为寇”之由。应该说作祟者主要为汉“吏人豪右”和朝廷权贵。当然，羌人酋豪在反汉斗争中也有过分杀掠无辜汉民的行动。特别是诸羌之间的相互火併，也给各种羌民造成巨大灾难。总而言之，酿成民族纠纷和仇恨的是汉羌上层统治层，而受殃害的是各族人民。
作为羌人根据地的黄河上游、洮水及湟水地带，古时森林繁茂，禽兽众多，气候虽干寒少雨，但土质肥沃，农牧兼宜。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状况来看，河湟的远古文化亦仅次于黄河中下游，而不下于其他地区。所以古羌人在内地占不住脚后，便转移到三河地区居住和繁衍子孙。
羌人与匈奴、鲜卑不同的是，羌人多与汉人杂处，因之羌人务农的成分远远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