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肪�43《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言蜀汉马忠、张嶷平定南夷刘胄的叛乱后，“牂牁、兴古獠种复反”。证明今贵州与云南东南部有僚人。《华阳国志》卷3《蜀志》言“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塚”。堂狼县在今云南东北部会泽、东川、巧家一带。汉武帝时，滇王在同姓劳深、靡莫的怂恿下抗拒汉使者吏卒。滇及劳深、靡莫为濮僚族类，则益州郡（蜀汉改建宁郡）固多濮人，故《三国志》卷43《李恢传》所言蜀汉南中赋税出自叟濮，自不待言。滇西之永昌郡尤多闽、越、濮、僚族类，僚即骆越，《魏书》卷101《僚传》谈到僚人习俗如住干兰、用铜器、能卧水底似以鼻饮水、死者竖棺以葬等多与骆越相同，说明系同一族类。僚人与其人口众多的同族骆越住地相距极远，表明越人分布区异常广阔，故史书称之为“百越”。如上所述，濮亦有“百濮”之称。濮、越实为同一族类。
总之，秦汉三国时，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两大族系，一是氐羌族系，如昆、叟、青羌、邛、筰等属之；一为百越族系，如濮、僚、賨（賨族即板楯蛮，汉时很活跃，三国时史书甚少提及。故未叙述）、等属之。
一、山越
《三国志》卷64《诸葛恪传》载：
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蠭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
以上一段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提到民族差别，甚至连族名都未涉及。到孙权采纳诸葛恪掠夺山民充兵的计划时，拜恪为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说明《诸葛恪传》所指系越族。可见当时汉越之间的民族界限已显得若有若无。其中所谓“逋亡宿恶，咸共逃窜”，显然是指因反抗孙吴的统治而逃避赋役的汉人。不屑说，山民大多数是已经大致汉化了的越族遗民。史言山民好武习战、敢于反抗强暴。官兵前往镇压，他们惯于用待机伺隙、集中突击和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因此，封建统治者难以令其就范。吴越之地自古即出铜铁，山民能铸造兵器，食物以粮谷为主。《诸葛恪传》叙述恪降伏山民的方法是：“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人。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可知山民的生活方式与务农为生的汉民并无二致。正因为这样，所以史书上经常不称越民而只称山民。山民与汉民的区别，主要在于山民不给孙吴统治者当兵纳粮。由于山民已基本丧失民族凝聚力，所以便不足威胁到孙吴政权的生存，往往被具有军事知识的将领所征服。如同一般史料所昭示，好像纠纷只是从镇压的官军和逃避赋役的山民之间产生，实际，质朴的山民并不能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只能受大小头目的摆布。孙权称帝后，鄱阳太守周鲂为了谲诱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曾写了假降信，言：“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纽”，以便由他转授给鄱阳山越诸魁帅，奖励他们叛吴投魏。由此可知山越中的大小头目是够多的。他们为了霸占山民的劳动果实，自然不愿看到山民出来为吴国政权当兵纳税。所以封建史书所述吴政权与所谓“山越”的矛盾，主要还是吴政权和山越上层分子争夺人力物力的矛盾。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对山越情况要作具体分析，比如以上所说山民“时观间隙，出为寇盗”之类的事就不能简单地视为山民出山抢掠，因为山民不过是魁帅肘腋下类似农奴般的依附者。只有大小魁帅才能挑起事端并从中获得好处。而孙吴与山越双方的上层人物对事端发生的责任也有大小先后的差别，其中孙吴统治者是发动战争的主要负责者。因为孙吴统治者不仅要从山越那里侵占土地，而且也要从山越魁帅手中夺取兵源和劳动力，即所谓以山民“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翻看一下《三国志·吴志》各传，即知孙吴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一直与讨伐山越的战事相始终。孙策初到江东，即提出“取吴、会，平山越”的两大军事目标。而当时孙策的敌对军阀也力图利用山越遏制孙策，如《资治通鉴》卷62建安三年载：
袁术遣间使懬印绶与丹阳宗帅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共图孙策……太史慈遁于芜湖山中，自称丹阳太守……进住泾县，大为山越所附。于是策自将讨祖郎于陵阳，禽之……即署门下督，军还，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导，军人以为荣。
祖郎是山越宗帅名闻江北者；太史慈曾经救援过北海相孔融，名声著于徐、扬，且为山越所乐于拥戴。孙策禽住太史慈和祖郎后，立即予以重用，这不只表明孙策善于用人，且标志了当时汉越之间的民族界限已很轻微。孙权继立以后，也首先“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当孙权于建安八年（203年）西伐黄祖时，因“山越复动”，只好回军，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所谓剧县即指山越反抗较多的县。据《三国志》卷54《吕蒙传》载：
吕蒙……少南渡，依姊夫邓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蒙年十五六，窃随当击贼，当顾见，大惊，呵叱不能禁止，归以告蒙母。母恚，欲罚之，蒙曰：“贫贼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母哀而舍之。
可知讨伐山越，是吴人猎取功名的一个有利可图的途径，因为战胜一个失去民族凝聚力的散漫群体，总是危险小而成功易。所以虽童稚如吕蒙亦欲借讨山越，一显身手。《三国志》卷46《孙策传》载：
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吴景等欲先击破虎等，乃至会稽。策曰：“虎等群盗，非有大志，此成禽耳。”
以上言严白虎等为“吴人”、“群盗”，而不提其为山越；《三国志》卷56《吕范传》亦称严白虎为“强族，”而不言他是汉人或山越。裴松之在《孙策传》注中发表意见说：“于时疆宗骁帅，祖郎、严虎之徒，禽灭已尽，所余山越，盖何足虑。”这就明白指出严白虎和祖郎都是山越强宗骁帅了。从总的情况看严白虎是山越大帅，当无可疑，可是事实上他已同汉人强宗豪帅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史书上就经常不指出他的族类而只称之为吴人或“群盗”、“强族”、“强宗骁帅”。所有这些，都表明严白虎的山越族性已若有若无、和汉人基本没有什么差别。这也是孙吴君臣所以乐于首先降伏山越的原因所在。《三国志》卷58《陆逊传》载：
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逊以手下召（疑为见）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鄱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逊建议曰……“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权纳其策，以为帐下右部督。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譟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
陆逊已明确说出讨伐山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充军队，仅陆逊即从山越获得精兵数万人。如与其他将领贺齐、全琮、钟离牧、韩当、蒋钦、陈表、凌统、朱桓、张温、张承、顾承、诸葛恪等所获兵数合计，至少超过二十万。至于用以补户的羸者自然更多。这就是孙吴所以能在江南立国八十余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武陵蛮
处于今湖南西部至贵州东界的武陵蛮，自东汉王朝建立后，即不断进行反抗。孙吴统治时，武陵蛮攻占城邑。孙权以黄盖为武陵太守，蛮夷前来攻城，时郡兵才五百人，盖乃大开城门，俟蛮兵半入而夹击之，斩获数百，余皆奔散。尽收诸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至夏，反叛尽平。史称“诸幽邃巴、醴（俚）、由（傜）、诞（蜑）邑侯君长，皆奉礼降服”。吴黄武元年（222年）春，刘备举军东下击吴，自佷山（今湖北长阳县），通武陵，使亲信马良以金帛赐五陵诸蛮夷，授以官爵。刘备被吴将陆逊击败后，马良亦死于五溪。黄龙二年（230年），武陵蛮叛吴，次年，孙权令潘濬会同吕岱、吕范、朱绩等督军五万人前往镇压，经过三年战斗，始获胜利。史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
吴主孙休永安六年（263年），蜀灭于魏，武陵蛮夷与蜀接界，吴人惧有变乱，乃以钟离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魏亦遣郭纯为武陵太守，进屯迁陵县之赤沙（今湖南保靖县），诱致诸夷邑君，进攻西阳县城。郡中震惧，抚夷将军高尚以为：“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溪夷耳，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牧不听，率所领晨夜进军，缘山险行，垂二千里，斩五溪魁帅百余人及支党凡千余级。于是五溪蛮夷又归属吴。钟离牧此后历任公安督、濡须督，又“以前将军假节，领武陵太守。死后，家无余财，士民思之”。说明武陵各族人民对于清官还是乐于拥护的。
三、南越
关于南越的情况，目小避地交州、并在交州作过多年郡守的薛综，在给孙权的上疏中有概括而系统的阐述，因疏文太长，兹不抄录，仅据以作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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