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卷12《毛玠传》载：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文帝为五官将，亲自诣玠，属所亲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职，幸得免戾，今所说人非迁次，是以不敢奉命。”大军还邺，议所并省。玠请谒不行，时人惮之，咸欲省东曹。乃共白曰：“旧西曹为上，东曹为次，宜省东曹。”太祖知其情……遂省西曹……玠居显位，常布衣蔬食。
由上可知：（1）东曹掾的官品虽不高，因执掌用人大权，故为时人所重，认为是“显位”。（2）像毛玠这样的人担任选举官，确能起一些有利于廉政建设的作用。这也是与曹操对他的重用和支持分不开的。（3）像毛玠这样清正不阿的人，下受群僚的嫉妒，上不能满足太子等上层亲贵的贪求；同时，引用的人多了，也为操所猜防、这些都为毛玠日后遭免黜留下了祸根。
当崔琰初授东曹时，操曾下教说：“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励，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三国志》卷12《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说：
琰清忠高亮……正色于朝。魏氏初载，委授铨衡，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后来魏国建立以后，崔琰为尚书，毛玠为尚书仆射，二人共典选举。情况已如上述。崔琰的声望更大于毛玠，但结局比毛玠更坏。崔琰既为怨者所诽谤，曾被朱灵誉为“此乃真明主”的曹操也害怕琰的声望危及其身后政权，因之终以莫须有的罪名，逼使崔琰自杀身亡。
做过司空西曹掾的有陈群，他后来又“为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做过丞相西曹属的有蒋济、邵悌。属小于掾而大于令史。做过司空西曹令史、迁为属的有梁习，做丞相西曹议令史的有卢毓。
丞相理曹掾属的职务也比较重要。如《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操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令曰：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说明曹操对担任理曹掾属的人选是重视的。《资治通鉴》卷67建安十九年（214年）载：
操以尚书郎高柔为理曹掾。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犹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启曰：“士卒亡军，诚在可疾，然窃闻其中时有悔者，愚谓乃宜贷其妻子，一可使诱其还心；正如前科，固已绝其意望，而猥复重之，柔恐自今在军之士，见一人亡逃，诛将及己，亦且相随而走，不可复得杀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杀。
由上可知，封建刑法对人民反抗服兵役的处罚是极其严酷的。高柔由丞相理曹掾调为颍川太守后，“复还为法曹掾”，还做过侍御史、治书执法、廷尉等属于司法方面的工作，达二十余年之久，做了一些减轻刑法和有益于民的事。
司空、丞相府还有掌管粮谷的仓曹掾属，任其职者有刘晔、刘晔、高柔、裴潜、傅干、杨修等，都是比较有名的官员。蜀汉丞相仓曹掾曾由姜维担任。吴国未见有仓曹掾属，但设有节度，掌军粮谷，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主之，详死，以诸葛恪代之。诸葛亮闻知，与陆逊书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窥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权即转恪领兵。由此观之，掌管粮谷的仓曹掾是重要的官职。
另外，丞相下面有户曹掾，掌民户、祠祀、农桑；有兵曹掾，掌兵事；文学掾，掌教授太子诸王文史经书。这些职官，史书未有何记述。
前已叙及，曹操以司空掾属国渊典屯田事；以司空掾王修行司金中郎将。两人均做出重要贡献。现只谈一下操设置校事以刺察群臣的概况。据《三国志》卷24《高柔传》载：
魏国初建，（柔）为尚书郎，转拜丞相理曹掾……复还为法曹掾。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柔谏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太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达等后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于柔。
由上可知，随着魏国政权的建立，官吏队伍的增加，曹操和臣僚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深化，因此曹操便利用一些非世族的新进人物来检举世家出身的所谓“贤人君子”，从而约束世族势力的过分膨胀，这就是校事官职所以设置的原因所在。关于此事本书第六章亦已有论述。
总括以上叙述，可知操为司空、丞相时的掾属，实际即是操自身政权的文武百官。他们的官衔虽不显贵，但实际行使着所谓三公、九卿及尚书、侍中等重要职务。这是曹魏职官的重要阶段。
刘备和孙权在未称王以前的所属掾属，也同曹操为司空、丞相时大致类似，因限于篇幅，就不另叙说了。
二、三公及诸卿
前已叙及，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进爵为魏公，开始建立魏国政权，初设尚书、侍中、六卿。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操为魏王，进一步加强统治机构，以钟繇为魏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钟繇因其所辟西曹掾魏讽谋反而免职。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操死，子丕继位为魏王，以华歆为相国，贾诩为太尉，王朗为御史大夫。同年，丕代汉为帝，复置三公官，改相国为司徒，名列太尉之后。改御史大夫为司空。以贾诩为太尉，华歆为司徒，王朗为司空。黄初四年（223年），贾诩死，仍以钟繇为太尉。从三公各自的职务言：太尉主兵事；司徒主民事；司空主水土事。凡国家有大兴造、大疑难事，三公共同讨论。国家有过失，三公共同进谏。在西汉初期，丞相的权力还是较大的：他上辅皇帝，下领百僚，可以推荐三公以下的官吏。丞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向皇帝奏请，辄诛犯罪官吏；丞相总领郡国计簿，负责对郡守、县令进行考绩。景帝、武帝不断削弱丞相权力。原先太尉官阶低于丞相，武帝废太尉，封外戚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是为最高武职。武帝临终，令外戚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佐昭帝。尚书原为少府属官，其长官尚书令的秩位亦不过相当于县令，职责是给皇帝管理文书。臣民上书，先由尚书拆阅，以决定是否上呈给皇帝。这样遇有重要事件，不领尚书事的丞相事先就不知道。说明外朝丞相的实权已为内朝领尚书事的大将军所取代。刘秀重建东汉政权后，鉴于权臣王莽篡夺政权的教训，继续削减相权，三公的权力更形下降，三公不领尚书事，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曹操迎献帝都许后，以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一些军政农经大事，曹操多与荀彧商议处理。荀彧推荐了许多人担任要职。曹操所以能独揽大权，并非由于他为司空和丞相，而是由于他手握强兵，这是权臣揽权的特殊情况，那时担任御史大夫的郗虑，亦不过处处秉承操的意旨办事而已。
曹魏三公并无多少实权，《三国志》卷24《高柔传》言：
魏初，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柔上疏曰：“……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
以上是黄初四年（223年）廷尉高柔给曹丕上疏所说的话。自属可信。三公虽无决策大权，毕竟官高禄厚，又有学行资望，且可辟用掾属，故仍为臣民所慕仰，也受到皇帝一定程度的尊礼。如曹丕有一次望见钟繇、华歆、王朗，而对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那时，钟繇有膝疾，华歆亦高年疾病，朝廷即令二人乘舆上殿就坐。“是后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时人对物色三公人选亦持严肃态度。如散骑侍郎孟康推荐崔林任司空时说：“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诚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义之士，足为海内师表者”。徐邈因朝廷任命自己为司空，乃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贾诩足智多谋，又有拥护曹丕为太子之功，可是当贾诩被丕任命为太尉后，仍旧受到孙权的讥笑。说明当三公者仅有智能而无德望，仍受人讥议。《三国志》卷49《士燮传》载，当交州刺史丁宫被征还朝时，对其属吏士壹说：“刺史若待罪三事，当相辟也”。后来丁宫当了司徒，果然辟士壹为掾属，说明三公有自辟用僚属之权。又如《三国志》卷11《袁涣传》载，陈郡袁涣为郡功曹，“后辟公府，举高第，迁侍御史。”按魏晋礼制，诸卿见三公，都要跪拜，桓范被任命为冀州刺史，他不愿受镇北将军吕昭的节制，谓其妻曰：“我宁作诸卿，向三公长跪耳，不能为吕子展屈也”。正因为三公位尊望重，所以当曹爽辅政时，吏部尚书何晏掌管用人大权，威势显赫，但他仍找管辂占卜，问己能否当上三公。由此可知在三国初期，三公虽无实权，但仍为时人尊重。不仅舆论界对之有较高的要求，就是被任命为三公者也往往严格要求自己，不敢玷辱这样崇高而需符众望的职任。
曹丕代汉为帝后，先以夏侯惇为大将军，继以曹仁为大将军、大司马。黄初七年（226年）曹丕死，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曹叡。曹叡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