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三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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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三国史- 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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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可能为“雄”字之误)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东诣京师。太祖宿闻其名,甚礼遇之。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关移颍川,收捕系狱。时太祖已在冀州,闻夏为本郡所质,抚掌曰:“夏无罪也,汉阳儿辈直欲杀之耳!”乃告颍川,使理出之,召署军谋掾。 
  由上可知,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称霸郡中,单家薛夏独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便千方百计地想对他下毒手,薛夏投奔曹操后,四姓仍企图捕他论罪。地方豪族对名闻中原的学者,尚如此狠毒,一般单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压程度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魏略》中还有《清介》、《纯固》、《勇侠》、《知足》、《游说》、《佞幸》等传。清代学者钱大昕谓《魏略》“诸传标目,多与他史异”;高似孙称《魏略》“特为有笔力”;“亦一时记载之隽也”。 
  《隋书》卷33《经籍志二》:“《典略》(可能为“魏略”之误)八十九卷,魏郎中鱼豢撰”。《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魏略》三十八卷,鱼豢撰;《典略》五十卷,鱼豢撰”。《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鱼豢《魏略》五十卷”。 
  由于以上三志记载各异,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典略》与《魏略》是一书,有的则认为是二书,不管怎样,二书皆为鱼豢所撰,而且皆为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用,是没有争论的。由于本书引用《魏略》中的记载已不少,故在这里不再多述。            
一、玄学的兴起     
  东汉初期,封建统治者提倡名教,奖励气节,故东汉士风之高涨,胜过其他朝代。降至东汉中后期,政治每况愈下,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政柄,敢于同戚宦斗争的士人多罹祸殃。桓、灵之世,宦官肆虐,两次兴起党锢之祸,其被杀戮禁锢者,“皆天下善士”,故义烈之士范滂慷慨陈词:“古之循善,白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因之士人对东汉王朝的统治产生厌倦情绪,所谓“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其后黄巾等农民起义连续发生,至董卓率兵入洛后,东汉王朝开始分裂,各军阀互相攻战,士人因投身非所而肝脑涂地者,所在多有。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又有曹氏代汉以至司马氏篡魏之事,士大夫侧身其间,因惧被卷入政争而遭横祸,乃求助于老、庄清静无为、卑弱自持的理论,此为玄风所以兴起的原因之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士人以钻研经书为主要仕进之途。但统治者所赖以控制思想的儒家经典流弊甚多,一是荒诞无稽,今文经学者之谶纬迷信说教为有识之士所不齿。二为经师传授各有家法,抱残守缺,党同伐异,不仅妨碍学术的自由探讨,而且陷入无休止的党派纠纷之中,因之士人多“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三为经师训诂章句之学过于烦赘,“学者释经,而务碎义逃难……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于是崇尚事功之士读经便不求甚解;游谈之士则转而探索老庄,此为玄风兴起的原因之二。 
  汉魏之际,战乱频仍,士人地主的土地财产受到了重大损失,但他们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社会声望。各军阀为了壮大自己,对他们不能不拉拢重用。特别是曹魏九品中正制颁行以后,上层士人多了一层世代为官的保障,可以少受一些“白首穷经”的折磨了。在经济和生活享受上,上层士人过着优厚和逍遥自适的生活。为了掩盖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和空虚的心灵,便打起老庄的旗号,装作恬淡无竞和超世绝俗的模样,以显示其清高。这是玄风兴起的原因之三。 
  以上所谈是三国时士人所以兴起玄风的主要因素。但容许他们有谈玄说虚的客观条件,也是必要的。自曹操官渡之捷至曹叡身亡,四十年间,清谈玄风尚隐而未盛。到正始时,皇帝幼小,既不能行使政权,而辅政大臣曹爽和司马懿又互相争夺,都不愿开罪士人,因此,玄风得以煽起,而君主无为、大臣揽权的理论也得到了抬头。 
  玄是虚无深远的意思。颜之推在其所撰《颜氏家训·勉学第八》称《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玄学的表现形式是口谈玄理、注释玄书和行为放诞。倡导者多系达官贵人及其依附者。一般谓玄学始于魏正始年间(240至249年),实则,试观秦汉以来的史籍,避世嫉俗、清静自守的士人君子,固无时不有。拿东汉一代来说,从东汉初期的冯衍、傅毅、淳于恭,到汉魏之间的马融、仲长统、蔡邕、孔融、焦和、孔伷、习祯、郑泉诸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老庄达生任性的言行。即就曹魏统治者来说,曹丕在为帝前,与诸文士交游,曾先后令其甄、郭二夫人出面拜客。曹丕即位后,“常羡汉文之为君,宽仁玄默”。曹植在曹操时,饮酒不节,对客傅粉、跳舞、击剑,读俳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曹丕、曹植所以放诞若此,系“孟德家风所致”。实则,曹操本人也是够放诞的。史称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操甚好色,克敌致胜,常掠占人妻,说明操本人也不甚检束,盖玄风之兴,实当时社会风气使然,非一、二统治者所能左右。            
二、何晏与王弼的玄学     
  何晏与王弼是兴起玄学的中心人物。何晏,字平叔,南阳宛县人,为何进之孙。曹操“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后操以女妻晏,故晏与曹氏关系颇为密切。晏美姿容,有才学口辩,操甚宠之,然因行动缺少检束,为曹丕所憎。故黄初时无所事任。曹叡亦未重用晏。正始元年(240年),晏与曹爽等为司马懿所杀。魏晋人对何晏的评议多有贬抑,何晏在政治上是失败者,诚有恶多归之之处,但不可能全是子虚乌有之谈。何晏同其他清谈家一样,多系名不符实、行不及言的人物。据《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 
  何晏认为夏侯玄看问题深刻,能精通哲理;司马师遇事见微知著,能建立事功。但都比不上自己能达到不行而至、不谋而成的神化地步,实际上,这不过空口说大话罢了。 
  何晏的著作有《论语集解》10卷、《道德论》2卷、《集》11卷。 
  王弼,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县西北)人。祖凯,是著名文学家王粲的族兄。刘表以女妻凯,生业,即弼父。王粲家多藏书,粲亡后,其书悉归业。故弼少时得博览群书。弼生于黄初七年(226年),死于嘉平元年(249年),寿止二十四岁。晋初何劭给弼作传说: 
  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世说》“无”作“其”)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于时何晏为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上面的引文可以说明:(1)“无”是万物产生的本原,这看法已为当时一般学者所承认。(2)王弼言孔圣人是能够体会“无”的。只因“无”不可用言语来表达,所以孔子不肯致说;老子是承认“有”的作用的,只因他对“无”的看法有所不足,所以总谈之不休。照王弼这样解释,儒家孔圣人倒成了道家的祖师,而老子对“无”的认识反而不如孔子。表面上是称道孔子,实际是借孔子以提高玄学的地位。王弼口头上说老子对“无”的体会有所不足,实际是说老子不如他,他要发展和完善老子的学说。(3)当时何晏已经贵为吏部尚书,在学术界声名藉甚,可是他一见到王弼就大为欣赏,认为他可以与自己共同探讨“天人之际”。这是因为他们在哲学观点上基本一致的缘故。 
  何晏和王弼继承了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把“无”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晋书》卷43《王衍传》言: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以上记述说明何晏、王弼是玄学的倡导者。正始元年(240年),王弼还只有十五岁,何晏那时年在半百左右,王弼所以能进入尚书台为郎,是由于何晏的援引。从玄学倡建而言,何晏之力为多;以玄学的实际成就言,王弼后来居上。 
  王弼的主要著作有老子《道德经注》2卷、《周易注》10卷、《论语释疑》3卷、《老子指略》(辑佚)、《周易略例》。 
  王弼、何晏的玄学与两汉神学目的论有显著区别。两汉神学目的论是被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神秘化了的儒家思想。玄学则在继承和发展道家思想的基础上,援道入儒,调和儒道。两汉神学目的论表现为宗教式的教条,而玄学则表现为思辨性的论理。所以无论从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发展过程看,还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角度看,王、何玄学都有值得研究的价值。 
  王弼虽然祖述老子,但二者亦有所不同。老子关于有无问题的讨论主要从天地万物的起源着眼。关于天地万物的起源,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曾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或阴阳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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