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而已……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元常隶、行入神,八分、草入妙。”在书法史上,钟繇与汉代草圣张芝并称“钟张”;与时人胡昭并称“钟胡”;与东晋书圣王羲之并称“钟王”,可证其书法地位之崇高。
胡昭,字孔明,与钟繇同为颍川人。始避难冀州,辞袁绍辟命,遁还乡里,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当地疲役之民起而反抗曹操,但互相约誓,言:“胡居士,贤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说明纯朴的人民,对于安贫乐道的士人,还是青眼相看的。史言:“昭善史书(即史籀大篆),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并见模楷焉。”
邯郸淳,亦颍川人,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自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操以淳为临菑侯曹植文学。时曹丕与植争为乃父继嗣,而淳屡向操称述植才,由是为丕所不悦。后丕称帝,尚未加害于淳,以之为博士、给事中。盖亦爱其才也。
韦诞,字仲将,有文才,善辞章,官至侍中、中书监。诸书并善,尤精题署,曹魏洛、许、邺三都宫殿台观多诞题字,南梁书画家袁昂称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
钟繇少子会,字士季,亦善书,行、草兼美,工隶书,当司马氏攘夺魏政之际,会为司马氏腹心。司马昭令钟会统十万众伐蜀,邓艾之军自阴平道潜行,先到灭蜀。钟会忌艾功大,会用其“善效人书”的伎俩,遣使者于剑阁遮夺艾所上表而另摹写,令辞指悖傲,以使司马昭疑艾有异志,而达到陷害艾的目的。这是书法被人利用以遂其阴谋的事例。
孙吴书法家以皇象最有名。史称:“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时有张子并(张超字)、陈梁甫能书。甫恨逋(张怀瓘《书断》作“瘦”),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书断》言:“休明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抱朴子·外篇·讥惑》言:“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除此以外,吴尚有张昭善隶书;张纮善小篆;孙权善行、草书;孙皓善小篆、飞白。《书断》称:“吴处士张弘,字敬礼,吴郡人……并善篆、隶,其飞白妙绝当时……敬礼飞白入妙,小彖入能”。另有吴郡人沈友,“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
至于蜀汉,陈寿《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称诸葛瞻“工书画”。元代人郑杓《衍极》称:“诸葛武侯,其知书之变矣”。元人刘有定注云:“先主作三鼎,皆亮篆、隶。八分书极其工妙,今帖中有”玄莫大寂,混合阴阳’等字。”从帖中八字含义观之,似属浅人伪托。然诸葛亮长于书画,当为事实。据说张飞亦善书,卢弼《三国志集解》卷36《张飞传》注引《名胜志·碑目》,有流江县题名云:“汉将张飞率精兵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立马勒石。盖飞所亲书也”。书虽未必为飞亲书,但若非飞能书,后人亦无缘杜撰。《三国志》卷42《谯周传》称谯周“尤善书札”。
(2)绘画
三国时最著名的画家当推曹不兴。不兴或名弗兴,吴吴兴人。以善画,名冠一时,长于人物及衣著。曾在长达五十尺的大幅绢上画人物,因心灵手快,须臾即成。所绘人物,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不失尺度,衣纹皱折,尤别开新样。《三国志》卷63《赵达传》注引《吴录》言:孙权使不兴“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御,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足见不兴写生之妙,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不兴特擅长画龙。唐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言吴赤乌元年(238年)冬十月,弗兴画一赤龙,至刘宋时,为陆探微所见,而叹其神妙。由于当时佛教、佛画已传入中国,故不兴受其影响,亦画佛像,所以在画史上有“佛画之祖”的称号。
魏少主曹髦,亦以善画著称,其最擅长者为人物故实。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谓曹髦之画独高魏代。魏之徐邈、杨修、桓范、嵇康等;蜀之诸葛亮、亮子瞻、张飞均能画。许多绘画史著作提到吴王赵夫人,谓夫人系丞相赵达之妹。查孙权时任丞相者,并无赵达。《三国志》卷63《吴志·赵达传》中之赵达,乃系知术数者。魏国有一任校事的赵达,然史书均无赵达进妹于权之事。至于所传夫人为权作五岳河海城邑之形于方帛上之事,乃见于《拾遗记》,是书着重宣扬神仙方术,多荒诞不经,故未可信。
总之,当三国军书交驰之际,书法之用,毕竟重于画卷欣赏,这也许是三国时绘画所以落后于书法的缘故吧?
一、马钧在机械学上的新成就
三国时代,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各个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在机械学方面,以马钧的创造最为突出。
马钧,字德衡,魏国扶风(今陕西兴平县)人。生卒年月不详。他的事迹见于《三国志》卷29《方技·杜夔传》裴注引傅玄给他作的序文中。马钧原为魏博士,家境较贫,他拙于言谈而富有巧思。旧织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织布机上提综的踏板)”,“六十综者六十蹑”,既笨且重,织一匹绫要花费几十天的时日。马钧统统简化为十二蹑,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魏明帝时,马钧升任给事中,一次,马钧与散骑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为古代有无指南车一事发生争辩。高、秦二人不相信古人能造出指南车,马钧认为指南车并不难造。于是,二人请准明帝,令马钧试作指南车。果然一举而成功。人们认为这是一件奇迹,“从此天下服其巧”。当时京都洛阳可以种菜的园地很多,只是缺水灌溉。马钧为之作翻车,令儿童转之,于是井水源源流出,其浇水效果超过一般提水工具达百倍之多。有人给魏明帝贡献百戏木偶,设计虽尚精巧,但木偶不能动作。魏明帝令马钧设法改造。马钧把大木雕刻成形如车轮的东西,平放在地上,然后引水使轮转动,轮既动,上面的木偶也一齐动作,它们或击鼓吹萧,或唱歌跳舞,或跳丸掷剑,或缘绳倒立,形象栩栩如生,变化多端,使观者大享眼福。
马钧认为诸葛亮制作的连弩“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他可以增加连弩功效五倍。另外,马钧还拟制一种威力极大的攻城器具——发石车。但这两项计划,既遭到同行的嫉妒和责难,又为在位者所忽略,竟不能付诸实施,因此,傅玄感慨言之说:
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试为衡石;废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见诬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此既易试之事,又马氏巧名已定,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后之君子其鉴之哉!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共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二、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
裴秀(223至271年),字秀彦,河东闻喜(山西今县)人,出身于官僚世家。祖茂,汉尚书令;父潜,魏尚书令。秀少好学,八岁能属文,博学强记,早获声闻。曹爽辅政时,任黄门侍郎。后受司马氏重用,官至尚书令、司空。司马昭前往淮南讨伐诸葛诞时,裴秀亦随从参预谋略,说明他有些军事经验。担任司空后,又掌管土地、田亩及地图制作等事务,他个人饶有绘制地图的兴趣与技能,因之在制图学方面有突出的成就。
首先,裴秀创制了《制图六体》,即编制地图所应遵循的六条准则:一,“分率”,即比例尺;二,“准望”,即方位;三,“道里”,即距离;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其中后三条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势起伏、倾斜缓急、山川走向而产生的问题。裴秀认为以上六条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如果地图上没有比例尺的标记,则不能确定距离的远近。如果只有比例尺的标记,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向虽然从某一方向看是对的,但从其他方向看就不对了。如果只有方位的确定,而无道路的实际路线和距离的表示,那么在有山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该怎样通行了。如果只有路线和距离的标记,而无地面高低起伏和路线曲直的形状,则道路的远近必定与其距离不符,方向也弄不清。所以六条准则必须综合运用,相互印证,才能确定一个地方的位置、距离和地势情况。因此可以说,现代地图学所需要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投影以外,裴秀都已谈及了。自此以后,直至明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到中国前,我国绘制地图的方法基本上都依据裴秀所规定的“六体”,可见其成就和影响是至深且巨了。
其次,裴秀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裴秀看到汉朝保存下来的一些地图既没有比例的表示,也没有方位的确定,连有名的山脉河流都不备载;一些地图虽有粗略的轮廓形状,但不够精确,难以依据;甚至有的地图更绘得奇形怪状,远离实际。为此,裴秀仔细钻研古代地理资料,比较了往古和当时的山脉河流、池塘沼泽以及疆域界限、行政区域变化,还查考了古代城市乡村聚落和水陆交通的变迁,运用其制图六体的科学方法,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
另外,裴秀又将原有粗重的用八十■缣制作的《天下大图》,加以改造,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进行缩制,使之成为容易省览的小而明确的《方丈图》。这种缩小了的《方丈图》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