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经过徐然的说和，母亲跟我恢复了来往，可裂隙犹在。成家后很长一段时间（８０年代大部分年月），我与母亲来往甚少，再也不敢沾她。《血色黄昏》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后奋斗成功。
我常常感慨，自己这个反革命真不好当。别人在外面是反革命，回到家里还能得到亲情温暖。而我这个反革命在外面受冷遇，回到家里还受冷遇。
父母可是从不承认对孩子不好。你要稍稍抱怨一下他们对孩子不够关心，他们就大发雷霆。总认为他们生下我们，是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我们的抱怨是忘恩负义，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直到《血色黄昏》出版后，母亲还批评我书里写的她不真实——主要是没有像别的吹捧文章，把她说得十全十美。其实，我已经把她美化了。
这个家给我造成的精神伤害是惨重的。
——为什么自己崇尚暴力，一部分原因就是幼年总挨打造成的。我在美国常常感叹，年轻时如果把练块儿习武的劲头放在学英文上，自己的日子就要好过得多。父亲打我数不清有多少次。促使我从初一起就拼命练块儿、悠双杠、举杠铃、摔跤打拳……以为自己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父亲就不敢再打我。
——我的孤僻也与这个家庭有关。父母不和的家庭，孩子大都孤僻怪异。除了姑姑和老家的亲戚，我不相信任何人，连亲生父母都这样冷酷自私，我还怎么相信外人？对任何生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戒备，是警觉。我信奉人性恶是四海皆准的真理。遇见生人总往坏里想，不爱交际，从不主动跟人说话。在学校里，非常的不合群。老不见人的狗，见了人就会恶叫，非常凶狠。我也是习惯了自己的孤僻生活，见了生人就冷冰冰的，没有笑脸。
——社交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极差。家里来了客人，从来不让我在场（可能是嫌我脏，嫌我嘴巴笨）。平时除了保姆，无人跟我说话。这样总不跟人接触，见了生人就紧张，手足无措，说不出话。父母也越嫌我不体面，越不让我见客人，结果毫无社交能力。上初中时，母亲让我去邮局寄东西，都得一遍一遍教我怎么跟邮局的人说。总不接触人，总不说话，说话能力就低下。肚里平时有的词儿一说话即忘得精光，所以跟人交往就爱用笔写。我有事向父母说时，即便在家里，也要写在纸上，面交给父母，用书面方式表达。
不过，母亲的冷漠也激发了我的奋斗意志。没有别的依靠，只能自己救自己。她疏远就疏远，我不哀求她。她多红，也不拍她的马屁。她瞧不起我，我越发憋一口气，非要干出点事，来证明自己！我锻炼身体，我磨砺意志，我犯了纪律不检查，我把憋在心中的话写成书，我一条路走到底……无非是在表现自己的独立和力量。
随着母亲一年一年变老，她在变化。
自从我的书《血色黄昏》１９８７年底出版，并获得很大反响后，对她是个震动。张光年告诉她，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写“文革”写得最好的一部。王蒙对她说，你儿子炸了一颗原子弹。冯牧为这本书热情奔走，还批评了评论界。——这一切证明她当初反对是错误的，对她有所触动。她开始承认了我，改变了对这本书的态度。当有人说《血色黄昏》粗糙时，她还挺身而出替这本书辩解。
到了８０年代末，母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的共同语言大大增多，她常常来电话，关心我的处境。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她数次给我家打电话，询问我的下落，为我担心……我们彻底消除了前嫌。
我去美国布朗大学做了访问学者之后，写信请她帮忙买一本学英文方面的书，她立刻托人去买，跑了很多书店也没买到，结果给我捎来了四五本别样的书，厚厚一大摞。
１９９１年９月１日她给我来信说：
儿子：
两年多不见了，时常想起你来。看见利利和肖肖，还有些安慰，现在他们也要走了，心里很有些怅惘。
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９日，她在日记中说：
这个儿子在美国的花花世界里，仍然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每天除了写书，就是学英语。从他寄来的照片看，仍然和在国内一样穿着皱兮兮的夹克衫，一脸的倔气，傻气。每天自己不做饭，吃点面包、三明治之类的就算果了腹，天天如此，也难为了他……
字里行间，浸透着母亲的一片关爱。
她开始牵挂我的儿子马骁，来信劝我一定要教育他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别丢了中文。尽管她老写错我儿子的名字。
这一段“洋插队”期间，母亲给我写了很多信，毕生中这是母亲与我通信最勤的一个阶段。过去在内蒙古草原时，从没接到母亲这么多的信。这时候母亲已年近八十，其中有的信，字迹歪歪扭扭，很难辨认，是她在重病中所写。
据李叔叔说，晚年的母亲经常思念漂泊在美国的我。起初是担心我容易激动，在外面闯祸；继而知道我迫切想回来，又整天盼望着我能够早日归来。
她在１９９２年８月５日给我的信中说：
在闲时，常怀念你们。我已年近八十，今生还能再见到你们么？每念及此，心常惘然。
……
拥抱你们，亲小小孙儿
让我心中又温暖，又酸楚。当我漂泊异域，隐姓埋名，被世人渐渐遗忘时，１９９３年９月她写了一篇文章《儿子老鬼》表达了对我的思念。此时，她已经７９岁。据徐然姐姐和李叔叔说：母亲病重昏迷期间，除了念叨妹妹白杨外，还常常念叨着我，清醒时总问：小波回来没有？
……
孩子时代我害怕母亲，随着岁数的增长，体力的强壮，我也叛逆起来，鄙视那些向她点头哈腰的人。缺少关爱，使我对母亲产生了不满，很少去亲近她。她病了住院也从没主动去看过，不愿讨好她。
“文革”中，她挨了整，我毫不同情，真的认为她腐化堕落了，该整一整。特别是她后来跟那个机灵过头的秘书厮混在一起，我感到她身上也有邪气，对她十分鄙视，一肚子意见。从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８５年，二十多年中我没有和母亲照过一张相。除非有事，从不找她——难怪她骂我白眼狼。我做不到哥哥那样，能以德报怨，即使受冷遇也能满腔热忱帮她办事跑腿儿。
我很敏感，她对我一点点不好，都无法容忍，长久不忘。所以我对她热情不起来，若即若离。很长一段时间，她是不合格的母亲，我是不合格的儿子。她做母亲失败，我做儿子也失败。除了“文革”中打砸抢过她一回，后来我又偷过她一次。
那是父亲去世后，她纵容秘书大肆抢掠家里的财产，我们几个孩子自然对母亲不满。我帮助她找到了家里一批最值钱的字画，如数交给了她，却不料她完全据为己有，说什么我是第一继承，等我不在了，你们才能继承……我、徐然、青柯都很担心她会与秘书私分了这些字画。我不得不给她寄去一篇《法制日报》，写信说明孩子与她一样有权同时继承父亲的遗产，不存在谁先谁后。她当时在珠海，看完了信，气得满脸通红，大发雷霆，骂我贪婪，白眼狼，父亲刚死就与她争父亲的遗产……徐然告诉我后，我自然恼怒，决定采取行动，把那批字画再偷回来——谁叫你们过去偷我手稿的？这是一报还一报。自母亲去珠海后，秘书把母亲小红楼的卧室大门和大衣柜全都贴上了封条。一般都是单位办公室里逢年过节才贴封条，哪有在家里贴的？封条对贼根本不起作用，其主要用意是威吓我们几个孩子，显示他凌驾在我们孩子之上。我不反抗一下，也不甘心。１９８６年１月某天深夜，我开摩托车到小红楼，从门上的窗户钻进母亲的房间，撬开她的大衣柜，寻找字画。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偷了她的一个照相机。
为此老实的哥哥背上了黑锅——秘书和母亲都说是他拿的，因小红楼无人居住，他经常去照看。后来哥哥因一时经济拮据，向我借钱，我送给了他１００元，以表内心的愧疚。２９年来这个秘密从未对任何人说，在此，我向哥哥表示诚挚的道歉。
我虽然很坏，又抢又偷又骗，不是好儿子，可是在我狞恶粗野的外貌下面，在我的内心深处，对母亲还是依恋的。三年困难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能重新回到母亲肚子里，不再挨饿。青春期时，我所看中的美女都是像母亲那样的脸型和相貌，圆乎乎的。
我对母亲的感情非常复杂，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对她的美好，我恋她；对她的不美好，我恨她。得不到她的爱抚，就用恨她，冷淡她，疏远她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她给了我生命，给我很多敏感的气质。我病危时拯救过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又帮助过我，使我爱她。可她不关心我，不把我当回事，还动不动就跟我断绝关系，让有人认为她不是亲妈，深深地伤害了我，使我又恨她。
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理智告诉我，她还是值得尊敬的！
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没有窝在大城市北京过舒适安稳的小日子，却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临近京津保，斗争最为残酷血腥的十分区。她睡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蹲老百姓肮脏的厕所，穿有虱子的粗布衣服，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完成上级任务。虽然她身边的战友三天两头牺牲，虽然她很怕死，却没有当叛徒、逃兵。她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延安的正牌文艺老战士差！
而她的第一个丈夫，张中行当时却坐在北京的书斋里读书，做学问，毫无生命之虑。但母亲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英明的。她若跟张中行生活，只会是个家庭妇女的下场，绝无后来的成就。
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亮点。
母亲战胜病魔，苦熬数年，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