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长长的绳上，花的白的一溜，在微微的风中招摇。
７
一会儿都洗完了，桂芬说：“金大爷，把衣裳脱下来，我就手给您洗洗吧！”
老金头一听，竟极慌张，连说：“不！别！不不……”
桂芬说：“这有啥呢！”
老金头还是说：“不，不不……”
桂芬初是不解，待一转想，心下便一动，就不再勉强了。
一会儿桂芬说：“看您老忙的，准累了，您进屋歇会儿吧。”
老金头忙说：“我、我不累。你可累得够呛。你进去吧！我得去瞅瞅硏了……”
这样说着，人已经慢慢走了。桂芬看看，就自己进了窝棚。
老金头没去看硏，他只是来到水边，找个桂芬看不到的地方，就像昨日那样，蹲下身，迷离着眼，看着静静的水，看着水里的天，水里的云，水里的芦花儿，想着老伴儿，又想着桂芬，好久好久。
直到过晌，看二人转的人还没回来。这时，晾着的东西已经干了。老金头帮桂芬收了那些东西。
桂芬开始缝被。
老金头又装了一袋旱烟，蹲在门外，吸着，心里又想起了老伴儿，想她当年也是这样缝啊缝啊……
缝着缝着，桂芬突然哎呀了一声。老金头听得真真的，立马站起来，进了窝棚，惊惊地问：“咋啦？你是咋啦？”
桂芬说：“哦，是针，扎手上了……”
“咋样？邪乎不？”老金头一边说，一边奔过去，一把抓起了桂芬的手。
那手凉凉的。
桂芬红了脸。
仅仅一瞬，老金头就放了手，仿佛被烫了一样。
随即跑了出去。
桂芬没说话，看着空空的窝棚的门，心里酸酸的，怜惜着。
８
第二日，桂芬要走了。
这是早晨起完硏后，桂芬亲口告诉老金头的。
桂芬说：“金大爷，待会儿，我就回去了。”
老金头一惊：“咋这么快？”
桂芬说：“家里活儿忙……曹二又不能回去帮我。”
老金头心里翻江倒海，说：“你是不是为了，为了……”
桂芬明白老金头的意思，笑了说：“您想哪儿去了？金大爷，您老好呢！真心的，您老好呢！”
不料想，老金头听了这话，眼睛立刻就湿了。
桂芬是贴晌走的。当时，不论李三还是张老七，都在窝棚里，大家说笑着。曹二也准备好了，要送桂芬一程。起初，老金头也在窝棚里，却不吱声儿，只抽着烟，吧哒，吧哒……也听着李三他们说笑。可是，在桂芬和曹二快要动身的时候，他却离开了。
他默默地，也没打招呼，就往门口走去。
“哎，老金头儿，你上哪儿？”李三问。
“早上起硏，我看硏漏了，得去补补……”老金头边走边说。
“你急啥？弟媳妇就要走了，哪能不送人家？”张老七说。
这当儿，老金头已经走出门去。悄悄地，桂芬跟到了门口。老金头头也不回，走向水边。桂芬在门口站下了。不知为啥，她心又酸酸的了。那时候，秋阳照在她娇好的身材上，一片绚烂。
天堂水寒
程绍国
程绍国１９６０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高晓声，和才女烈女圣女林昭，是林斤澜的同学。哪个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学校在无锡，是当时流行的“干部学校”不在“学制”之内。学生多来自江浙（高晓声江苏武进人，林昭是江苏苏州人），招生不论年龄，不论学历，只论学识和才干。学校起初有培养接收台湾干部之说。１９４９年７月开学，至１９５０年５月止，“抗美援朝”发生，学校停办。同学中后来有些名气的还有陆拂为、房仲甫、林楚平。
陆拂为是新华社“名记”，同穆青合写《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历史的审判》等；房仲甫原在交通部，写下《中国水运史》和《海上七千年》两本书，提出中国人首个发现美洲的论点；他说当今的南美人，就是中国人和土著的杂交。林楚平是新华社的资深翻译，离休后才圆了文学翻译的梦，并著有《在花毯背面》《油纸伞》等散文集子。
林斤澜这几位同学，高晓声１９８３年来温州我见过，林楚平于我比较熟悉，他是温州人，我到北京，他到温州，时有碰面。林楚平很谦逊，很平和，很严谨的样子。一起吃饭或者谈天总是微笑，不大笑，也不大声。每一句话都是缓缓的，清清楚楚的，落到实处的。他接受《池上楼》约稿，接受了就认真地写，没有敷衍稿。开初，《温州晚报》上找不到邮编，先生不知哪里找到邮编，还写上“浙江省温州市人民西路６９号温富大厦三楼《温州晚报》社文化娱乐部程绍国收”。非常老到。而我打稿费时可能字迹潦草，邮电局给他的汇单几次写为“柯楚平”，害得他多次跑，多次打证明。而他的文稿总是手写，清楚又清丽，文面未见涂改，样子赏心悦目。他又是周到过了头的人。有一回写信要一本温州书，我便给他寄《温州辞典》，并说明这不是买来的。不想两年后，他到温州探亲，找到我的单位，把一套《茨威格小说集》上中下三本给了我。没有一篇是他翻译，出版者系中国发展出版社，可见他是买来的。茨威格的东西我家不少，可那么重的三卷本又让他背回去吗！
七八年前，他做了胃癌切除手术，可至今还写散文支持我的副刊，那么是得幸把魔鬼给甩了。他静观万物，客观记述，他的散文不论恋乡、怀人、记事，都厚重、扎实、自然，透出世事沧桑和人间冷暖。涉笔成趣，不事雕饰，常能于一文中熔观点、知识、情趣于一炉。深厚而不呆板，睿智而不说教。偶涉时政，只谈些平常道理，不无病呻吟，不故作艰深，不花拳绣腿。通篇氤氲着的文化意蕴是一般作家无法营造的。林斤澜赞赏，可是他的名气不大，出版困难，《在花毯背面》和《油纸伞》都是林斤澜推荐的。李辉算是林斤澜的忘年交了，他编《大象漫步书系》，林斤澜笑着说：“你得把林楚平的一本搭上，不然……”李辉把《在花毯背面》拿来一看，嗨，真还是好文章！
林斤澜对我说，他的成名作《台湾姑娘》，主人公“娃莫载”的原型，便是林楚平的“下女”（台湾称女佣为下女）和初恋情人。林斤澜和林楚平１９４６年在台湾，因为“地下党”，次年被捕，关了一年多，又一同出狱，躲在煤船逃到上海。
但林楚平并不看好林斤澜的小说，反而劝林斤澜多多写文论！我想林斤澜小说的个性过于突出，世界上不见类似，林斤澜的“套路”他还没有懂得，没有摸清。啊，一生的同乡至友！
林斤澜生于１９２３年，比林楚平小两岁。叶至诚小林斤澜３岁，高晓声小５岁，林昭小９岁，林昭可能是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中最小的学生。进校时才１７岁，但已显露出才女的棱角。林斤澜说：“倘用一句话概括林昭，那就是：叛逆的女性。她无拘无束，放任感情。在当时新解放的蓬勃气氛里，‘一根直肠子，一根热肠子’，弄得不合‘革命世故’，总有些愤世嫉俗的样子。我有些不喜欢她。”次年临别赠言，林斤澜给了林昭的竟是这样四个字：“生不逢辰”。林斤澜至今还记得这四个字，可见林昭的印象给林斤澜深刻的程度。
“生不逢辰”透着不祥，见她短促一生，不禁唏嘘。
林斤澜又说，林昭的遭遇是最惨烈的，谨谨慎慎的林楚平一生照样坎坎坷坷。叶至诚在反右中落水，几十年夹着尾巴。林斤澜形容高晓声：“他的一生，整个儿是条苦瓜。”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在京至今仍有同学会，只是人数逐年递减，笑声渐少。只是一个段子回回提起，常提常笑：１９４９年一个冬晚，林斤澜和高晓声、陆拂为等四人在无锡一个小酒店喝酒，不想付账时四人都没有钱。林斤澜只好脱下皮衣，当在那里。哆嗦回校取了钱，才赎回了他的皮衣。
林斤澜说，认识叶至诚是在高晓声处，“是我主动和他结交的”。他那时羡慕叶至诚，一是叶的文章写得比他好，二是叶有一个极好的家庭。叶的父亲叶圣陶德艺双馨。他在《再念至诚》中写道：
请琢磨这么一段回忆：
“至诚、至美和我热心练习作文是在四十年代初，每人每星期至少交一篇作文给父亲，大多数是散文，写什么由自己定。父亲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从来不给出题目。那时候住在成都西郊的农村里，没有电灯，常常在吃过晚饭之后，擦干净桌子，把植物油灯移到桌子中央，我们三个人就围着桌子看父亲改我们的文章。
“说是看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他看不明白的地方，还要问我们原本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简直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我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很少有比这更温柔美好的回忆了。
那时候，我摊上流亡学生的命运。……
林斤澜羡慕叶至诚，理由充足。林斤澜的父亲虽是校长，但他尽忙社会的事，学校的事，况且生养子女十个。林斤澜小学时，好长一段时间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是教四书的老先生，一周教林斤澜一篇《古文观止》，也讲《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但他毕竟不是作家，能教人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