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艺术瑰宝留给后世。高晓声的创作,负有更多的具体功利,他要把写作当做手段,以求声名和富贵,包括幸福的爱情。这,可能和人的经历和生存现状有关系。倘若高晓声真的如我所说,也绝无什么可以指责的。
他有名了,大作家!
政府先后给了他两套房子。
全家户口迁到了常州城。
大女儿安排了工作。
买煤球有时都动用小轿车。
他还有钱了。
他出国,更到全国开“笔会”,喝酒,游山玩水。
他执拗得很,大约觉得自己的小说艺术已臻化境。他十分讨厌有些小说家接受西方各种流派的影响。林昭的舅舅许觉民回忆同高晓声的对话:“我说,中国新文学的铸成,自‘五四’起就受到西方文学的极大影响,倘无西欧、俄罗斯文学不断介绍与参照,新文学的肌体就难以长成,现在沿此路子仍是不断地进益之法。至于有些作品过多的追求形式和不成熟,只可在不断磨练中渐至成熟,总之不吸收外来的养料,文学是难以得到健壮的。他认为不然,他说文学的主体只能是民族的,外界的借鉴不能替代自身的血肉,表现手段与语言之驾驭必须是中国的,只此一家,并无分出,始可以匹敌于天下。这是他坚守的文学见地,我们并没有谈得拢。”
——这与林斤澜是完全不同的。林斤澜见好全收,古今中外,杂七杂八。对外国文学,他尤爱梅里美和契诃夫。《尤利西斯》他也读。2003年在温州,整整八十周岁,他还向我要博尔赫斯的小说,读后说有些不懂,对其中两篇有很大的心得,回京时,把“博尔赫斯”也带去,说还得研究研究。
高晓声的脾气的确变大了。林斤澜回忆说:“有一次我和阿叶(谷叶,林斤澜夫人——笔者注)、曾祺到南京,然后去了常州高晓声那里。叶至诚一家三人,还有一个章品镇一起去。常州一个酒店的老板是高晓声的堂弟,那天是他请的客。高晓声带妻子儿子来,那天吃了很多很好的江蟹。曾祺喝了点酒,兴致很高,要画蟹,画了几只蟹。因为宣纸上留得空白大,又都是老朋友,曾祺说大家都把名字写上去,也是雅事。轮到下辈,叶兆言写了就是高晓声的儿子。高晓声对儿子说,字要写得大,好像是说要比别人的都大。可是儿子写得还是小,想不到高晓声发火厉害,拿起一只斗笔,把整张画给涂了!你看你看,这样的脾气……”
但高晓声对林斤澜这位老同学是很友好而尊重的。当年,他不满评论界对林斤澜的冷落,曾分别对两位评论家说,林斤澜是很值得书写的。这些事,都是别人后来告诉林斤澜的,高晓声当面不提。
林斤澜写中篇《李地》,其中《蛋》一章,有这样的情节:60年代初,李地做贼一样,拿一个鸡蛋到供销社,让高桩柿“交换”。鸡蛋值六分钱,李地要换两分钱的盐,两分钱的线(黑线白线各一分),一分钱的石笔,一分钱的冰糖。高桩柿说冰糖一分不好卖,李地说包点末末也可以。高桩柿才说:“刚才鸡蛋是六分四厘,四舍五入,四就抹掉了。不过秤杆稍微软一软,就是六分五厘,五就入,一入就是七分。”说着“啪”的一声,在算盘上多拨了一个珠子。高桩柿宣布:“现在还有两分,你拿个糖球走吧。”李地不要糖球,说:“我要冰糖。”——原来女儿四岁时,看童话书“冰糖甜瓜”,不知冰糖为何物。李地说,你读书时,妈妈给你。三年过去了,女儿背上书包,问李地要冰糖,李地给她一个指头,把话岔开。不想大半个学期过去,昨天,噙着眼泪回家。问其故,原来老师又讲童话“冰糖甜瓜”,顺便问道吃过冰糖吗?同学们一片连声回答:“吃过……”高桩柿想到自己饿死的女儿,便在碎末里挑了一片指甲盖般大,指甲盖般薄的冰糖,用报纸包起来,郑重地递给了李地。
林斤澜的这个细节,从高晓声那里听来。写作时,林斤澜特意去信高晓声,问这个细节你用不用,不用我用。高晓声同样写信,说:“这个细节我不用,绝对不用。这个细节的版权不是我的,我也是听某某某说的,他现在根本不搞文学了,你放心。”
我问林斤澜,如何看待高晓声的创作?
林斤澜说,高晓声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新时期炸响的文学引线在哪里,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好处是什么。这不免有些投机,但当年许多作家确是这样的。这是当年的“时势”。时代要反思,不能再让人民受苦受难了,于是,高晓声抓住了农民最关切的两个问题:吃和住。《李顺大造屋》是说盖房子的艰难,《“漏斗户”主》说人总是吃不饱。以及其后的“陈奂生系列”(《“漏斗户”主》主人公也是陈奂生),高晓声的名字叫亮在文学的青空,短篇两度夺魁,掌声如潮。从《1979年小说选》开始,到1984年,小说集一年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都出过。可是,《1985年小说集》没人肯出了。何哉?盖文学“赶点子”“爆响”时期逐步过去,回归文学本身,回归正常状态。
林斤澜说:拿打响的小说与同时的作家比,有技高一筹的感觉,但还不算高晓声的小说精品。后来的《钱包》《鱼钓》《山中》《飞磨》走哲理小说的路子,艺术上更讲究,更精致,有发展,是小说精品。哲理沉重,又不可多得,读者评论家一时喧哗不起来。但,高晓声在文学上的确进入了新的境界。
林斤澜还认为,高晓声1992年以后,“放松”小说写作,转写散文以抒情,是文学上的又一阶段。“这一阶段文学界不能忽视,如‘钓鱼’一组,挥发性灵,很美,是文学精品,”林斤澜说。
发光的都是金子吗?不。“是金子都会发光”吗?那可不一定。《古文观止》遗漏了不少更可观的精品。文学这里还有别的“学”,复杂得很,艺术家不要浮躁,要耐得住寂寞。高晓声耐不住寂寞,对出版《1985年小说集》的问题,他自己说:“……短篇的销售普遍滑坡,一时找不到肯为我出版的单位,一直拖到1988年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因时间拖久了,不得不将书名改为《觅》。……从此以后,我的创作情绪低落。”
在忍耐力方面,林斤澜好。《微笑》《绝句》写于前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不及后面自己的《十年十癔》和《门》,但在那时确是别具匠心的小说。可是,没人喝彩。1981年,中国作协为了安慰吧,给林斤澜汪曾祺各一个奖,林斤澜也没有得意洋洋的样子。默默走路,苦苦行吟。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离散,1950年,林斤澜到北京人艺去了。他的第一个作品叫《祖国的召唤》,写抗美援朝。当然稚嫩。这一年高晓声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收四财》,叶至诚则别着驳壳枪土改。
林昭则分配到《常州民报》当记者。
“这是个才女,这是个烈女,这是个圣女,”林斤澜反复说。
林斤澜再见林昭,是在1954年的北京。是年林昭以江苏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名教授游国恩非常欣赏她的才华。北大创办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红楼》,林昭是编委。当时编委会成员阵容如下:主编:乐黛云先生;副主编:康式昭、张钟;编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
1957年,“风满楼”时刻,另一个编委张元勋遭到“左派”的批判。张元勋回忆: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有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当“左派”前者呼后者应,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男声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化作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毋庸再问。
“我是林昭!那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当然是右派。当年北大8000骄子,竟有1500人中计罹难。那一支被逮捕、被开除、被远放、被驱走的不幸大军啊,浪迹天涯,背亲离戚,在荒原绝域、饥寒劳苦中熬尽了青春岁月,有的历尽折磨摧残英年而逝,有的苟活幸存也憔悴若痴,且年及衰颓、孑然孤苦,苍天不助!
她的妹妹彭令范回忆:“姐姐在北京劳教了两年多,因支气管炎,经常咯血,母亲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养病。母亲常为此后悔,说如果让姐姐留在北京或许不会出事,我却认为像姐姐的个性,任何地方都一样,她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林昭回上海不久,认为对彭德怀的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对南斯拉夫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认为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些观点,写成信件寄去北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