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了解到我的总成绩位列全年级第二，应该稳获直升考的名额之时，居然有人开始谣传我要考交大的研究生，而不要读上大的研究生。对于此，我是始料不及的，关键时刻，还是她给我出了主意，她当机立断，要我马上打电话给班主任潘老师，表明心愿，澄清谣言。潘老师当时可是学院和系里的红人，任系副主任，主管研究生的招生工作，所以这一招可谓是绝杀，何况我当了好几年的班长，和潘老师的交情也不是一点两点，其他同学都畏惧他严厉的外表，唯独我对此不以为然，和他相处融洽，也颇得他的赏识。
这招果然奏效，不久我就被列为直升的七个对象之一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直升考试，所谓的直升考试也只有英语这一门课。可不幸的事又来了，英语是我最最薄弱的一门课，这么课我只得了60出头，位列所有参加考试的七位同学之末。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也深知其危险程度超过了上次的谣言，得知成绩的那天，我如坐针毡，犹豫半天，我又拨通了她的电话。
关键时刻，方见患难真情，她不愧是我未来的贤内助，这个时候她审时度势，果断得出结论，马上打电话给潘老师，询问具体情况，取得他的再次帮助，毕竟我是他班里的学生，这个时候，不帮自己人难道还要胳膊肘往外拐吗？思索再三，我鼓足勇气，拨通了潘老师的电话，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潘老师说当时院领导看到成绩，毫不犹豫地就把我这个英语直升考试成绩最末的学生名字给划去了！见此，潘老师“冒死力荐”—此乃总分位列全年级榜眼之人，不可不可！英语成绩仅参考耳，岂能定终生乎？！
第五十九章
俗语云：“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学校里靠的就是学生间兄弟般的情意和师生间的相互协助。
学生之间的情意大家都心知肚明，自不必再言，师生间的协助多少有点互相利用的味道，当然也不乏真情流露，但就如同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如果说小学、中学师生之间还基本是比较单纯的友情的话，那么大学师生间似乎这种味道就比较浓厚了，尤其是研究生师生之间更胜，孰未闻研究生们将导师称为“老板”？
回过头来细想当年潘老师力挺我直研，恐怕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其一，我是他班级的学生，全年级一共七个班级，而直升名额只有五个，与其让别的班级的学生直升，不如选自己班级的人，何况我的基本条件也确实不差，当然没有潘老师这时候关键的支持，我是不可能直研的。对于此，我至今感激莫名。
其二，我和他之间经过四年的相处，相当熟悉，彼此又比较了解，这样以后我成为他的学生或者为他办事，绝对死心塌地，他等于多了一个干活的和好手，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赚钱的机器，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和他熟悉，这里确实值得一说。读本科之时，潘老师就是年级里几乎人人畏惧的铁面老师，不到四十的他不苟言笑，而且骂起人来也是几乎可以把手指到你鼻子上，把杯子摔到你身上的那种极具个性的老师。他监考的时候，非常严厉，而且学生过来的他，对于我们这些小儿科的作弊手段绝对了解地一清二楚，其实考试作弊这种事，老师绝对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有句话说得好：“别以为你在下面作弊老师看不见，其实只是不想抓你而已”，后来参加过一次监考过程后，我对此有了切身体会。作弊未被抓只能说明两个原因，一是老师确实没看到，二是他看到了，只是不想抓你，基本上后一种占了90％。
还记得他第一次监考就抓了我们自己班的学生，甚至还把小黄也牵扯了进去。虽然为此，他后来不止一次在班级大会上，当着我和其他同学面后悔过，但他的威严在那次考试以后迅速建立了起来。全年级提到潘老师，几乎没有几个不怕的，也几乎没有几个敢和他多说话的，然而我却是个例外。
从进入大学到研究生毕业，一共六年半的时间里，他对我从来没有职责和斥骂过，在我面前还经常能见到他久违的笑容，及时当着我的面痛骂别的学生的时候，一旦和我说话也能保持相对的平静而不失态。读研究生时一起帮他做事的多名学生之中，大家有什么要求和意见也几乎都由我出头来向他提，换了其他一些人，恨不得见了他就绕道走，就更别说当面说话了。
当然作为当年他大力提携的汇报，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帮了他不少忙，帮他待大四的学生做毕业设计；帮他做项目争取市科委的项目（那可是好几百万上千万的项目啊）等等诸如此类，也算是对他最大的报答。
其三，恐怕还有那么一点师生的情意在其中，毕竟大学四年，我各方面都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作为导师，关键的时候拉一下也是义不容辞的。
潘老师的重要地位和关键时刻的出手终于救了我，由于他对直研的英语考试成绩只能作为参考的坚持，所有的七个人都进入了直研的最后一轮角逐—面试。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面试，前一天的晚上，我坐卧不宁，心神不安，虽然明眼人都能看出那些人铁定能直升，那些人必定是陪衬，我算来算去，无论如何自己也该是直升名额中的一个，但是这种大战前的压力还是让我感到非常不安。
不得已，我又给潘老师挂了电话，这次已不像前几次那般战战兢兢，声音颤抖了。潘老师在电话里一再宽慰我，说明天和两位给我面试的老头子他都搞定了，不会难为我的，无非也就是一些基本的通信常识，只管放宽心。话虽然没有完全说明，但是只要不是傻子，谁都能听出其中的玄机，就差没有直接说“你肯定直升了”这种话了。
第二天，果不其然，给我面试的是两位老头，首先提问的是一位白发的老者，非常和蔼可亲，面对脸上流露着几分紧张神色的我，他没有提任何学业上的事，而是和我聊了聊家常，问问家里的情况，随后就结束了（看来潘老师在其中一定起了不少作用）。
第二位老头也有不少银发，他倒是问了几个通信上的小常识，我基本上都回答出来了，只有一个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没有答上来，他也没太多追究。最后两位老头和颜悦色地示意我可以走了，面试结束，前后不超过十分钟。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位给我面试的老头后来竟成为了我的研究生导师，也许在面试前一天的晚上，潘老师已经决定让他做我的研究生导师了。
事后通过学生间的了解，我才发觉自己似乎是在所有面试学生中最顺利的一个。其实这种事对于走上社会的人也司空见惯了，这还不是熟人一句话的事，想让你过还不简单，想让你不过也一样非常容易，说白了就是关系是绝对起关键作用的东西。
第六十章
十年恋曲，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
写到第六十章了，从时间的顺序上来看，似乎应该到了接近尾声的时候了，而且这一张结束从整个章数上看起来也好看一些。但是我总觉得还有一些东西没有交代完，这么匆忙地就结束了，给人一种潦草结尾的感觉，一定会骂我对热心的读者们，对我的博饭们不负责任，所以我决定还是继续写好最后几章，善始善终。
对于大四而言，学业上是没有任何的压力了，一是这个学年的成绩不牵涉到奖学金了；二是直升完了，成绩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已经与我无用了，而且大学里的考试只要稍微上点心，及格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人说读大学没有不及格过是一种遗憾的话，对于我而言恐怕这就是得抱憾终生了。
人说“十年寒窗”，读到大四这份上，我们已经读了整整16年书了（小学五年，初中四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人生能有多少16年啊，即使我们能活到七老八十，那也有五分之一的岁月交给了学校，交给了老师。一下子就要去面对社会，可以说每个人心中多少会有几分失落，不仅如此，我们那年毕业正好是世纪之交的2000年，那年的毕业生比上一年的就业形势差了不少，虽然我们读通信的还算不错，但大家还是都急着抓住每次人才市场招聘的机会，象路边发广告的那样把一份份简历发到一家家用人单位的摊位上，简直就是求着人家贱卖自己一样，讨价还价，其实就和市场里顾客和卖菜的关系没有多少区别。
我却幸运地躲避了这场灾难，因为对于我而言，我的学生生涯又延长了两年半，在别人忙着找一份称心的工作的时候，我却可以悠哉游哉，享受难得的清静。但我依然逃脱不了周末去挤人才市场的痛苦，因为我得陪她去找工作。
说到她，其实原本也是打算和我一起考研的。大三那年的暑假，我和她都报了考研辅导班，在徐家汇的交大校区，当时对于直升我还没有多大的把握，但为了能不让这段感情付之东流，我得做两手准备。所谓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万一不能直升，那么还有最后一条考研的路可以走。
考研简直是和高考一样折磨千万学子的酷刑之一。姑且不论题目的广度和深度，就光那些参加辅导班的日子就让人受不了，英语辅导时是在一个大演讲厅里，虽然有空调，但室外近四十度的温度，里面好几百人，把可怜的一点点冷气都烤没了，那种温度简直就是非常让人难受的温度，又湿又热，虽然不似骄阳底下的热辣，但汗依旧一点点流出来，基本上我总是睡一觉，醒来听课，然后再睡再听。
就这样，比其后来的数学辅导班还是好很多了。数学辅导班在一个巨大的阶梯教室里，没有空调，唯一调节温度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窗和吊扇打开，这种难受啊，至今刻骨难忘。于是整个辅导班期间都是上午上课，中午我骑车带她到附近的一家炒面小店吃三块钱一份的炒面再加一个蛋，那家店就在徐虹北路的交大子弟小学边上。然后在下午的课开始之前，我和她在交大里找一间教室，复习上午老师的经典例题和解题方法，按照老师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