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得尔沙听到客厅里“哗啦”一声响，慌忙打开客厅的门，问：“总统先生，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肯尼迪摆摆手，若无其事地说：“去，打电话，叫邦迪马上到我这儿来。”
米得尔沙职业性地扫视了客厅一眼，又仔细地盯注了总统一会儿，没发现任何被胁迫的迹象，这才轻松下来。
“傻愣着干什么？快去！”总统发怒了。
米得尔沙慌忙退了出来。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可又说不出什么，总统一向不让他参与国事的，怎么今天忽然让他打电话？
他看出，肯尼迪尽管在竭力掩饰，但睑色铁青，四肢微微颤抖，好像患了歇斯底里症。
难道因为那个女人？
米得尔沙自嘲地摇了摇头。
第二天，玛丽莲·梦露在她的公寓里自杀身亡。为什么？不知道。最近报载，她现在仍然隐姓埋名的在澳大利亚活着，只不过记忆被更换了，问及过去的事情，她什么也不知道。总之，玛丽莲·梦露是一个谜，一个世纪之谜。
10月30日，丹特上将向特混舰队下达命令：“军事封锁结束，各舰艇原航线返回。”
至此，历时一周的加勒比海危机结束。
二
赫鲁晓夫身体不适，一连两天没有进他的总理办公室。
克林姆林宫里显得有些混乱。
外交部、国防部、内政部、总参谋部，……各部门的头头，都在找总理，手头都有一大堆紧急公务等待办理，然而，总理失踪了。
赫鲁晓夫躲进了黑海岸边的一幢别墅。
自从斯大林去世，他从马林科夫手中夺过世界第一大党的总书记兼总理的职务以来，好日子似乎没有一天伴随过他。
国内经济一团糟，政治外交连连受挫，南斯拉夫独立出去了，罗马尼亚心照不宣自搞一套，中国、阿尔巴亚也和他翻了脸，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亦不再跟着他的指挥棒转，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地位，已经芨芨可危了。
加勒比海的事情，搞得他益发狼狈不堪，危机虽然过去了，他知道自己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小丑。外电这样评价他，他自己也这样评价自己。
当初所谓对等的从古巴和土耳其同时拆除导弹，纯粹是一块掩耳盗铃、自找台阶的遮羞布，他心里明白，肯尼迪心里明白，葛罗米柯和当时投赞成票的将军委员们心里都明白。尽管在联合国美苏双方达成协议时，肯尼迪发表了一通慷慨陈辞的演说，陈述了土耳其基地对于西方盟国的重要，表示了用土耳其的安全来换取美国的安全的不仁不义，倾诉了从土耳其拆除导弹基地的巨大牺牲和无奈的痛苦。赫鲁晓夫心里清楚，肯尼迪私下里一定会窃笑他是个傻瓜、白痴。因为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已经老掉牙了，早就准备更换。自己只不过是把肯尼迪早就打出的暗牌翻了过来，变成了明牌而已。
“我应该在柏林沾到便宜的，至少在亚州、非州的什么地方。”
此时的赫鲁晓夫，像输了血本的赌棍，懊丧、痛悔、气怒、屈辱……人类所能拥有的各种不美好的感觉，一齐聚集到他的心头。
他把自己与世界完全隔离开了。
他害怕见人，尤其害怕见到那班终日忙碌在身边的部下。哪怕他们的举止再谦恭，微笑再真诚，语言再轻柔。他的感受都不会逃开那两个字——讥嘲。
他害怕看报纸，国外的报纸他不敢看。一个个醒目的通拦标题就让他眼前发黑。
“赫鲁晓夫举起了白旗。”
“北极熊向山姆大叔跪拜”，
“赫鲁晓夫出卖了古巴……”
“修正主义的软骨病”
《每日论坛》报的一幅漫画更是气得他头昏。瘦瘦高高的肯尼迪，正在给矮胖的赫鲁晓夫佩戴一枚奖章，注明文字是：“听话的好孩子。”
国内的报纸他更不敢看。
“党的英明决策，”
“社会主义阵营的又一胜利；”
“核讹诈的破产，”
“美国乖乖从土耳其撤退。”
这种赞歌比讥讽和谩骂更令人难以忍受。
赫鲁晓夫觉得，自己的政治生涯就要结束了。
他不明白，为爬上这权力的顶峰，自己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究竟想得到什么？
此刻，他独自一人在翻看自己的影集。
照片集了厚厚的二十多本，有他和来访各国首脑的合影照片；有他出席各种会议，接见各联盟负责人的照片，有他下厂矿、集体农庄视察的照片。他感兴趣的，只是童年的照片和生活照片。
他一幅幅地翻看着，仿佛远离了面前的政治羞辱和懊恼，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儿时的时光。
有一幅照片，是他过七岁生日，全家人在一起聚餐时的合影。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妹妹，簇拥在一起，桌上摆着生日蛋糕，还有酒，尽管那时生活比较艰苦，可是整日伴随他们的是无忧无虑的欢乐。瞧！照片上父母的神情多么慈爱，兄弟姐妹玩得又是何等的开心啊！这儿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没有欺骗说教，仇视嫉恨。有的是天伦之乐，欢快、和睦。
看着这张照片，赫鲁晓夫的泪水流出采了，它让人胸襟大开，荣辱皆忘，它似乎使人的灵魂得到丁净化。
第二天，赫鲁晓夫便结束了休假，飞回了莫斯科。
三
北京。
10月24日。早上7点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刺叭里，正在播放中国政府关于中印边界战争的声明。
播音员雄亮铿镪的声音，使得不少晨练和上早班的人驻足谛听。
声明在扼要地回顾了中印边界纠纷的起源发展后，在临近结束时说：“……在以往的三个月内，中国政府三次建议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而不附加先决条件，但是三次都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尼赫鲁还公开下令要印度军队解放‘印度领土’，在10月12日命令印度军队‘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为此中国国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奉命进行反击，粉碎了印军的进攻，并消灭了侵入中国境内的一部分据点。
“中国政府认为，边境争端不应该用武力来解决，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和战争进一步的升级，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反击部队停火，并提出三项建议：
（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
（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
（3）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
北京的反响是冷静的、理智的，人们听个大概，便匆匆去上班或忙自己的事务去了，街头的煎饼锞子摊上，几个老年人一边喝着豆浆，吃着早点，一边闲聊着天气、菜价、及身体保健之类的俗话。
喜玛拉雅山的战争，对北京来说，似乎太遥远了。
四
10月25日上午9点钟，新德里人民院议会厅。
椭园形的大厅里，座无虚席，尼赫鲁坐在被质询的座位上，好像待审的犯人。
在尼赫鲁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这恐怕是最令他难堪的会议了。以往他虽然多次坐过监狱，受过审讯，但都是真理在身，常常把审讯场变成演说厅，在滔滔不息的辩解中伸张着理想和正义。
这一次他觉得窘迫、狼狈，每一次辩解都那样的无力、苍白。
“总理先生，前线战败的消息您一定知道，对此您有何感想，您认为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呢？”
尼赫鲁左右为难地说：“前线战败的消息我两天前就知道了，我的心情很沉痛，我不知道该责备谁，我们夺回失地的决策没有错，士兵们在前线打得很英勇。如果说错误的话，只是没有预想到中国军队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我们太善良了，这就是我们的错误。”
“总理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动手时，仅仅是把中国当做了一只任意被宰割的绵羊，而他们不会还手，是这样吗？”
尼赫鲁难以回答。
显然，他陷入了一个世间常遇到的令人头痛的悖论之中。
如果说印度军队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那么公众舆论可以谴责他只是把收复失地当做儿戏，什么“里窝那”计划，完全是一种欺骗人民的骗局。
如果说做好了准备，就要详细解释前线失败的原因，恰恰这一点，又是尼赫鲁无法启齿的。
一位议员站起来以退为进地说：“既然总理感到这个问题难以回答，我想换一个问题，请问，喜玛拉雅山下的军事行动，是按照政府的意志进行的呢，还是由军人自做主张决定的？”
尼赫鲁觉得每一个提问都那样犀利、锋锐，将他逼入窘境。他迟疑了好一会儿，才含糊着说：“这两者怎么能截然分开呢？收复失地，把中国人赶出去，是政府的意志，也是人民的愿望，军队遵照上述意志进行了部署。当然，具体的军事行动，是由军人们决定的。……”
那位议员又咄咄逼人地说：“那么说，梅农和他的国防部应该负主要责任了？”
尼赫鲁慌忙解释说：“我是政府的总理，在这件事上当然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请问，中国政府昨天发表了三点声明，总理对此有何感想？”
尼赫鲁轻“咳”了几声，说：“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声明完全是一种外交手段，是一种不光彩的欺骗舆论的伎俩，政府已经拟定了一个声明，今天的晚报各位就可以看到，中国人提出从他们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