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城后，大顺军纪到底是所谓“秋毫无犯”，还是“迅速腐化”“横行惨虐”，或者多少天后才失去控制，从来是历代史家争论不休的题目。然而有个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那就是大顺军中，除了行伍必备的军需外，还多了些非常具有大顺特色的东西：夹棍。这些夹棍十分霸道，《甲申纪事》称“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襄城伯李国桢只受了两下，就挣扎着爬回房去上吊了。全军到底有多少副夹棍谁也搞不清，但据说仅是大将刘宗敏就准备了五千副。
夹棍是配合那套大顺政策使用的：向明皇室贵戚各级官员“追赃助饷”。难为刘宗敏大老粗，硬是订下了如此细致的标准（据《甲申核真略》）：
凡作过内阁大学士的，追银十万两；
部、院、锦衣卫官员，追银七万至五、三万不等；
十三道御史、六科给事中一级的，追银五、三万不等；
翰林穷些，三万二万都可以，但绝对不能少于一万；
郎中、员外以下则各以千两计；
当然，勋戚不限数，能榨多少算多少……
一时间北京哀声震天，满目狼藉。金银珠宝没日没夜源源不断地运往军营。红了眼的大顺军将见钱财来得容易，谁还顾什么标准，后来几乎是见人就夹，管你是谁，管你有没有钱，夹了再说话！刘宗敏等人更是笑呵呵地夹得每天连轴转。
天下人翘首以待，盼着出个真龙天子来结束苦难，却不料盼来了一群如狼似虎的山大王！原以为闯王到了必将是一番慰问，接着由北京城起，推而广之将个口口声声的“均田”仁政推行天下，不料一出手就是夹棍！没几日，京城四处悄悄出现了哀悼崇祯皇帝的纸条，说是大明气数未尽，煽动大家为明朝报仇驱逐大顺军——看来，李自成还不如那个孤零零吊死的皇帝呢！
后世很多人由此找到了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就是这酷刑追赃，导致了京城的混乱，导致了民心的丧失——对大顺自己，也导致了军队的腐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顺军在山海关大战中的一败涂地。尽管不能简单地说二三十天内，那支连马都饮人血上阵如狮虎般咬人的军队，就被腐得筋酥骨软不堪一击了，但腰间的大包小包，必定也使大顺军多少失去了原来的矫健。
也有一些人为闯王开脱，说是刘宗敏之流目光短浅，不听闯王劝告只会搞钱搞女人，坏了大业。但是，追赃助饷难道不是李自成认可的政策吗？“比饷镇抚司”，这可是入京后大顺政权专门为了追赃设立的机构！再说，追赃也不是从北京城开始，向来是每得一地，坐上大堂便下手的，每副夹棍可能都使得油光发亮了，执刑的更是熟练得如解牛的庖丁。这套在夹棍配合下使用的追赃制度，随着攻陷城市的档次不断调整，到了北京，天下的中心，最高级别赃官污吏的老巢，难道能便宜放过了吗？
最重要的是，大顺军向来是没有正规后勤供应系统的，几十万人的吃喝，如果不追赃，大顺军饷，从何而来？
都说李自成输在了入京之后，其实，当年李自成大军喊出“随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时，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隐患。
对于在赤土上苦苦寻找着草根树皮乃至鼠雀死尸的饥民，开仓放赈、不纳粮、均田、三年免征，绝对是天底下最有诱惑力的口号。振臂一呼，几十万人狂吼着响应，李自成就是凭着这几条措施滚雪球一般集结了百万大军。
百万人马要吃要喝，又不用老百姓纳粮，如此情形下，追赃助饷，向昔日高高在上的蛀虫清算，这种实际需要与阶级复仇情绪相结合，最简单的方法应运而生，并有效地滋养发展了闯王的军队。
无疑，这些措施在起义的初期阶段是极为必要的。然而，当李自成的实力壮大到能够问鼎中原时，他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招引饥民从军了，还得好好想想，如何在已经控制的地区重新建立一种能够合理运转的经济秩序，并随着军事的胜利推行开去，直至整个天下。
而一个没有根基——完善的财政和税收制度——的政权，一路靠追赃这种抢劫的形式来维持运转，结果如何是可以预料的。
当年同样从草莽里发迹的朱元璋起事，老儒朱升送了他九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依此行事，打下了大明江山。相比对手崇祯的老祖宗，李自成明显违背了前两条。高筑墙，指的是站稳脚跟，李自成却是一点也不负于“闯”字，闯遍半个中国，轰塌城墙无数，可从来没有筑下属于自己的一道。很多年间，李自成部队都是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扔一个，打下了城池，劫掠一空后便呼啸而去，很少想到要筑墙站稳。广积粮，朱元璋是用一套有效的系统征收粮赋，李自成倒也从不愁没粮——粮食都在这一副副夹棍上呢，要多少有多少。
打下一城，把城里的头头脑脑土豪劣绅吊起来上夹棍，真正是“吃他娘，喝他娘”，当然痛快。然而吃光了呢，再换一城，打！打下来再夹！夹完了再打！
这种做法在军事上有其充分的优越性，不用守土、不需给养、灵活机动、慓悍迅疾，这就是闯王军队令大明君臣战栗的力量所在。然而，这只是种进攻时的优势，仅仅如此，绝保持不了浴血厮杀得来的战果。
李自成有没有想过，在杀尽贪官、卸下夹棍之后的城池中设立一套自己的管理制度，组织生产，建立后勤，摆脱以战养战呢？
好像没有真正想到。从建立大顺政权后，规定文官受武将节制的制度就可以看出，李自成到那时最相信的还只是刘宗敏之类冲锋陷阵的武将，还是把一切寄托在武力上——还是没能好好坐下来和文人们商议，设计一套合理的赋税制度。
这也决定了大顺军入京后“追赃助饷”的不可避免。
还有一些事情是值得注意的。
李岩投靠之前，李自成的军队与张献忠等其他起义军没什么本质的不同，烧杀虏掠基本不分对象由着性子来，真要说军纪好些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李自成在进军北京的路上几次派人与崇祯谈判，内容不是劝崇祯投降，而是想割据一块土地称王！甚至兵临北京，城破在即，还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找崇祯，而他的目的不过是：“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
李自成曾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
由这些事，再结合李自成迟迟不能建立即使是初步的财政赋税制度，只能说，他的眼光，从来没有达到足以俯视整个天下的高度，甚至还没有超出陕西之外。他应该是走一步看一步，对自己最终要做些什么心里没底。
他一定没想到这么快就进了北京。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被拥进了紫禁城。甚至连实习的机会都没有，西安的王座还没坐热，便上马开赴北京了。
在北京四十二天，李自成更是昏了头，从前弟兄们一路闯去，城市越打越大，关隘越夺越险，倒也刺激有奔头，如今连大明都城都已打下，一时间失去了下一步的目标——要说有，也不过只是正式登基了再说。从前是为了打倒明朝，如今蓦然成了这片江山的主子，李自成倒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
他所有的经验大都在于“闯”，当他突然转换身份变成守时，从前精明强悍的李闯王变成了迟钝愚笨的大顺王。
当一切迹象都证明吴三桂已经铁了心要作对到底时，他还是犹犹疑疑，亲征山海关时带着吴父、明太子等人，仍然幻想招抚，以致战机一再延误，最终大败。
有人说，李自成的失败在于手下没有萧何、张良、刘伯温、徐善长之类的高级谋士。也有道理，一进京就忙着招揽门生筹备登极大典的牛金星之流确实不太够秤。但一直清醒的人也是有的，如李岩，入了北京后见情况不对，上疏谏四事，大略是追赃要分对象要有限度、军兵不宜扰民、招降吴三桂等各镇明将等。对照日后的惨败，真正是一字一血。可李自成的反应是：“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
猜想一下自成当时的心情，是不是觉得这么多好兄弟，这么些年出生入死，提着脑袋随着老子打天下，如今终于打到了皇城，弟兄们快活几天不成吗？再说，那些奸诈龌龊的狗官，多夹几下有何打紧？
三百六十二年后，读史至此，不禁掩卷长叹。
明亡，是谁也不能挽救的事实，只可惜大好河山，落在了一个连自己也搞不清楚要做什么的好汉手里！
的确是条好汉，口口声声不纳粮，的确也做到了不纳粮的好汉！
只可怜这条好汉苦斗一生，竟不过是替野心勃勃的关外豪杰充当了一回抡着板斧的急先锋！
对于老百姓，均田不纳粮，千百年来一直是最美好的梦想。尤其是明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重如泰山，这时的李自成简直就是个救星。
按照当年的阶级理论，李自成当然能称得上是个农民阶级的杰出代表。用这种理论分析，李自成的失败似乎是由于进京后“腐化堕落”了，背叛了农民阶级。
而我看来，恰恰相反，悲剧就在于，李自成脱不尽农民习气，太快得来的胜利使得他来不及转换为另一个阶级——官绅地主阶级——如果能把旧时的统治阶层称为这个名号的话。
谁都不得不承认，治理天下，饱读经典熟悉历史教训的官绅地主阶级（本文暂且如此称呼），要远远胜过那些满腿泥巴的庄稼汉。更要紧的是，如果他们不真心拜倒在你脚下，而是在背后煽风点火，你就永远别想证明自己的皇位有多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