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他再也忍不下去了，终于鼓起勇气命庆亲王转告太后：“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出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忐忑中，庆亲王终于回来传话了：“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他其实不知道太后的真正回答——庆亲王没敢传达：“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多亏庆亲王多方劝解，太后方咬着牙扔下了这句话：“由他去办，等办不出模样再说！”
“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光绪欣喜万分，不自觉学着宫里太监干活时那样挽起了袖子。一番紧张筹备后，《明定国是》诏终于在今日向天下颁布了。
天色已经大亮，是个晴天，有风，一群白鸽拖着悠扬的哨音从紫禁城上空飞过。光绪，这个当年听到雷声都要躲到翁同龢怀里，多愁善感的年青人，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从没有过的欣奋。
《明定国是》诏书拉开了“戊戌维新”的大幕。这场维新对大清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革新规划，大略内容有：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广开言路，提倡臣民上书言事。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工商业；设立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举办邮政，裁撤驿站；奖励创造发明；编制国家预算，整顿财政。
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采用西洋兵制，裁减旧军；力行保甲。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以策试代替八股；设立学堂，提倡西学；设立翻译局；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
光绪是维新的主帅，而总设计师是康有为。
康有为，这个来自广东南海的汉子到了戊戌年，已是名满天下。随着政局恶化，国势日衰，从1888年起，他通过一次次高倡维新救国的上书，名声迅速传了开来；尤其那次为了拒签《马关条约》，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众，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公车上书”，更是使“康有为”之名传遍神州。之后在继续上书的同时，他和那些高徒，梁启超等人，风尘仆仆奔走呼号，组织学会、办报、办学、出书、演讲，短短数年，便已成了维新派的领袖人物。
虽说宫门深似海，但戊戌年前的五次上书，居然也有几封冲破重重关隘，送到了光绪手里。帝师翁同龢十分看重康有为才干，趁热打铁居间联系引荐，终于像古旧小说写的，在戊戌这年，君臣“风云际会”了。
国情危急，君臣都迫不及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读着康有为的第五封上书，看到如此下去“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光绪耸然动容，再坐不住，便欲立刻召康有为面谈。只是碍于成法，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再说也是年末过节，只好强忍几日；好容易等到戊戌大年初三，连民间店铺都没开张，便令翁同龢、荣禄、李鸿章等五大臣于总理衙门西花厅接见了康有为。据康自己说这次接见其实是一场变法和反变法的论战，而他在论战中占尽了上风。几句话便驳得荣禄哑口无言，忿然拂袖而去；最有名的洋务专家李鸿章也被他辩得双目直视无话可说。翁同龢将此情形报到宫里，光绪大为欣喜，立即下令从此对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
多年苦心，一条金光闪闪的通天大道终于铺在了康有为面前。
也许是时机真的成熟了，这年四月，翁同龢的死对头，恭亲王奕訢终于一病呜呼了。这位皇叔重臣一死，能牵制光绪的传统势力少不了松上一松。维新事业顿时少了一大阻力。
而且这时的天下，也呈现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惨痛的耻辱和多年的宣传，使维新思潮如一阵飓风，横扫天下，朝野为之大震。各种维新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间，北京、上海、直隶、湖南、广东、广西各省，先后成立的学会学堂报刊达300多所。北京作为飓风中心，更是如痴如狂。罗振玉回忆当时情景时说，自康有为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康自己也说，他所居住的上斜街门庭若市，“来见者日数十，座客填塞”。他轮流于各个会场演讲，当悲痛地说到“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任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的危局时，人人为之泣下；当疾呼“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时，人人拳头紧捏目眦尽裂……
如此看来，天下已是“人思自奋，家议维新”。康有为觉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偏向了自己，他摩拳擦掌挺起胸膛，准备接过这力挽狂澜的整顿乾坤大业。
这年，他四十周岁。按孔子的说法，正是“不惑”之年。
然而当光绪在四月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授他“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参赞新政后，却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们中有一部分并不是反对维新，只是觉得，以康有为担当这个重任可能有些不稳。
在很多人眼里，康有为是个哗众取宠好出风头的家伙。只看他的名字吧：自号长素，明摆着吹嘘自己“长与素王”嘛！素王是谁？千秋万代只有孔子一人！据说他天生狂妄，“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还老着脸皮自称“南海圣人”，老家人可不买账，都叫他“颠康”呢。为门下弟子取号更是将这野心暴露得淋漓尽致：如为陈千秋取号超回，梁启超取号轶赐，居然要超过孔门弟子颜回端木赐，真正是“狂悖滋甚”！
在世代受儒家谦逊退让教育的人看来，康有为这么些年上蹿下跳，只能说明他功名心太重了。如梁鼎芬所撰《康有为事实》说他上书奔走，皆因赴试不中，遂夤缘素无渊源的大员，上书谀颂以求富贵，实属躁进无品。还说诸公看不起康有为如此轻躁，“皆甚鄙之”。并记载了些令康有为难堪的事：如工部尚书潘祖荫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大学士徐桐见其言“嚣张卑蹈”，立将原书掷还；甚至还写到康嫖妓不给钱的劣迹。尽管此书是政变后所写未必全实，但康的忧国之心遭“躁进无品”误解，由此引起当时很多人，尤其是身居上位之人的反感，却应该是事实。
也有不少人质疑康有为的西学。外交家、兵部侍郎曾纪泽就曾对人说：“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康有为自己承认，他是在1882年进京赶考，途经上海，才“大购西书以归”学习西学的。他买的这些书，按参与翻译的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的说法，不过是西学基础，单科入门书。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曾参加上海举办的《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的征文比赛。主办方是长期推进“西学”教育的广学会，奖金由一直关心中国“变法”事业的英国商人汉璧礼捐助，老资格的“变法”思想家王韬主持评选。但是评委没给“康圣人”多大面子，在85位获奖者中，只授了他一个五等末奖，奖金3两。所以不少人怀疑，康有为的西学可能只是个半吊子。（据李天纲《1898年的中国：“戊戌新政”何以夭折》）
后来不少学者，如周谷城，也看了出来，康虽为维新运动的发起人，然其学问根底却在旧籍；在维新期间诸疏中，也看不出他对西洋学术有何深切了解之处。
还有人干脆对康有为的中学也产生了怀疑。说他的力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不过是剽窃了学人廖平的文章。但不管是不是抄的，这两部书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居然用些荒诞不经的考证，断言千百年来被奉为圣典的四书五经竟是刘歆为助王莽篡位而造的伪经；甚至胆敢称孔圣人一辈子都在“托古改制”，所谓尧舜文王周公，都是圣人为了寄托“改制”制造出来的，真正是荒谬绝伦！用梁启超的话形容这几部书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一点也不为过。尽管也达到了打击封建传统，动摇教条根本，解放思想，为维新开路的作用，但被这“邪说”吓跑的人可能更多。
人们暗暗在心里犯愁：这样的康有为担得起变法维新的大任吗？
荣禄就是对康有为极其厌恶的一位，曾说过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作为慈禧的心腹，他的看法也应该代表着太后的观点。然而慈禧为什么还放手让光绪康有为去干上一番呢？
说慈禧坚决反对维新也许不确切，毕竟被洋人随意欺负、动不动割地赔款，作为天朝之主，这份窝囊滋味也不好受；她若不支持，洋务运动便搞不起来；庚子后看清大势所趋，在她主持下也进行了不少并不亚于戊戌年的改革。她曾说过：“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
然而慈禧最怕的并不是洋人，也不是维新——只要维新的程度在她所能容忍的度内，而是大权旁落。尤其是光绪长大后，这种危险一日日增加。按大清国法家规，她早该在皇上大婚之日便归政于光绪，颐养天年去。但操了几十年王朝大权的慈禧如何能忍得了冷清寂寞的生活？她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证明光绪离开她还是寸步难行，这天下还必须得由她老人家来掌舵。既然光绪自己跳了出来，那就让他在天下人前好好表现一番吧——这个连打雷闪电都怕的小子有几斤几两，慈禧还能不知道？所以她一点也不在乎康有为有没有能力，甚至还可能希望他本事不济些，也好让天下人看看，天天叫嚷的维新不过是场行不通的闹剧。也许她还有一层算计：正好趁此机会把满朝文武重新过过秤，看看哪些人糊涂油迷了心，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