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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来，一直坐在台下搞些拆台柱、挖墙角、摔火盆子、激雄鸡相斗之类权术的袁世凯，如今自己端坐在台上光着膀子承受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一日日焦躁起来。据说他常常独坐居仁堂，喃喃自语：“这共和是办不下去了。”
他仰起头，茫然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射出的明黄光射入眼睛，袁世凯突然觉得精神一振。他记起了另外一种力量，一种即使是当年他的势力盘根错节遍布朝野时，只凭着一纸诏书便能令他立时手无寸铁的力量——皇权。他的血液马上沸腾起来，顿时觉得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命运原来如此一致、如此密不可分。他决心把这种力量从凄惨的冷宫中重新寻找出来，浣洗一番，注入自己的脉管里，使这双已经有些无力的大手重获无上威权，重重地压住这躁乱无序的天下。
那一系列复古官制、尊孔祭天的行动不过只是前期热身，真正的开场锣鼓居然从海外传来。1915年8月3日，北京《亚细亚报》上刊出了一篇论文，《共和与君主论》，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行政法教授，美国人古德诺。这位著名的法学家还有一个身份，袁世凯的宪法顾问。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采取何种国体，应与本国的历史习惯与经济状况相宜。他在文中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总之，目前民智低下，还不具备参与政治的品质，所以当前“共和制不如君主制更符合中国国情”。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文一出，舆论大哗。明眼人都已经看出，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劝进，革命党当然是义正词严地唾骂；可一些外国人，如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有贺长雄等，却纷纷发文附和；美、德等国也明里暗里为袁世凯撑腰打气。国内除了那些请愿团之流令人发噱的闹剧外，杨度等一干名流也趁势抛出各种所谓的帝制理论依据，如什么《君宪救国论》之类。一时间，围绕着袁世凯，帝制呼声甚嚣尘上。
袁世凯当然十分愿意相信这些理论，于是信心更足。终于，他要揭下那最后一层幕布了。
这时有很多人劝告过袁世凯不应跨出那最后一步，如张謇就恳挚地劝其做华盛顿，而不要效法复辟失败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梁启超也用心良苦地忠告过袁世凯：“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
说得再多、再声泪俱下，对决心已定的袁世凯都是青石板浇药，一点疗效也没有。他置若罔闻，埋头按自己的计划做去。也许，他也意识到了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冒险，但他相信幸运会一如既往地庇佑着自己；再说，他今生所有的成就，都是从一场场大大小小的冒险中来，他竭力说服自己：他应该还能控制局面。
就像他不用几年就能把总统经营得可以终身连任，可以指定继承人，虽然还没有正式名分，却已有了皇帝之实——而这天下还不是嘀嘀咕咕骂一阵子后又风平浪静了吗？
还有人劝他，既然有了皇帝之实，何必贪那虚名呢？袁世凯微微一笑：
大总统的礼服如何能有皇帝的龙袍那般神圣、那般威重、那般令人仰视？天底下那些不安生的崽子们，得靠这件龙袍去镇呢。
袁世凯没有料到这回会败得这么快、这么惨：自己这个“洪宪天子”连头带尾不过只做了83天。而且这次失败丝毫不可挽回——他已经无路可退：尽管见势不妙便立即撤消帝号、恢复责任内阁制，但已为时太晚。手里所有的牌都已经打完，他已经被架起，即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举国怒骂声里，忧愤恐惧的袁世凯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袁世凯是败于称帝，这无可疑问。然而，让我们再仔细看看当时的檄文，也许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1916年5月8日，广东成立军务院，作为独立各省的联合组织。军务院的北伐《出师布告》中说：“天下汹汹，徒为袁氏之故……我师之起，职在讨袁。非袁自退，黎大总统继位，不能罢兵。守此范围，无敢逾越。”梁启超也明确说过，斗争目的只在推翻袁一人。
到底是讨袁世凯，还是讨帝制呢？倒过来说，这些义愤填膺的地方武装认为，该被彻底打倒的，到底是袁世凯还是帝制？
粗看这个问题不必深究，讨的就是袁世凯这个搞帝制的人，两者原本就是一体。可孙中山毕竟眼光不同，他的讨袁宣言便说：“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然而，在那场直接导致袁世凯覆灭的护国运动中，他兵微将少，不过是个不起眼的配角，声音微弱得很。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讨袁一人，和彻底推翻帝制捍卫民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
尽管辛亥后，民主共和的口号越来越响，但后人不得不承认，这仅仅是表象；或者说，一般民众对共和的认识还只停留在很浅的表面。从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等作品里分明可以看出，广大农村其实还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觉悟，他们最盼望的还是出个真命天子来结束这板荡的乱世。海外康有为的保皇党仍旧兴风作浪声势浩大。军阀中明的有誓死不剪辫子的张勋，而暗中与满清退位朝廷眉来眼去两头观望的也不在少数；甚至到了1922年溥仪大婚时，民国派来祝贺的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还在鞠躬后突然下跪磕头，说刚才代表民国，现在却是“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倒把溥仪吓了一跳。北京城里，还常能见到翎顶袍褂打扮的人招摇过市。不少人认为，帝制并没有过时，甚至比新鲜陌生的共和还要有号召力，他们满怀信心地等着共和倒台，等着恭迎圣人正位。
回头看古德诺那份被批得臭烘烘的《共和与君主论》，文中说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写得很不堪，但却是事实。中国政治，千万年来都是政府领导民众，如今骤然由民众操纵政府，结果可以想象。且不提底层的老百姓，就是那些革命党人本身，对共和又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呢？定宪法、开国会、组政党，看起来有模有样，但不过是“抄袭欧美成法”；各党党纲并无多大区别，反正都是一些口号，连自己也不大相信；还有不少党员，不过是借着党争之名争权夺利，当时便有不少如“党棍”、“党痞”、“吃党饭”之名称（钱穆《国史大纲》）。这样的所谓共和与帝制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都是夺权的手段。
新旧军阀还从革命党那里学来了几个很有力的新口号：“独立”、“联省自治”。动不动就通电宣布独立，全国各地此起彼伏不时响几声炮，甚是热闹。
在推翻帝王君权大山后，中华大地就像猛然炸开的高压锅，骤失去重压的粥汤四处飞溅沸得一塌糊涂，给人的感觉比从前还要糟糕。
有人说那时的中国存在离心的隐患，的确，突然失去了最高中枢，心都没有了，如何能不离？
所以有很多人在苦苦思考：共和，到底能不能收拾这残局呢？或者，还是得请出这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老法子——君临天下？
所以很多人其实并不坚决反对帝制，他们只是反对老袁。
欲令智昏之外，袁世凯称帝的重要目的是想借此加强中央集权，集权则势必损害地方势力，这个矛盾并不能随着什么帝制而解决。相反，袁世凯此举，恰好为散在各地的军阀提供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来反抗他重树中央权威。换句话说，即使袁世凯不称帝，只要集权的矛盾激化，照样要起兵反袁。地方势力只有一个目的：保存自己的实力，不管你中央是帝制还是共和，来削我就要想法子对抗。从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的尴尬局面也可以看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蛮横：各省军队只是伸手要粮饷，根本不听指挥，黄兴这个陆军总长基本上是个空头司令。
只想不被削弱还是指一些安分的，那些也有野心的更是不甘一辈子憋在人家脚下。从前有皇帝在时，大伙再有志气，终极目标也不过出相入将；共和后，说只要有本事能治国，谁都可以争总统，这下顿时提升了很多人的眼界：敢情老子也有可能坐坐那把大交椅啊！这样的人，对任何人当一把手都是不甘心的，时时刻刻在窥伺着机会。现在老袁昏了头，把个大屁股高高翘起让人打，还能不出死力吗？
再说老袁在世人心目中毕竟分量还欠得远。这老小子一直喜欢玩阴的，告密杀人，不择手段，实在不能让天下人心服。让你做几天总统过过干瘾倒也不妨，想化国为家，没门！当初大伙一朝为臣，见面作个揖便行了，现在更是只要拉拉手，可称了帝后便得三拜九叩，这份憋屈，犯得着吗？谁不知道你老袁的根底啊，你自己叫人吹嘘是什么真命天子、真龙下凡，可民间都流传你老袁是只癞蛤蟆转世呢！这大位，你配吗？连一心想复辟帝制的遗老都觉得袁世凯坐这位子可笑可怕，真正是鸠占鹊巢，不倒才是没天理。
还有一些军阀，尤其是北洋内部，本来就对老袁的猜忌削权越来越不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