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党玻坏共攀敲惶炖怼！�
还有一些军阀，尤其是北洋内部，本来就对老袁的猜忌削权越来越不满了，更怕他万一称帝成功，日后跋扈轻浮的“太子”袁克定继位更不得了。段祺瑞原本就和“太子”结过大梁子，克定甚至想找人做了段，被老袁制止才算了事；连北洋军中最为敦厚的冯国璋都讨厌这小子，说：“像这样的曹丕（指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
段、冯这等左臂右膀都寒了心，如此形势，袁世凯安得不众叛亲离一败涂地？
然而假如袁世凯是个能孚众望的人，或者，此时另外出一个能力德行都远胜于他，在一般百姓眼里有稳坐龙庭福分的角色来逐鹿中原，三搞两搞，会不会真个把帝制重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栽活呢？
这也是幻想。虽然当时帝制的念头还常常在很多人心里转悠，但仔细看去，那盘旋在梦里的金龙，早已绝了气息。不过是一时并未烂尽，浮在时代大潮中随波飘舞，如幽灵的影子一般，才被些视力不济的人误认为还有生气。
尽管农村还未真正开化，可毕竟辛亥后共和已经在人民心里扎下了根。谁也不能否认，共和取代专制是极大的进步，是质的飞跃，是不可抵挡的世界潮流。当时的形势就像一道千年大坝，寿命已到，到处出现裂隙，再怎么修堵也是徒劳，溃堤狂泄是迟早的事。谁妄想力挽狂澜，只是螳臂当车般的不自量。
初生的共和虽然现在看上去软弱无力，但一样能建立强有力的中枢，而且这中枢所依靠的力量来自广大民众，远胜于昔日的乾纲独断。袁世凯的悲剧就在于以他的思想不可能理解这点，他所有的经验都从官场倾轧、尔虞我诈的较量中得来，只信奉从上到下的强权镇压，从没有正视过来自民间、来自大众的力量。大时代来临之际，他最终不能扭过脖子，还是回望老路，乞灵于皇权来重铸中枢，使自己成为天下所有枪炮的靶子，结果只能是走向彻底的毁灭。
为他设想，最合理的措施不是称帝，而是开发民智。只有使民主共和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才能树立一个拥有广大民众支持的有力中央，才能由各省各地由下到上逐步实现真正的民主，从而自然消灭所有割据势力。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后人的一厢情愿，袁的野心和耐性，都容不得这个长远的计划。孙中山到底伟大，经过一连串挫折，终于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在建立共和国后应该有一个“训政”时期，来开发民智，训练民众参政能力；鲁迅等文化巨人，痛定思痛，也回顾自身，开始血淋淋地挖掘国人骨子里的奴才根子，全力改造国民性。
所以袁世凯的失策可以这样来比喻：好比有人得了一辆汽车，却不会驾驶；他应该怎么做呢？是好好向人家学习驾驶技术呢？还是卸下发动机，搬出辕轭，套上牛马，挥舞着鞭子赶路呢？不幸的是，袁世凯选择了当车把式。
且不说凭袁世凯的力气尚不能胜任赶这车，退一万步，就算他真的晃晃悠悠稳住了身子，大车上路，也只能落个被一辆辆汽车飞快地超越，闻烟咽土的份。一遇争端，更是只能老老实实挨宰——谁叫你落后人家几个世纪呢？
民众的成长需要时间。
袁倒之后，表面上中国政局看不出有什么好转的迹象，给人的印象甚至更为混乱。从前还大致分为南北冲突，现在却不分东南西北，连北洋内部也杀机四起，整个中华大地，谁也数不清到底被割成了多少块，触目是狼烟，到处是刀枪。“全国无所谓中央，政治无所谓轨道，用人无所谓标准（钱穆语）”，各处政事在鸦片烟中、麻将桌上、姨太太堆中运转。百姓苦不堪言，连远在乡间的九斤老太都哀叹：“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年纪大的不觉怀念起当年光绪爷在位时的光景，四顾无人便狠狠咒骂：“天杀的革命党、天杀的袁世凯”，祈祷着有朝一日，能亲眼再见真龙天子再登大宝，重开太平……
民主共和倒是喊得更响亮了，不过却像从海外购得一大堆先进的建筑材料，原本足以建造最时尚的高楼，一时却找不全这么多懂施工的人干活；有力气的便零零碎碎各自抢得一份，按着各自需要各自理解各自造起房来：如此怎能不出现遍地的碉堡山寨？——好在谁也不敢再用这些材料试着建一座皇宫。
专制的中枢已然覆灭、民众的中枢尚待成长，这段两头落空的空白不得不过得分外艰难。
但再无力、再丑陋、再幼稚，辛亥后的中国毕竟已经进化到了人；如果回头，即使再强壮、再完美，可究竟还是猴子。
这不过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这辆能追赶时代的汽车，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原理、在练习驾驶；越来越多的热血儿女，正埋头琢磨其中的关键：民主和科学，琢磨着怎么向昏睡中的父老乡亲宣传介绍、教授使用方法……
虽然还是满目废墟，但建造宏伟大厦的图纸已经在细细设计、在一稿稿修改……
辛亥革命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
千万年来禁锢着华夏子孙热血的大坝上，裂隙一分分一秒秒在龟裂、在扩大、在联合；冰山底下，地火在无声地奔流——
无边黑暗里，一轮新生的红日在乌云深处挣扎、跳跃，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那喷薄而出的一刻。
中国人大都注重身后名声，袁世凯缺乏法国昏君那种“我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洒脱，尽管我们可以说他是痴心妄想，可他当然也希望这轮红日能在自己手里升起。但他几十年一惯饱满的自信却随着登极大典的到来一日日消解，还没坐上龙椅便已经满心忐忑不安。
故宫太和殿中龙椅正上方，十多米高处的藻井内，有一个金龙口衔着的硕大铜球。此球称轩辕镜，相传为黄帝所造，专门审视着底下的历代天子，如有假货登基，立即落下砸死僭越者。
袁世凯筹备登基时看到此球，立即下令将龙椅往后移了两米。
是对自己是否上应天命心里没底，还是压根就害怕这大铜球也和帝制一样，已经不牢靠，摇摇欲坠，随时会自个掉了下来呢？
踏着台阶一步步走向龙椅时，自信不足的袁世凯有没有犹豫过呢？也许，此时他想到了袁家历代祖先都没能活过六十岁，而他自己过了年便已是五十七了，于是一咬牙，将所有的一切做为筹码，往龙椅上狠狠押了下去……
不知袁世凯坐在龙椅上接受百官朝拜时想的是什么。肃穆之际，他有没有记起另一个儿子，袁克文，劝谏他打消帝制念头时写的那联诗呢：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横眉 ——傲然出世的“民族魂”
有一些人是只适于用黑白照片留住影像的，比如鲁迅先生。也见过一些先生上色的照片或是肖像油画，可总觉得反而少了一些神韵。至于少了什么，很长时间内却说不上来，只是觉得黑白照中的先生，更能给我一种冷峻的感觉。
也许，这种感觉就是先生所说的“横眉”。
终于到了鲁迅。
如果把这组文章的写作过程比作一次登山，那么，无疑，现在我来到了最高那座峰的脚下。其实，在之前的旅程上，每当我思绪混乱时，便会仰头，拨开缭绕的迷雾寻找着重峦叠嶂背后那想象中的一抹白色，于是就能感到一股温暖的寒气，不多时便可以冷静下来——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掩住那座山峰的；而那峰顶，一定覆盖着厚厚一层的皑皑白雪，即使海枯石烂，也不会消融丝毫。于是每完成一篇，便多一重欣喜，因为离这座大山又近了一步；更是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一定能将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出色，毕竟这是朝圣，而不是观光。
然而开始攀登后才发觉自己的力量实在小得可怜，面对巍峨，竟然提不动手中的笔。除了瞻仰，我根本无法对这座山进行任何全面的描述，即使只是一角山岙，也足以使我用一生徜徉其中。于是便想放弃，但实在心有不甘，可每次提笔却又颓然垂下。如此苦思多日，究竟想出个法子，既然我没有能力俯瞰剖析这座大山，那何不转换一下角度，看看山四周的景色，好好想想：这座山的出现，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或者，是谁的力量，使得这高山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离我们这么的近，近到令我无数次地假设，如果医学能帮助先生度过1936年，也许会有一段时期，我能与先生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那可是需要几世修来的幸运哪！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大山的边缘，那山脉绵延而来的方向。
1929年，鲁迅又一次打起了官司。与四年前那次因“女师大风波”被免职，从而起诉以章士钊为总长的教育部不同，这次的被告是他北大的学生李小峰。李还有一个身份，是鲁迅合作多年的出版商。原因是李小峰的北新书局暗中克扣了鲁迅大笔版税。8月12日早，他“寄李小峰信，告以停编《奔流》”，下午便约请律师；次日委以杨律师“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当然，这场官司没有疑义，理直气壮的鲁迅赢了。李小峰解释道歉后，11个月内结清历年所欠鲁迅的版税；双方依据《著作权实施细则》重新签订合同，继续合作。经过此次对簿公堂，鲁迅追回了版税八千二百多元。
且不提鲁迅在世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即使只是普通文人，在一般人眼里也是高洁的，而金钱不用说是庸俗肮脏的；任何把两者扯在一起的行为都是对文人、对文化的亵渎。当年郑燮游戏人间，挂出《板桥润格》，说什么“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对自己的书画明码标价就曾激起过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