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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梁漱溟，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朋友，在北大时就认识，并在延安多次通宵纵论天下大势的“座上宾”，一夜间成了全国人民的批判对象，一个活靶子。
毛泽东亲自参加了对梁漱溟的批判。言谈间嬉笑怒骂，把具有无比威力又生动活泼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最后，大笔挥去，轻轻松松给梁漱溟定了性：“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梁漱溟反动透顶”……
在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中，有一个词的运用频率很高：“一贯反动”。时人当然有此看法，梁漱溟，毫无疑问是一直——如果联系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永远——站在潮流之外的人。
甚至可以说，梁漱溟是以背对着潮流的姿势登上历史舞台的。
辛亥革命后，政局总上不了正轨，反而还愈发不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究竟该何去何从。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环绕着中国出路问题，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论战——新文化运动。参加者数百人，专著数十种，其规模之大、触及问题之深和延续时间之长实属近代史上空前。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巨人，如鲁迅等，矛头直指封建伦理道德，猛烈抨击孔孟学说。战果是辉煌的，西学当然大胜，新文化的发展势头简直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尽管还有些遗老死命撑着，“孔家店”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的局面，盛行几千年的儒学虽说还没有沦落为过街老鼠，但在大多数人，尤其年轻人眼里已经成了腐臭的僵尸、可笑的小丑。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来到北大授课。刚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长室，当着陈独秀的面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犹豫了一阵才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漱溟正色道：“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四年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干脆高高供起释迦放在一旁，全力发挥孔子思想，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
来到北大那年，他不过24岁，绝对算是青年。
不仅仅在学术上，他的反大流甚至反到了如何对待卖国贼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五四时，群情激奋，曹汝霖住宅被焚，章宗祥被痛殴。而梁漱溟在当时唯一的公开评论中，却强调曹、章也应该享有公民权。
其实早在儿童时，梁漱溟便已经形成了这种对主流意识有自己独特认识，决不肯随便附和的性格。他作文喜好翻案，先生的评语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跟着还有一句：“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这种性格应该来自于他对父亲梁济的遗传。梁济一生始终是个异类。朝廷守旧之时便已经醉心西学，鼓吹革新立宪，批判传统文化；等辛亥成功清廷真个退了位，新政当道，倒立志为清朝殉节；张勋想复辟，又不以为然，极力劝阻；复辟失败了，却致信张勋以死节相励——张勋才没有活得不耐烦呢，拍拍屁股跑到荷兰使馆避难去了。
于是，他自己投了湖。遗书是这样写的：“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或者，一生矛盾的梁济自杀并不是殉清，因为他多次说过拥护共和；而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对人生的绝望；左冲右突一生，却仍然看不清道路的绝望。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看出殉清背后这更重大的意义，包括新派陈独秀徐志摩等人在内，都感叹，他这是为了沦丧的道德殉节，确切说，是殉道。
梁济应该认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于是，投了湖。
梁漱溟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不仅仅是不从俗的性格，更多的还是对天下事的责任感。梁济一生从未处于历史的风口浪尖，除了自杀之事稍微引起些注意，可以说很平凡。大半辈子只是做塾师、幕僚，年届四旬方以举人入仕，也不过做些中下层闲官。这类人，一般来说只要自己愿意，任他时局再变，生活可保无虞，尽可以优游卒世，可他却因为对世事的绝望而选择了自杀。这种悲壮高尚的心态在遗书中说得清楚：“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这充分表现了他的骨子里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当“兼济天下”的烙印。
父亲的人格无疑给了梁漱溟最深刻的影响：从小便立志做个伟人，拯万民于水火之中。后来梁漱溟回忆童年这样写道：在父亲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动着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
这种责任感随着梁漱溟的成长一日日加强，使他小小脑袋中充满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大命题，他写到：“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过自杀。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亲终于得到了解脱，至亲的逝去再次诱发了隐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时的魔障——他开始暗暗筹划着离开这个人世。多年后他不止一次提到这段精神迷乱的时期，可每次叙述都有所不同。但有一种记载最能说明问题，他说那时想自杀的原因是“要强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讨厌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起了自杀念头，只因发觉自己的力量太小，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竟然无法使出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力气。
这其实是每个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都经历过的理想幻灭阶段，然而相比普通人，这打击对从小就立志做圣贤的梁漱溟却格外沉重。同时他的第一份职业——记者，又把这种幻灭真真切切地放大了很多倍，把整个世态的丑恶清清楚楚地摆放在他眼前。他回忆说：做记者期间“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尽不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最苦闷之时，一声梵唱于头顶响起，少年时为探求人生问题而涉猎的佛典在黑暗中大放光明，二十岁的梁漱溟颓然跪倒于释迦脚下。不久梁漱溟便以为得了大彻悟，人生本苦，能解救的唯有佛祖的大慈悲大法力。于是他“决定立愿出家为沙门”，同时开始吃素——此习惯保持终身。
但从小形成的社会责任感仍然时时刺痛这个年青人，他并不能做到心如止水绝缘红尘——那样的“自了汉”是他一直最鄙夷的。禅房中，有的不仅仅只是佛经，百家著作堆了一地——漱溟还是未能忘怀世事，还是致全身心之力为这板荡的人世寻找着药方。甚至可以说这种心情越来越急迫，尤其是1917年南下湖南一行，正值兵燹，沿途触目惊心，百姓苦不堪言，漱溟慨然提笔，做《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热血重新沸腾起来。文中他写道：“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而在吾曹！”看来，他已经调整好了心态，准备挽起袖子救济苍生了。
1917年，梁漱溟终于推开那扇紧闭多年的禅门，重新回到了人间。在世人眼里，时隔几年后的梁漱溟，还是那个冷峻中带着高傲神态的小个子，似乎一切和几年前没有什么改变；然而梁漱溟自己知道，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绝望的青涩后生，而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他坚信，自己已经为这片悲惨的大地——哦，应该是整个世界，所有的人，找到了一味灵丹，足以将所有的地狱点化成为天堂。就像他在《究元决疑论》的跋中说的：“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
他现在心中再无疑虑，认为自己已经得了大道——已经是一代宗师。
梁漱溟苦思多年的大道，正是被攻击得奄奄一息的儒学。
他对儒学的皈依，看起来很有些荒谬。由于梁济雅好西学，认定传统文化于中国无益有害，打小对漱溟进行的教育便是西式的。六岁开蒙时，漱溟学的第一本教材不是《四书》，而是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后来入的也是新式学堂，接受了西化的教育；直到成年，梁漱溟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竟未一读”。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儒学并不看重，说：“漱溟初入于出世思想时，盖甚薄视孔子，及后乃从此问题证出孔化之至足贵。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其圆满抑至于不能有加……”
何因竟会让一个受多年西化教育的新青年猛然转回到儒学之路上来，外人很难细析，就是梁漱溟自己说来也很有些神秘。据说有天作文，下笔总不如意，思路空前的混乱。他不禁诧异，掷笔长叹。为了清心，随手翻阅案头的《明儒学案》，忽见“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字，蓦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