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他不禁诧异，掷笔长叹。为了清心，随手翻阅案头的《明儒学案》，忽见“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字，蓦然心惊头皮汗出，从此有省，遂弃出家之念。
后来梁漱溟回忆一生，连自己也觉得好笑：“在学校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
这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嘲弄？摇头晃脑背着四书五经长大的胡适，和从小念着太平洋、大西洋、ABC的梁漱溟，怎么到头来却调了一个个呢？
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门学说的真谛，却需要来自远距离、甚至是反方向的观察才能真正体认吗？
其实梁漱溟的推论过程与陈独秀等时代弄潮儿基本相同，都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直至辛亥革命后的混乱这延续的一连串惨痛教训中看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下同）英雄所见略同，都发现不仅仅铁甲、火炮、声光电是皮毛，就连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一样是枝叶；他们顺着藤一路摸了下去，都摸到了最后的根本：“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所以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种种不成功，“全然不是一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人生哲学”，“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的改革皆无效用”。所以，“现在最要紧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这个问题有三种解法：对传统文化的摒弃、调和，或者进行改造使其重新翻身。当时主流在于前两种方法：激进些的说中国的症结在于“自己不长进”，“乃至道德都不对的”，应该连根拔去，整出沃土来栽培西方先进伦理；沉稳些的则试图调和中西，以求通融；而梁漱溟却提出了独特的观点。
他以为，人类有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变换自己的意思调和持中”、“反身向后要求”，分别以西方、中国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用个比喻，有人得了间漏雨的小房子，西方文化是想尽一切法子补好漏洞；中国则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将漏雨化作一种诗意，做到随遇而安怡然自得；印度更干脆，如鸵鸟般把头扎入沙中，取消这个问题：有这房子吗，要这房子吗？
他并不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而认为目前“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他却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哪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暖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尽管他多次说过东西方文化原本没什么高底之分，言下却隐约有东方文化高于西方之意：无力只是由于早熟。
西方文化在他看来，尽管成就很大，却充满了危机：使得“宇宙和人生断绝隔阂，矛盾冲突，无情无趣，疲怠垂绝”，以致“病痛百出，世人都想抛弃它”——不是连西方哲人杜威和罗素，都对自己的文化反感，对遥远的东方文化有着真诚的向往吗？而印度文化，却由于看得太透，直面了人类永远不能解决的生老病死这个终极无解的题目，也并不适合当今社会，“此刻还早的很，是极显明的”。
所以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度世良方：
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这个改法绝不是调和，因为这几种文化并不能相通：“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走终究有一天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多久，也不会走到西方人达到的地点上去。”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他认为所谓东方文化，孔子无疑是理所当然的代表——梁漱溟于是为自己定下了一生的事业：发挥孔子学说，弘扬东方文化。
梁济应该感到欣慰：他的儿子，不到三十岁，就找到了他自己理想中的正道。
此说一出，梁漱溟“暴得大名”，以区区讲师成为学术界知名人物、新儒学的开启者。当然，正值西方思想方兴之时，世人对这种逆流的学说自然是贬多于褒。对评论他的文章，无论褒贬梁漱溟很少作答，直到胡适做了那篇在他看来“语近刻薄”的评论文章后，才写信抗议；请胡屈尊用些心思“俯察”原书后再说，不要“像看北京《晨报》一样，匆匆五分钟便看完”——他认为胡适没有真正弄懂他的理论。
但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他的学说，梁漱溟心中坦然，他认定自己掌握了真理。
自认开悟的梁漱溟现在已经坚信，自己就是那个两千五百年后在危难关头复兴孔子思想的人。这种自信在1942年避日军从香港逃到广西后写给儿子的信中表达得很明白：“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而弘扬重光之任“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甚至逃难途中，他面对遍地炮火匪盗安然自如，绝不信自己会有危险——宏道事业未成前，上天是不会让他死的：“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也许真是上天的安排，梁漱溟一路逃来居然甚是顺利，处处有朋友帮忙，人人对他尊敬，据说他是香港沦陷后最早脱险的文化人。
自然，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说他狂妄不自量。但梁漱溟毫不理会，只是根据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他认为，光写在纸上不能落实的思想绝不是真理。本着对儒家文化的“新认识”、“新设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脚踏实地的改造社会：办学、乡村建设；同时，为了天下生灵，他一次次风尘仆仆地于国共两党间奔走疾呼，苦口婆心地想促成和平、弭灭战火……
民国中后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梁漱溟都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人。当然在不少人眼里，他很有些迂腐。这种迂腐当年在曹州办学时便可见一斑：为了倡导财产公有的观念，他实行学生自愿交纳学费的制度，三个月便导致全校瘫痪，还落得学生不交钱却嫌伙食不好的埋怨，只好辞职了事。后来在国共两党间劳而无功的弥合，时常搞得两头受气，忧国忧民的同时多少也显现出这种天真。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在1949年，国民党陷入绝境时说出这样的提议：凡是国民党高位者，自认失败，对不起国家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他对行政院长孙科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孙科如果有勇气，就应当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接着掉转话锋，呼吁共产党宣布三年休战，而且对国家人民所遭苦难，同样要感到歉疚！
也许梁漱溟并不是不知道道德在乱世时的苍白无力、自己这些努力根本无济于事，但在他看来，这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真诚。这种精神的根本应该是孔子说的，人人心中皆有善性——他以为后世几乎没人能理解孔子的本来精神，而多宗于荀子的性恶论，以至多从外面用力，约束限制猜忌防备，失尽了那份最宝贵的“真”。这就是他说的：要“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他并不认为这是迂腐，而是如孔子那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同年四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后，毛泽东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其中一联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就是对他提议的回答。
终于，他与毛泽东面对面了。
可以说，与新文化运动时相似，梁漱溟和毛泽东也是由一样的推论过程得出了不同的答案。两人都把重建中国的希望放在了农村，都觉得中国必须由下到上完成建设。梁漱溟最接近毛泽东的观点是，他也认为建设农村的事业必须依靠群众自己：“乡村建设的组织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而不是一个依靠外力维持的组织。”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的困境在于“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文化失调。而城市，却浸染西方习气过多，“将中西弊恶汇合为一”，改造起来困难得多；寄希望于上层向下改造也已经充分证明了只是幻想——军阀权贵只能割据破坏。所以他的计划是在多少残留些儒家道德的农村开始国家重建。正是这点，使得梁漱溟视共产党建国初期把工作重点转到城市看成错误：你把农村搞好了吗？政事和文化协调了吗？根基不稳，怎能冒进？
根本的区别在于，梁漱溟希望农民觉悟之后，最终获得的是和谐仁爱这个儒家根本思想，而毛泽东却交给了人民刀枪。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两人着眼的，都不是眼前的三五十年，而是为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