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控御臣下的“术”！这岂不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邪说吗？然而这个董仲舒鄙夷之极的狡猾的所谓儒生，居然凭着这套说法平步青云，对策时被天子擢为第一，并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深得皇上欢心，前途一片光明。更可怕的是，时下朝廷里，那些酷刻残忍的文法吏事，也学着公孙弘，全挂上了儒家仁义礼智的外饰。
董仲舒愤愤不平，这分明走的是“霸道”的路子嘛——真正的儒家应该行的是宽厚正大的“王道”的。
确实，一百来年后，大学者刘向就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问题在于，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王道大行”的时代。
即使是被儒生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周文武的黄金时代，也还是在儒家典籍上留下了“血流漂杵”的痕迹，太公更是传开了用兵如神的威名。“天下大同”的王道，从来只存在一代代儒生们美好的幻想之中。无论是谁，把王道抬得再高，霸道，才是每一位雄主选择的真正道路。
雄主，是不会被任何一种别人的思想所束缚的。
刘彻正是雄主里的雄主。
董仲舒自以为是天地间之至言的天人三策，不过只是摆在刘彻面前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对策中的一份而已。
刘彻既然选择了天人三策作为他的经国大纲，就一定得牢牢把政策的主动权捏在手里。在他看来，高倡天人关系的儒家，其实也是和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不过是统治思想的权术罢了——不过刘彻承认，这比焚书坑儒实在是高明多了。
当刘彻看到连高徒都不能领会这一代大儒所阐述的天人灾异那一刻，心里一定在暗暗发笑。但这一定是他预料中的：
自以为是、党同伐异的儒生们，对来路不明的理论，向来是如临大敌，不驳个体无完肤绝不罢休的。
两千多年以后，那场荒唐而狂热的浩劫里，董仲舒作为一个巨大的形而上学“封建毒草”，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祠抄了，像砸了……
其实回想我国悠久的历史，他其实是有大功的：毕竟无论什么时代，人心稳定才是发展的基础。董仲舒抬出老天作为大一统后盾的儒家理论，在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客观上起了整理稳固各阶层思想的作用，真正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思想界，或者应该说是第一次成为思想界能压制其他所有理论的唯一主流，将那些喋喋不休乱七八糟，蕴涵着离心倾向的危险言说镇得从此再也抬头不得。再夸张点说，正是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广泛传播，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分分合合却始终能走回统一的路上。
在这个意义上，他几乎可以与混同天下的秦始皇相提并论。
当然，我们也该看到，仅仅只有稳定，是不能长久迅速地发展的，经过几千年层层加铸的三纲五常，像枷锁一样，一日一日压得这个源远流长的古国弯腰驼背透不过气来。
但这能怪董仲舒吗？就像婴儿学走路用的学步车，开始确实是能有效规范孩子的姿势，加快他们学走路的速度的；但不管孩子长到多大也不取下，甚至长了胡子还套着学步车，那只能是使孩子畸形残废。这能责怪发明学步车的人吗？
倒是后世的统治者们，对这套行之有效的精神枷锁死死抓住爱不释手，打磨上油保养维护的正是他们。
匈奴已远遁，诸侯已尽削，百姓都听话，花白了头发的刘彻志得意满地在柏梁台上独坐。
台侧危耸的铜柱上，同样铜铸的仙人高举着承接露水的金盘。
他捧起了去世多年的董仲舒留下的《春秋繁露》，想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提到天上是否真有神仙。
刘彻现在实在很想知道那神秘的苍天之上到底有些什么。
改制——王莽的“大同”梦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像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地皇四年秋，新朝都城长安。
皇宫内殿。伏在几上的王莽大叫一声，又从噩梦里惊醒，全身都是冷汗。
他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有睡个安稳觉了，实在倦了也只是伏几小寐片刻。也吃不下东西，每天最多只是就着鳆鱼喝点酒。
空荡荡的殿里一个人也没有。王莽似乎想喊一声，随即又无力地倚在了几上。深陷的眼窝里，死鱼一样的眼睛茫然地看着翻倒在面前的酒爵。
这年六月，王莽那以“长一丈、大十围”的巨无霸开路，无数“猛兽虎豹犀象以助威武”的百万（实为四十三万）之师，“前歌后舞”地前去镇压各地起义。原以为这支“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的大军，应该是“所过当灭”，但在昆阳竟然被八九千绿林军打得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只挣出数千残兵丧魂落魄地逃回洛阳。
绿林军趁势麾军大进，兵锋直指长安。
消息传来；关中大乱。
王莽很清楚自己的手掌还能控制多大的地盘，臣下也很清楚——就连倚为肱股的国师刘歆也绝望了，居然想劫王莽去向更始政权投降。
尽管所有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王朝能够永远兴旺，可君临万世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于是也就有一些倒霉的帝王必须面对末路。
穷途的帝王们，表现得也是千姿百态。有与前来弑主的臣下讨价还价，从郡王直降至做个普通老百姓而不得的秦二世；有搂着嫔妃躲到枯井里的陈后主；有对镜自叹“这么一颗好头颅，不知来砍的是谁”的隋炀帝；有痛惜儿女生在帝王家的崇祯……
可除了如晋惠帝之流，因诧异饥民“何不食肉糜”而贻笑千古，明显弱智的宝贝外，好像还没有谁像王莽那么荒唐、那么异想天开的——
王莽在绝境中上演的那出闹剧还是一如既往地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终于，他召集所有的儒生术士，挑了个吉利的日子。
那个狂沙大作的清晨，长安南门的吊桥吱吱地放下了。烟尘滚滚，金光闪闪的仪仗慢慢导了出来。
昔日趾高气扬的羽林郎们今天怎么看也有些沮丧。
王莽坐的还是那辆臣民们私下称为“灵车”的；六匹马拉的金瑵羽葆九重华盖登仙车，只是护驾的三百黄巾力士今天“登仙”的吆喝声，实在有些涩哑勉强。
文武百官朝服盛装，依次默默步行，跟在车后排成长长一串。褴褛的长安百姓战战兢兢地伏在大路两侧，不时悄悄抬一下头，暗暗琢磨着神圣得可笑的主上领着群臣又想搞什么新花样。
南郊。几千儒生同声吟诵冗长而沉闷的祷文之后，也不知谁一声令下，所有人齐声大哭。顿时，旷野上哀声震天。
这就是《周礼》及《春秋》都提到的：“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
王莽哭得尤其伤心，时而捶胸顿足，时而伏地叩头，时而仰天大呼：“苍天苍天，既然授命于莽，为什么不殄灭众贼啊？如果我的受命是个错误，那就用雷霆轰诛了我吧，苍天啊！苍天！”他悲恸得几乎窒息过去。
秋风中，六十八岁的王莽哭得像个无助的孤儿。尘土、鼻涕和眼泪把崭新的衮袍糟得一塌糊涂。
他实在是觉得委屈极了。
王莽是历史上集昏君暴主和奸臣贼子为一体的代表人物，实在臭得可以，足够与桀、纣那几个老牌标靶称兄道弟。
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个资格，两千年来都是因为他的谋篡——家天下时代，来自身边的威胁确实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应该防备的，理应神人共诛。
但王莽的惨败，并不能说主要是因为谋篡：搞那种禅让把戏的，他不是第一个，儒生们津津乐道的尧舜禹政权交替中是否存在阴谋诡计，抱怀疑态度的人代代都有；他也不是最后一个，后代究竟有多少人导演过这种闹剧，一时很难统计，但其中包括了唐宋开国之君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甚至可以说，他的代汉过程可以算是成功禅让的典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也没有流多少血，简直是民心所向顺理成章。
如果动辄几万、几十万人上书请愿歌功颂德，被后人怀疑是王莽自己炮制的话，那么即使是对王莽意见很大，在《汉书》中只给了他“传”的待遇，而且放在最后一篇以示贬斥的班固，也不得不在书中写到：
“（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
你如果认为在西汉末年那腐败堕落的环境里，作为当权外戚的王莽，篡位前那些礼贤下士廉洁自律是伪装，简朴得让公卿们把堂堂大司马夫人错当成仆妇是矫饰，责令儿子为擅杀个把奴婢而自杀是不择手段的残忍的话，那么王莽为了篡位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
整整三十一年，他过的就是这种所谓“虚伪”的生活！
后人有时实在不能把在长安南郊哭得声嘶力竭的新帝王莽，和稳健地操纵着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等同起来。好像有一把巨大的利剪，把王莽的声名与事业，喀嚓一声，以他的登基为界拦腰剪成了两半。
正是登基后全力以赴的改制，把王莽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
从诏书上，我似乎能看到，对权贵愤慨之极的王莽，俯�